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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禁戒毒品
  3. 中国毒品史
  4. 悲壮的鸦片战争及鸦片贸易合法化

战后鸦片走私的发展

破禁时代的开端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宣布禁烟令无效,相反,也曾在某些场合重申过继续禁烟。如1843年秋,道光帝颁发上谕:“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人民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败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19]

然而这只不过是道光朝曾经掀起的厉禁巨浪的惯性余波。朝野上下,连百姓恐怕都心里完全明白,禁烟不过是皇帝维持脸面的官话罢了。实际情况是自朝廷到各地,禁令早已名存实亡了。对外而言,清政府对外国鸦片贩子的行为早已默认,外人的鸦片船畅通无阻,从香港到辽东半岛的漫长的海岸线上,几乎都能看到鸦片趸船的船影。中国的鸦片贩子也依仗外国的特权而公开贩运。在所有停泊鸦片趸船的地方,鸦片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搬运上船的,然后又从趸船上交给中国卖主,“这种接受和交付,就像任何合法商品的成交一样公开进行”。至于英美的走私船,如有必要,他们的军舰会守卫在走私船的旁边,“一直守到中国人(指鸦片贩子)相信军舰对鸦片贩子的保护同对合法商品的保护完全一样为止”。如果还有担心的话,鸦片商们还可从本国公使那里领取趸船的航行执照。而且这种执照几乎可以无限期地使用,例如,怡和洋行的一艘鸦片趸船,自1845年领得牌照起,到1858年趸船出卖为止,整整的13年间,就一直使用着一张有效期仅一年的航行护照。 [20]

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言:“从1843年起,鸦片贸易实际上完全不受法律制裁。” [23]

输入中国的鸦片不仅很快达到了战前的水平,而且还有惊人的增长。输入的鸦片仍以印度鸦片为主,下面(下表)是印度加尔各答和孟买的鸦片输出数量。

印度加尔各答和孟买的鸦片出口量:

年 份 印度输出鸦片额(箱)
1843 42699
1844 28667
1845 39010
1846 34072
1847 40250
1848 46000
1849 53075
1850 52925
1851 55561
1852 59600
1853 66574
1854 74523
1855 78354
1856 70606
1857 72385
1858 74966
1859 75822
1860 58681

资料来源: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626页。

此表尚未包括印度的达曼、果阿等口输出的鸦片,更没包括土耳其等地的鸦片,因此这是一个很不完整的数字。尽管如此,我们已经从上表中看到,除了个别年份外,鸦片输入的数量比起战前要高得多了。费伊曾指出:“印度输出中国的鸦片有时每年达八万箱。” [25]如1848年输入的46000箱,若以上海价格每箱695.8元计算,则该年中国人因鸦片输入而送给外国的白银达32006800元,这个数字已比《南京条约》规定的2100万元赔款还多1100万元。若以上表中的18年间进口鸦片的总量1023770箱计,则送给侵略者的银子达712339166元,是条约赔款的近34倍。对中国而言,这真是空前的浩劫!

“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更工。”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鸦片的泛滥,预示着中华民族近代百年灾难的开始,从承平到战乱,从安适到流离,突发的变局,使为国家命运担忧的进步士大夫文人始而惊,继而愤。目睹满目疮痍,他们或为文,或为诗,用笔讨伐腐败的吏治,记录时代的变迁。他们尤对鸦片的罪恶,及烟氛日盛而忧心忡忡。黄爵滋的《抚州行》叹道:“不见阿芙蓉,家家鬼结磷。”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写道:“鬼灯队队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何不专城花县去?春眠寒食未曾醒。”实际上,这些愤怒的诗人们所看到的黑风毒雾,还刚刚开始。

与战前鸦片走私的大本营只有广州一口所不同,这时的通商五口均成了鸦片贸易的集散地。

通商口岸的鸦片风景

战后,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它同时也是鸦片走私的枢纽。在那里,几乎没有一家洋行不以某种方式从事鸦片生意。 [26]19世纪40年代后,储存于香港等待运往中国内地口岸的印度鸦片,竟达165000箱,价值8300万元。同样,在五个通商口岸鸦片的走私贸易,也丝毫不逊于香港。

在这些地方,鸦片交易几乎都是公开地进行。在广州,1843年有鸦片窑口20余处,鸦片铺子500—600家。 [31]此外,汕头也有鸦片趸船在做买卖。

在厦门,鸦片趸船停泊于外港,“鸦片小艇像渡船一样地来来去去,鸦片公开地在大街上贩卖”。 [33]

在福州,趸船停泊在闽江出口处,城里的毒品交易十分红火,“不是每个礼拜而是几乎每天都在离海关大门不到十尺的地方,大白天里就把鸦片搬上岸”。 [36]

宁波的“鸦片贸易也同样是公开的”, [37]1847年,英国公使在那里亲眼看到鸦片贩子旁若无人地出售鸦片。趸船则抛锚于外港。

通商口岸中,上海是最北面的城市,但成长却异常迅速。在鸦片走私方面也是如此。仅在1843年5月到11月17日开埠的几个月内,到达吴淞的走私鸦片就达8000箱。 [38]以后输入上海的鸦片有增无减(见下表)。

1847—1857年输入上海的鸦片数量

1847—1857年输入上海的鸦片数量

资料来源: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3、612页。

这最后一个数字已比20年前输入中国的数字总和还要多。苏州河边洋行的鸦片仓库散见于各处,烟馆也在租界里挂起了揽客的旗幡。上海逐渐成为鸦片走私的据点,因而吸食者也日益增多,社会风气日渐奢靡。道光年间,“不待城市殆遍,即乡僻亦然”, [39]南汇县城每日所进烟土,费用已倍于米粮。

黑色运输线

五口通商后,各国殖民者以百倍的疯狂走私鸦片,他们从印度等产地一直到中国内地的穷乡僻壤,建立起贩运鸦片的黑色运输线。有人描写道:“自从腓尼基人时代起,至今在人类所曾从事的海上贸易中,鸦片运华是最危险和大胆的贸易了,因为它是一种明令禁止的贸易,是在狂风暴雨的海洋上,沿着很少人知道的海岸,而且在世界上最残酷的海盗出没之区进行的。和这种鸦片贸易相比,当年拿破仑战争时代,英吉利海峡中的走私,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罢了。” [40]

为加大运能并与其他洋行竞争,殖民者纷纷采用新型的飞剪船。飞剪船是一种轻型的快速航船,其船身长,宽度窄,吃水浅,篷帆多,船首装有突出的斜桅,因而驾驶轻灵,且能经受风浪的冲击,几乎可在任何季节里行驶。飞剪船的载重量一般为90—450吨之间,最大的有1700吨。这种在世界航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船种,最早出现在美国的巴尔的摩。19世纪20年代,这种轻捷灵便的飞剪船被用于向中国沿海走私鸦片。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怡和、宝顺和旗昌等洋行争相向美国各船厂订购新型的飞剪船。

走私鸦片的飞剪船分为三类:一类行驶于印度和中国香港之间,把印度鸦片由孟买和加尔各答运到中继站的香港;第二类则把香港的鸦片转送到各通商口岸;第三类则是把香港的鸦片走私到未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销售。 [41]在轮船时代到来之前,飞剪船是航速最快的船只,连英美的战舰也望尘莫及。用飞剪船走私鸦片,就能逃脱缉私船的追击。当然,贩毒是危险的,走私船除了航速要快之外,还必须配备精良的武器。几乎所有的飞剪船都拥有强大的火炮,除了两舷各有数门大炮外,中间还有主炮。有些飞剪船的火力超过了兵舰。不仅如此,水手也比普通船的多一倍以上,且多是技术精娴、经验丰富的老资格水手,或是受高薪吸引的海军官兵或亡命之徒。

飞剪船经岁往来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它们从印度的港口载着鸦片起航,一路顶风冒险驶向中国;如遇中国的巡船,常常公然开炮反抗,然后仗着速度快而逃窜。航行的目的地,除了广东、福建外,最重要的是上海。据一个英国船长的航行日志:1855年4月4日,黄浦江上泊有32艘外船,其中30艘是飞剪船;1858年10月5日,外船为140艘,1862年9月13日,为268艘,其中的大部分是飞剪船。 [42]

除了装运鸦片外,飞剪船还兼营报告鸦片行情的邮件业务。当时鸦片市价涨落极大,各洋行之间为此勾心斗角,对产地的产量与市场价格变化极为关心。为使客户满意,飞剪船之间展开航行竞赛。当时开往上海的飞剪船一到吴淞,立刻扔下邮件,再由专差马不停蹄地从吴淞驶至外滩,把邮件送到洋行的门口,速度往往超过了外国政府的公文传递。 [43]

据统计,向中国各口岸运送鸦片的飞剪船等有100艘,总吨位超过2万吨。 [45]到1851年增加到了14艘。

中国的鸦片贩子在同洋行谈妥交易后,即凭洋行开出的鸦片提货单到趸船上提货,然后用自备的驳船或信船把鸦片从港口外运回城市或运至附近港口。

在通商口岸,聚集着大量被裁撤的乡勇,他们无以为生,便参加帮会,沦为烟贩,从而成为鸦片贸易的一个环节。据史料记载:“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 [49]由于清政府没有妥善解决战时团练乡勇问题,因此这批人流散城市,成为游民。各地帮会在吸收游民后,实力大增,走私鸦片的能量也飞速增长。这不仅使帮会势力日益坐大,而且也大大刺激了鸦片的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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