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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人贩运鸦片时期

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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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港脚商人

当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以广州为基地开展鸦片贸易时,中国政府早已宣布禁烟了。对此英国殖民者不能不有所顾忌;但他们又无法摆脱鸦片贸易高额利润的诱惑,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所谓的两全之计:表面上东印度公司命令公司的船只不准把鸦片运入中国,而是将鸦片在印度拍卖,然后由港脚商人把鸦片运至中国出售,以完成三角贸易。

所谓的港脚(Country)商人就是指那些来往于印度与中国之间进行贸易的私商。他们既可以是英国的私商,也可以是印度的私商,由这些英、印私商所进行的私人贸易,就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的港脚贸易。

东印度公司将所控制的鸦片集中到加尔各答,加工成白班土,然后拍卖给港脚商人。在最初的岁月里,每年拍卖5次,后来随着鸦片产量的增长,每年拍卖7次,再后来达到每月一次。1821年后公司也将收购来的白皮土运至孟买拍卖。甚至波斯土也会由海峡运到达曼、孟买等地拍卖。1801年前,每箱鸦片的拍卖价约1750卢比,此后一度因产量增大而价格下跌,1801年仅1124卢比,1811年回复到1639卢比,1817年时已涨到每箱2300卢比了。 [47]鸦片拍卖后名义上由港脚商人自行处理,实际上,商人们无不将鸦片装入港脚船,开往东南亚和中国。

港脚船在印度制造,多由英商出资,雇印度人为船员,但由英国船长指挥。港脚船只有得到东印度公司的许可证之后,才能从事东方贸易。鸦片是极易损坏的商品,必须小心包装,箱子外面还裹上皮革,因为鸦片需要通风,通常每艘船一次只装500箱。这些船是吨位在500吨以上的钢底船舰,一船备有12门大炮,精良的武器与航海辅助设备使其能驶向东方各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鸦片贸易的发展。

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代,英国的私人与企业以港脚商人的名义,已经参加鸦片贸易,而且实力大增。到19世纪30年代初,他们已占有50%的中英贸易额。但他们仍受到不小的限制,例如港脚船须经公司的特许才可参加贸易;公司的鸦片政策,在他们这些唯利是图的鸦片贩子看来,是“游移不决”的。他们认为这种港脚贸易,不是一种权利,而只是“一种由宽容才得以存在的贸易”,尤其对推销英国的工业品非常不利,因此,公司的垄断权是“有害的”。[48]这样,在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期满之时,港脚商人们联合英国国内的资本家,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发展自由贸易,竭力反对公司贸易垄断权的延续。

东印度公司特权的丧失

1831年,英国政坛发生了变化,由商人与工厂主组成的辉格党,击败了以土地贵族为核心的托利党,在国会中取得了胜利。这样,英国资产阶级向中国扩展“自由贸易”的最后障碍——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遂于1833年8月23日被废除。12月9日,英枢密院明令废止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并逐渐把公司改组为统治印度的行政机关。从此以后,英国外交部成了对华贸易的最高负责机构。英政府随即任命具有英王使节身份的驻华商务监督,以接替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其使命是保护和开拓英国资产阶级在华利益及其势力范围。

1834年7月,英国贵族、上院议员、海军大佐律劳卑(W.J.Napier)到达澳门,出任首任商务监督,而德庇士(J.F.Davis)和罗宾臣(G.B.Robinson)这两个前公司驻广州的大班任副手。从此以后,殖民者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的统率下,鸦片贸易这种“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 [50]

鸦片走私的新发展

早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时代,不少英国洋行已在广州加入了贩卖鸦片的行列,其中最大的是怡和洋行、宝顺洋行、伦敦东印度中国学会和曼彻斯特商会。当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出广州后,大量的英国人为鸦片的高额利润所驱使,匆匆赶到广州,一时外国洋行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1833年时,英国商人的团体为66个,而到1837年便增至156个。 [51]经过他们不择手段的钻营,终于将鸦片的走私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新时期。

首先,在运输工具上,他们特制了一种鸦片飞剪船。这种船只不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装载量比一般的帆船多50%,而且航速快,从加尔各答到广州,只需40余天,而一般的帆船却要走90天。这样,由于飞剪船的投入,鸦片的运输能力大大增强了。 [52]

其次,在鸦片的销售上,他们创造了新的方法。一种叫作黄埔方式。英商将装载鸦片的商船开至广州黄埔港停泊,然后由中国商人直接上船进行交易,双方谈妥后即付款提货。另一种叫作伶仃方式。在中国政府强调禁止鸦片贸易的时期,鸦片船不能直接开到黄埔港,鸦片商们便先将鸦片卸在停泊于伶仃洋的趸船上,然后运载着合法的货物前往黄埔,在那里向中国的买主提供鸦片的样品,中国买主谈妥付款后,即可得到一张提单,凭此单即可在伶仃洋的趸船上提货。总之,不管哪一种方式,鸦片买卖都是现钱交易,所以比起用赊账方式买卖的其他西方商品来,要方便很多。

第三,大大扩大了鸦片走私的范围。其区域从伶仃洋推进到广州城外及东南沿海地区。1823年怡和洋行首先组织了远征队,把鸦片运至福建泉州出售,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价格可以卖得更高,而且还避免了被广州的中国官商征取“陋规”。于是,英商们纷纷驾船北上,并在闽粤交界的南澳设立了鸦片存储站,从而加深了鸦片的泛滥程度。

第四,武装走私日益发展。本来中国烟商雇“快蟹”船凭提单到趸船取货,然后将鸦片运回广州大窑口,但他们有时会遭到政府缉私艇的拦截。为了阻止中国政府的干涉,外国商人们竟将武装的鸦片船开入内河,这种客船“在虎门外面有五十艘三十吨到三百吨的大型船,在内河里也有三十艘或者更多一些。从东面的虎门到城西的花池,差不多沿河各处都成为这种贸易的舞台”。 [54]所以,在1837年后,鸦片走私已从暗中偷运,发展到公开的强运了。

在外国鸦片贩子无孔不入、无恶不作的活动下,鸦片的输入量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增长。在东印度公司的特权被取消后的四年里,鸦片的输入量竟增长了100%。

当然,这中间也包括美国人的“努力”。

美国人的鸦片走私活动

1784年8月,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到达广州,从此开始了两国的交往。在早期的中美贸易中,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据统计,在1805—1844年间,美国向广州出口的货物总值是119741020元,而中国输入美国的货物总值达196543071元, [55]逆差达39%,美国因此每年都要向中国运来大量现银,才能平衡贸易。

对美国来说,急需一种像鸦片那样的商品来平衡中美贸易。第一艘来华的“中国皇后”号上的司货员山姆·萧(Samuel Shaw)回国后撰文指出:鸦片在中国很有销路,走私既安全,又可得到优厚的利润。不久,这个有“远见”的青年人被派往广州担任领事。美国人决计步英国人的后尘,以走私贩毒来“开始一条美国财富的巨大发展道路”。 [56]

为展开鸦片贸易,他们首先在世界各地搜罗鸦片。由于鸦片的主要产地印度属英国势力范围,因此,美商决定另辟蹊径。恰巧美国驻土耳其领事斯蒂华向国内报告说,盛产的土耳其鸦片如能运到中国去一定能赚大钱。 [58]

到1839年林则徐禁烟止,美商的对华鸦片贸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805—1818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数字,美国人在这一时期,向中国贩卖了5494箱鸦片,年平均为392箱。 [59]其中最成功的是美商采取直运、代运等多种方式运销土耳其的金花土,从而一开始就超越葡萄牙、荷兰等国越居第二位。

第二阶段是1819—1827年。这一时期由于印度鸦片产量的增加,价格下降,美国的鸦片贸易遭到了英国的沉重打击。1819年起运往广州的鸦片锐减,8年间,贩至中国的鸦片共1563箱。为了改变低迷的态势,美国政府不断向英国施加压力,结果迫使英方于1821年允许美商贩运印度鸦片,这样,使美商获得了最大的鸦片来源。随着悬挂着星条旗的鸦片趸船在伶仃洋的出现,美国的对华鸦片贸易再度攀升。

第三阶段是1828—1838年。这是一个急剧上升时期。就现在所能看到的其中7年的统计数字——美商运穗的鸦片为7372箱——来看,它已超过前两个阶段之总和。而且,鸦片替代现银的输出,有力地支持了美国的对华贸易。

这时,旗昌洋行逐渐兴起,成为继普金斯洋行后美商贩毒的中心。美商的活动范围也从广州扩展到东南沿海,甚至是天津。美国政府对“功勋卓著”的旗昌洋行给予了特殊待遇,即从该洋行的大班里遴选各地的领事,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854年。

美国商人究竟把多少鸦片运到中国,要作出精确的统计是十分困难的。其原因不仅在于统计资料的匮乏,如马士所指出的,美国政府始终没有公布输华鸦片的数量 [61]

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却给美国带去了难以计数的利益。第一,它使美国摆脱了中美贸易极不平衡的困境,“因为这项贸易可使美商不必再向中国输入现银,可以用伦敦的汇票代替了。鸦片的销售量越来越多,英美以及其他洋商,可以用卖鸦片的款项买进货物,而不必用现钞了。在鸦片贸易的这一方面,美商所得好处远较任何其他国家的商人为多。” [66]

因此,19世纪中国的鸦片大灾难,美国人同样也难辞其咎。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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