日本将毒品作为进攻中国的重要手段，实行毒品战争，在占领区实施名为禁烟、实为贩毒的“黑化”政策，毒害沦陷区人民的体质，消沉人民斗志，搜刮民脂。伪满洲国、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等均将毒品作为敛财的重要手段。在农村，他们规划种植罂粟区域，散放罂粟种子，传授种植技术，提高单位产量；在城市，则广设烟馆，规定销量，鼓励吸食，甚至诬蔑拒绝毒化之人为反日思想犯、“重庆分子”。日本鸦片贩子里见甫与中国人盛幼庵合作建立的宏济善堂，是战时日军占领区最大的贩毒机构。 大敌当前，中国民间社会呼吁救国先强种，强种须禁烟。在国民政府控制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在政府主导、民间力量参与的情况下，瘾民改造成壮丁，烟地换种为粮田，禁烟运动取得初步实效，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西南地区提供了大量壮丁、粮食和其他物资，为抗战提供了人力及物质保障，禁烟运动的展开与西南成为抗日大后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某些地方的禁毒实效十分有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继续实行禁毒政策，建立禁毒专门机构，颁布《禁烟禁毒条例》，全面实行禁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