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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炳千秋的禁烟运动

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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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禁与严禁之争

鸦片大量输入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严重恶果,逐渐引起统治者的重视。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由此引发了一场如何禁烟的大争论。

较早提出鸦片弛禁主张的,是广东士绅何太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赋闲在家的何太清在与许乃济讨论禁烟问题时指出,要想杜绝鸦片泛滥,“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 [120]

许乃济的弛禁“无伤于政体”论出笼后,立即遭到一些朝臣的反对,其中又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和江南道御史袁玉麟的三篇奏折最为精彩。他们认为:一、不能厉行禁烟的根本原因是官吏奉行禁令不力,因为鸦片买卖必须依靠中国人才能完成,所以,他们认为在内地严禁后,是有可能禁绝鸦片的。二、如允许外人以鸦片易茶叶,“倘使茶叶不够充分的话,恐怕仍然是会用银钱去交换烟泥的。此外,如果我们有权防止银元输出,那又为什么不能阻止鸦片输入呢?”三、“吸食鸦片,但禁官弁士兵,不禁小民……半禁半弛先紊其例。” [122]

这三篇奏折在中国禁毒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以急进的主张确立了严禁鸦片必要的大前提,基本驳倒了弛禁的观点,此后,朝野上下再也无人敢公开宣扬弛禁主张了。到1836年11月,朝廷基本确立了厉行禁止鸦片贸易的政策。

在严禁理论逐步形成的同时,中国第一次有效的大规模禁烟在林则徐的部署下,正在两湖地区蓬勃兴起。

林则徐江苏湖广禁烟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为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早年林则徐在厦门担任海防同知书记,已目睹当地官吏兵丁“皆有嗜鸦片之癖”。 [124]

道光三年(1823年),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1832年任巡抚。江苏为南北要道,商民辐辏,吸食鸦片烟日益成为社会问题。林则徐明察暗访,发现商业近年衰弱,究其原因“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 [131]但因江苏不是鸦片流毒的关键地区,因此,影响与作用都不大。尽管如此,林则徐的政绩受到道光帝的肯定,1837年2月,林则徐出任湖广总督。

19世纪30年代的武汉地区烟毒已很严重。他十分痛心鸦片流行导致城市衰弱,“苏州之南濠,湖北至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 [133]同时,林则徐在武昌、汉口、汉阳和长沙设立察烟局,委派得力官员,负责收缴鸦片和烟具,在政策处理上,根据烟贩自首和戒绝情况,“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一时,通衢要道遍贴禁烟告示,官府民众纷纷出动,查烟馆、抓烟贩、搜烟土、缴烟枪,形成禁烟的高潮。

两湖地区的禁烟迅即奏效。1838年秋,汉阳荣烟局捕获烟贩朱运升,起获烟土1200两,烟膏800两。汉口禁烟局在一栈房一次搜得烟土2570两。在强大的压力下,烟贩纷纷自首,其中仅烟贩邵银璋一人即缴出2000两烟土。10月27日,林则徐亲赴校场,查验鸦片烟枪1754杆。总计,林则徐在湖北共缴获烟土、烟膏12000两,缴毁烟枪2000杆;在湖南境内,缴获烟枪3540杆,起获烟膏、烟土3万余两。 [134]

为使吸食者能戒绝烟瘾,林则徐亲自研究药方,最有效的是“忌酸方”“补正丸”“物引”和“瓜汁饮”等四种。湖北省除官制的断瘾药以外,各药店也配有戒烟药,“无家不有,无家不售”,以致作为戒烟药主要成分之一的高丽参、洋参等药材涨价数倍,供不应求。一些老鸦片瘾者,一天吸食1两,抽了30多年的鸦片;戒烟之后,颜面发胖,筋力复强,家人对林则徐感激涕零。两湖的禁烟实践坚定了林则徐清除烟毒的决心,时代的潮流将他推到了为国家为民族争命运的浪尖。

道光帝的禁烟决心

道光帝所处的年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弊病百出、社会问题迭起的时期。鸦片以及鸦片背后所隐含的问题,无疑是其中最棘手的。

在道光朝以前,清政府的禁烟动机,多从道德出发,以鸦片足以淫荡人心、消弭意志为由;而到了道光朝,除了道德原因外,更由于白银外流,不得不从经济立场来考虑禁烟问题,并且在烟毒的侵染下,国民体质下降,军队战斗力衰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道光帝才成为推出林则徐上演了虎门销烟时代壮举的禁烟皇帝的。

道光帝对鸦片的态度是有个过程的。正值盛年的道光帝,继承的是“一个荒淫而腐败的朝廷,一个无组织而贪污的政府,以及被叛乱弄成百孔千疮的帝国”。 [136]光帝为显示禁烟的决心,乃立刻将烟膏弃去,将进呈烟具的太监立毙杖下。正因为如此,他对于鸦片之危害有亲身的体验,因此,继位后决心禁绝鸦片。道光二年(1822年)他就严谕广东及备省督抚查禁银两出口及鸦片进口,次年发布《失察鸦片条例》,以后每年连连下达禁烟上谕。19世纪20年代,尽管鸦片流毒日广,但对国家的财政收入还没有暴露出咄咄逼人的威胁,白银出洋虽有,臣下多认为是“夷人”用洋钱套换所致。道光帝对粤海关的百万银两的岁入和种种报效十分看重,而且每年税课是有盈无损,所以在道光前期,清廷对鸦片的禁止是流于形式的。

1830年后,各地奏疏开始揭露鸦片对国家财政的危害,白银的严重外流,引起了道光帝的高度重视。1831年他加强禁烟的法律力度,严定买食鸦片烟罪名,禁止贩运及私种罂粟。但次年输入的鸦片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了9000箱。1832年,广东连州瑶民起事,两广总督李鸿宾率兵镇压,但由于兵丁吸食鸦片,失去战斗力,几乎全军覆没。御史冯赞勋就此事上奏,指出:兵丁吸食鸦片,“若不严行查禁,将来日甚一日,不惟一兵不得一兵之用,窃恐一省并无一兵之用,其为患贻不可胜言”。 [139]1838年6月,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痛陈鸦片耗银为病国之忧,指出鸦片贩子与官吏、兵丁勾联一气,“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呼吁必须重刑严禁,“必先重治吸食”,引起朝野的震动。道光帝即要求一些督抚各抒己见。9月各地督抚的29件复奏到达朝廷,除贵州巡抚看法特殊以外,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湖南巡抚桂良、护理湖北巡抚张岳嵩、安徽巡抚色卜星额等表示支持,而大部分人对黄爵滋的建议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显然道光帝的禁烟主张影响了内外大臣们,而这场讨论的结果基本决定了朝廷的禁烟政策。

于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几次上奏呼应黄爵滋之后,于10月初再上一本,此即著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在条陈种种利害后,林则徐将鸦片提到了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高度:“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殆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请道光帝早日实行严禁:“臣……自念受恩深重,备职封圻,睹此利害切要关头,窃恐筑室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据说,道光帝在11月9日读到“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之句时,大为感动,“朱圈赞赏”。 [140]在此以前的10月25日,京城发现皇侄庄亲王等贵族吸食鸦片,这给道光帝以很大的刺激。11月8日,皇帝又收到琦善的奏折,得知在京师门户的天津竟查获鸦片13万两,遂决定宣召林则徐入京。

这样,一场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就此展开了。道光帝为显示禁烟的决心,首先将送呈烟具的太监立毙杖下,同时,惩办赴僧尼庙内吸食鸦片的王公大臣,庄亲王奕责、辅国公溥喜予以革爵,将许乃济“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儆”。 [141]并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粤、闽接连缉拿败毒要犯;云南严禁种植罂粟,惩办吸烟官吏;奉天加紧查办鸦片贩子;邓廷桢在广东搜缴鸦片26万两;琦善也在大沽口捕获要犯,起出15万两鸦片。全国查获的鸦片达80万两。

就在全国禁烟运动蓬勃展开的时候,林则徐于12月26日抵京。第二天起,道光帝在8天中接连召见林则徐8次,商议禁烟大计;皇帝如此隆顾臣工,为清朝历史上首见。道光帝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东查办鸦片。他希望依靠林则徐而“一劳永逸”地消除烟患,解决财政危机。 [142]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怀着“乃蹈汤火”,将“祸福荣辱于度外”,“苟利社稷,不敢竭肱骨以为门墙辱”, [143]奔赴南方。一场以民族自救为宗旨的禁烟运动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林钦差来到广州

就在林则徐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民众禁烟斗争正在走向高潮。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渔民,多次驾驶渔船,到龙穴岛、万顷沙附近海面焚烧快蟹船,称为“蒸大蟹”。他们还以售卖食物为名,攻击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谓之“作鬼趸”。东莞的农民则自发起来捣毁烟馆,缉拿烟贩。这样,广东的鸦片交易已受到很大的阻碍,鸦片的交货“从八月间受到限制之后,逐月呆滞;经纪人们被逮捕而处刑,并有很多逃避了,在沿岸的销售锐减,在广州和它的附近,据说被查缉到很多”。 [145]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在南下途中他已对广东方面作了种种安排,林的禁烟活动可以分为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

对内方面,林则徐确立了“将已来之鸦片,速缴到官;未来之烟土,具结永断” [147],并惩办受贿包庇鸦片走私的水师官弁蒋大彪、梁恩升、徐广等人。林则徐还发布告示责令吸食者限期戒绝,林则徐所缴鸦片,加上此前邓廷桢主政时期所缴,共拿获83.5万两。这的确是很大的成绩,但这一数字若与同时期走私入口的近9万箱鸦片相比较,则连百分之一都不到。事实说明仅仅用查拿中国烟贩的老办法来禁烟是不能成功的。于是,林则徐的主攻目标对准了有英国政府支持的外国鸦片商人。

时外国鸦片商人将鸦片存贮于伶仃洋面趸船,并与中国行商相勾结,企图逃避查缴。林则徐针对此制订有力而周密的计划:第一,责令英国鸦片商人勿存侥幸,缴出全部鸦片;第二,对平时串通英贩的不法行商晓以大义,责令他们传谕英贩,缴烟具结,转变立场;第三,3月18日,要求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及烟商将伶仃洋面22艘趸船上的鸦片尽数缴出,限3日回禀。此因大烟商颠地的阻挠而未果,林则徐即下令捉拿颠地。23日,外商表示愿缴烟土1037箱,以图敷衍。24日,英国海军大佐义律来到广州,企图助颠地逃走,林则徐先行一步,当日下令外船封仓停运。义律以及320名外国烟商也被禁闭在商馆。26日,林则徐再颁《示谕夷人速缴鸦片烟土四条》。表示“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 [149]

义律种种破坏封仓禁令和呈缴鸦片的阴谋诡计全部破产后,才知道这位林钦差办事的作风,只得于3月28日禀呈林则徐,表示缴出鸦片。5月28日,22艘趸船的19187箱和2119袋鸦片全部缴出。按一袋鸦片的分量相当于一箱鸦片计,共收缴21306箱。其中,怡和洋行缴出7000箱,宝顺洋行缴出1700箱,美商旗昌洋行缴出1540箱。这些鸦片共计净重1188吨。为人类至今为止一次缴获数量最多的毒品。

壮观的虎门销烟

收缴的鸦片临时存放在虎门镇口。林则徐等原考虑将这些鸦片解往北京,验明烧毁,并得到了道光帝的赞同。后有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瀛奏陈,水陆转运“不免赔累劳扰”,不如就地销毁。5月30日,道光帝谕旨就地公开烧毁。

林则徐接到上谕后,便选择虎门牛背脊山麓镇口海滩为销烟地点。遂率官员前往虎门监督销烟,林的座船上悬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烟设海国”。没收的鸦片被安放在虎门的广场,周围围起了坚固的木棚栏,搭起临时仓库,并且戒备森严。林则徐采用海水漫化法。首先在海滩高地上开挖两个纵横各15丈的大池,以便轮流使用。池底平铺石板,四周钉板,前设涵洞,后通水沟,销烟时先由沟道车水入池,撒盐成卤,然后将球形烟土切成四瓣,投入卤中泡浸半日,再投入石灰烧透,而成渣沫。等到海水退潮时,启放涵洞,让溶解了的鸦片随浪入海。

6月3日下午,林则徐率文武官员登上销烟礼台,震动中外的虎门销烟开始了。300余箱鸦片被投入池中,化为渣沫。到25日,除保留8箱作为检查的样品外,2376254斤鸦片全部焚毁。为彻底销烟,林则徐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先后拿获企图偷窃鸦片的罪犯10余名。

销烟将始,外国烟贩按照经验猜测,中国人销烟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大部分鸦片将会被高价出售。义律也认为这批鸦片将作为政府专卖,并预言今后的鸦片贸易会合法化。为释外人疑问,6月13日,林则徐特发告示,准许外国人到现场观看。美国人金(C.W.King)与传教士裨文治(E.C.Bridgman)等观看了销烟过程,裨文治写道:“我们曾反复考察过销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一工作更忠实的了。” [151]

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是中国第一次禁烟运动的最高潮,是中国禁烟运动的光辉篇章,它被公认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伟大起点。6月3日虎门销烟开始日,1929年被国民政府确定为禁烟纪念日。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一面浮雕,就是虎门销烟的宏伟场景。1987年,联合国在维也纳集会,将虎门销烟取得胜利的日子——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虎门销烟也是世界禁毒史上的一座丰碑,当时鸦片毒害已扩展到世界各地。印尼已因荷兰殖民者引诱吸食,遭到了亡国灭种的厄运。东南亚其他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受到鸦片的毒害。英国早在17世纪已有人警告,食用鸦片,“就会每天处在死亡的痛苦之中”,“没有任何药物能解开时间鸦片的毒性”。 [152]但一直没有实行禁烟。美国在独立前,已出现鸦片问题。独立战争期间,南北两方的军队均一定程度上依赖鸦片。独立后,种植罂粟的地区增多;因药用鸦片而致瘾的日益普遍。可是,各国对禁鸦片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当时大张旗鼓地严禁鸦片的只有中国。

具结之争

虎门销烟顺利结束了,然而禁烟运动却遇到了新问题。早在3月28日林则徐就提出,外国商人必须出具永不夹带鸦片的“甘结”(即保证书),并在4月4日发出甘结的样式,要外商“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155]离开广州的义律真面目暴露无遗,他根本不理会刘开域,而是向印度总督提出,派兵来穗示威。他余下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强化英中贸易来对抗林则徐,并鼓动英国政府发动战争。

林则徐广东禁烟的行动激励了各地的地方官,他们对违法的官员和鸦片走私集团进行严厉打击,禁烟运动在继续蓬勃发展。四川藩司刘韵珂在皇帝的支持下,严办70余名吸食鸦片的大小官员。 [159]贩往内地,沿途有人站站接应。清政府对公然对抗禁烟的红会进行镇压,陆续抓获匪徒160余名,缴获烟土5800两。

6月15日,道光帝批准了穆章阿等廷臣拟定的《严禁鸦片烟章程》,这部禁烟法典是百年来中国禁烟法令中最周密、最彻底的一部,体现了林则徐等禁烟派的主张,从而促进了禁烟运动的发展。由于中国的厉禁,印度市场上的鸦片价格因此大跌,与此相反,伦敦市场上的茶叶却上涨了二成,且有价无货。外商不得不像30年前那样,用银子来购买精美的中国货。伦敦的舆论也“尽以为在世界上,唯林(则徐)可以扫除鸦片”。 [160]

从清朝政府看来,没收禁品的鸦片,乃是完全合法的举措,而且给上缴鸦片的不法外商每箱还赏赐茶叶5斤,这足以表现天朝的宽宏;在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下,国际贸易只是对外夷的恩惠。但是,奉行重商主义的英国却极为重视国际贸易,他们要严惩中国的禁烟行为,于是,英国政府强行以大炮和舰船开路,发动战争,轰开中国已紧闭的禁烟大门,使中国的禁烟运动中途夭折,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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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李乔:《清代官场百态》,第142页。
  97. 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
  98. 《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一十二,页十九。
  9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100.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1册,上海新知出版社1955年版,第312页。
  101. 参见第二章第二节。
  102. 雷瑨:《蓉城闲话》,《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1册,上海新知出版社1955年版,第300页。
  103.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一),第318、307页。
  104.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一),第318、307页。
  105. 《闽歌甲集》,第114页。
  106.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599—600页。
  107. 贺长龄、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四,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8页。
  108.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8—29页;《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1册,第263—266页。
  109.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第1003页。
  110.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页五。
  111.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页二。
  112. 李伯祥、蔡永贵、鲍正廷:《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13.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页四百一十五。
  114.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页四百一十五。
  115. 包世臣:《安吴四种》,庚辰杂著二。
  116. 《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三,页三。
  117.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页。
  118.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216页。
  119.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216页。
  120. 过去史学界对弛禁主张的批判过分,如认为弛禁派的主张是“准备牺牲人民的生命”的一种“露骨的残忍主张”(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5页),“是以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乃至中国人民的生命为代价来满足一小撮贪官污吏的私利”,“集中反映了一批与鸦片贸易有密切关系的官僚立场”(龚书铎、方攸翰:《中国近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这些批判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121. 转引自牟安世:《鸦片战争》,第107页。
  122. 转引自牟安世:《鸦片战争》,第107页。
  123. 雷瑨:《蓉城闲话》,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303页。
  124. 《林则徐集·奏稿》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5页。
  125. 《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600页。
  126. 《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571页。
  127. 《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册,第263页。
  128. 《林则徐全集》,第1册,第269页。《林则徐集·奏稿》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5页。
  129. 陈锡祺主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130. 《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35页。
  131. 《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35页。
  132. 林则徐全集编委会:《林则徐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册,第78页。《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99—600页。
  133.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67—571页。
  134. 参阅《裕泰年谱》,道光十八年、十九年条。
  135.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3页。
  136.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页124。
  137. 转引自朱金甫、郦永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问题新论》,《人民日报》1986年1月6日。
  13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62页。
  139. 转引自朱金甫、郦永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问题新论》,《人民日报》1986年1月6日。
  140.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一),第314页。
  141.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页125。
  142. 林则徐:《致叶小庾书》,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143. 缪荃孙:《清代碑传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18页。
  144.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8章。
  145.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页134。
  146. 牟安世:《鸦片战争》,第121页。
  147. 据林则徐历次奏报统计,《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54、691、737页。
  148. 李圭:《鸦片事略》,卷上。
  149. 《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5页。
  150. 裨文治:《镇口销毁鸦片》,《中国丛报》1839年6月号。
  151. 牟安世:《鸦片战争》,第127页。
  152. 马丁·布思著,任华梨译:《鸦片史》,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6页。
  153. 《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1,页156。
  154. 《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1,页156。
  155.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27页。
  156. 《宣宗成皇帝圣训》,卷11,圣治,页3。
  157. 《宣宗实录》,卷334,页23;卷345,页3。
  158. 连横:《台湾通史》下册,第359页。
  159. 邵雍:《鸦片战争时期的帮会》,《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
  160. 《澳门新闻纸》,见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二),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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