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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毒品卷土重来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年禁绝毒品的运动结束后,我国基本实现了“无毒国”的目标,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大陆全境的毒品犯罪、毒品吸食现象几乎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只是在边疆地区偶有种植和吸食现象发生,但并未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因此,在1979年制定的刑法典中,对于毒品犯罪规定了较轻的法定刑,没有死刑的设置。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毒品犯罪在我国又开始出现并逐渐扩大。沉浸在“无毒国”光环中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对卷土重来的毒品犯罪现象有些措手不及,从不愿面对到冷静应对,从简单复制建国之初三年禁绝毒品模式到理智思考禁毒政策,改革开放后的禁毒宏观战略一直处于变动和争议之中。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不能任其发展。”[45]改革开放的本质是对于人的解放,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改革开放强调人的创造和发展,重视国际交往和内部经济行为的参与和竞争,这就使社会处于大变革、大流动的状态。同样,人的思想也得到解放,人的个体性和个人价值逐渐体现,在思想上也出现了价值多元、文化分野的特点。但是,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社会思想的多元性也为毒品犯罪的卷土重来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云南边境地区,毒品贩运过境的现象日趋增多,毒品吸食现象也逐渐增加。1981年10月21日,云南省昆明市戒烟领导小组对辖区内发现的61名吸毒者举办了第一期集中戒烟学习班,通过抽调干部和专业人员有针对性地对吸毒者集中戒烟。[46]这表明,云南地区在这个时期毒品吸食现象已不再是个别现象,与毒品吸食关联的其他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也不断上升。据统计,1982年至1989年,云南省共查获贩毒案件20845件,抓获贩毒人员33294名。到1990年,全年云南省抓获毒品犯罪分子3000多人,1991年前三个季度即破获贩毒案件2818起,抓获贩毒分子4317人,缴获鸦片876公斤,海洛因1280公斤。[47]在全国范围来看,1991年破获毒品犯罪案件8395起,缴获鸦片1980公斤,缴获海洛因1919公斤,缴获冰毒351公斤,到1998年,破获毒品犯罪案件数已达到184216件,为1991年的22倍,缴获鸦片1215公斤,缴获海洛因7358公斤,缴获冰毒1608公斤,缴获大麻5079公斤。[48]据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2010中国禁毒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7.7万起,同比上升25.8%,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9.1万名,同比上升25%,缴获海洛因5.8吨、鸦片1.3吨、冰毒6.6吨、氯胺酮5.3吨、摇头丸106.2万粒、大麻8.7吨。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破案数上升,其中16个增幅超过20%。[49]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毒品问题卷土重来,近三十年的时间一直处于高发状态,在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数量基本稳定的同时,氯胺酮、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数量迅速增加,毒品案件数量急剧上升,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毒品犯罪遏制和毒品的禁绝。在新中国禁绝毒品近三十年后,毒品重返我国并迅猛发展,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国际毒品消费市场不断增长凸显了“中国通道”的重要性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欧洲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入了毒品消费的高峰时期,特别是对海洛因的需求大幅增加。作为最重要的海洛因产地——金三角地区与金新月地区迅速扩大了罂粟种植面积,并通过技术改良提升了鸦片和海洛因的产量。20世纪70年代,“金三角”地区的鸦片产量从60年代的200多吨增加到了700吨,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接近3000吨。[50]而“金三角”地区的毒品消费地则最主要集中在美国等北美国家,传统的贩运路线包括经泰国、缅甸仰光、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越南等国家或地区中转后通过海运进入北美市场。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上述中转国家或地区政局的稳定和禁毒法律的严格执行,传统运输、中转路线不再能够满足贩毒集团迅速、及时向北美地区大量输入毒品的迫切需要,刺激了贩毒集团打开“中国通道”过境输出毒品的冲动。对于贩毒集团而言,打开“中国通道”能够实现快捷中转、输出毒品的目标,也有利于培育潜在的毒品消费市场,而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刑法对于毒品犯罪规定了较低的法定刑,也使贩毒集团通过“中国通道”输出毒品只需要很低的犯罪成本。

二、我国西南地区毗邻“金三角”地区的区位特点则使毒品的输入具有了空间上的便利性

我国西南地区毗邻世界上最重要的毒品种植、生产基地之一——“金三角”地区,特别是云南省有8个地州、27个市县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边境线全长达4060公里,其中部分县市就与金三角地区山水相连,某些边境地区与境外村村相通,阡陌相连,语言相通,文化相似,并保留着互市、通婚、过耕等习俗。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云南)边境一线有国家级口岸7个,省级口岸12个,边贸通道有很多条,各种便道不计其数。这种历史的、民族的、地缘的因素是堵截毒品非法流入比较困难的原因之一。”[51]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区位特点,自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毒品输入通道。

三、改革开放后制度和文化的变迁也影响着毒品的供应和消费长期存在

毒品问题的实质是一种对物质的依赖,这种依赖形成对毒品的需求,需求又因为供给的充分与否会扩大或减少,而供给则与利益驱动有着内在的联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形式多样的经济交往和人员交流使毒品的供应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并不局限于中国境内毒品的种植、生产。因此,融入全球化的中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实现毒品生产和供应的禁绝,更不可能因噎废食而重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因为,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市场、参与世界秩序的建立,是提高生产力,解放思想,实现社会、个体发展的必经之途,从长远利益和宏观利益上看,开放的中国尽管无法像闭关锁国的中国那样能有效杜绝毒品的供应,但是却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具体而言,制度和文化的变迁对于改革开放后毒品问题的重现有着下列影响:

第一,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并鼓励社会、个体参与市场竞争。与此相配套的是国家对于个体经济行为、自主生活的管制日趋淡化,人口的迁徙、流动出于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的需要而成为一种正当性的权利,个体不仅拥有了比较充分的经济权利,也拥有了更为充分的政治权利。这就使毒品这种管制品具有了交易的可能性,而且这种交易的可能性会随着市场机制的充分程度而不断增加。在人口流动频繁、交易行为多元的条件下,毒品的交易和流动也就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第二,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依法禁毒已形成社会、国家、人民的共识。由于1979年刑法典的立法者对于我国毒品形势的发展缺乏正确的预期,在刑法中并未规定科学、明确的毒品犯罪定罪量刑规范。如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行为,对走私行为的最高法定刑为十年有期徒刑,对制造、贩卖、运输毒品行为的最高法定刑为十五年。对于其他毒品犯罪行为并未规定,且已规定的毒品犯罪行为所配置的法定刑并不合理。这就使改革开放初的毒品犯罪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刑罚惩罚和威慑,无法真正阻击毒品问题的深化和扩大。

第三,文化的多元化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吸毒群体,这使毒品不再停留于单纯的过境层面,而使我国也逐渐成为一个毒品消费大国。因为毒品频繁过境现象的存在,使得处于我国领土内的毒品数量大量增加,也使毒品的获得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同时,改革开放后各种思想和文化逐渐多元,伴随着个体自主性的提高,个体的思想分歧和经济落差也相应出现。美国学者韦尔认为,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易言之,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是人类固有的欲望,而实现这种转换的化学捷径即为毒品。忘却自我、实现自我转换的具体路径为毒品与服用者的心态、服用者的实际环境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这种冲动源于人的本能,但冲动的强弱则与社会环境有关。[52]因此,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一方面人的自由度增加,另一方面这种思想和文化的转型也会带来某种程度的社会焦虑,而焦虑和落差则容易刺激自我忘却的冲动,兼之毒品大量过境所带来的毒品获取便利性就使毒品吸食现象慢慢成了一种亚文化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零星吸毒现象,到21世纪初登记在册吸毒人员人数突破百万,我国仅用了2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吸毒现象已深深融入中国社会的肌肤,并与文化、环境相互作用,成为现代社会挥之不去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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