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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国毒品史
  4. 悲壮的鸦片战争及鸦片贸易合法化

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为了鸦片再开战

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英国资产阶级满以为这下总算打开了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的大门。璞鼎查(Pottingor)在英国议院宣称:“倾所有英国兰克夏纺织厂的出产,都不足供给中国一个省的消费之用。”[51]性急的英国商人甚至把钢琴和西餐用的刀叉也大批地运到了中国。

然而,结果并没有像英国资产阶级想象的那样,直到中英通商10年以后,在中国消费的英国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当然鸦片除外。他们并不明白,强制的武力虽然制服了清朝政府,但并没有动摇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他们虽用利炮轰开了中国主权国家的大门,但并没有轰散中国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因此。“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53]即使是对于进展最顺利的鸦片贸易,殖民者似乎也不太满意。因为,一方面清政府表面上仍坚持禁止鸦片贸易,另一方面殖民者靡费于武装走私,也殊为不便。

因此,英国迫切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以扩大商品输出,实现鸦片贸易的合法化,扬言必要时不惜再度使用武力达到这一目的。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就曾赤裸裸地说:“战争过去了,战争的时机又已到来。现在我们又再度在这样的境地上,或者是承受已经扩张了的,但是还有限度的利益作为最后的结果,或者是我们的政策就是面向那些必然引起改变现状的纠纷,制造那些纠纷,从而试图获得更多的利益。” [54]1854年,英国以《望厦条约》有12年后在贸易及海面各款上稍作变通的规定为借口,指示驻华公使包令联合法、美两国公使布尔布隆和麦莲,向清廷进行修约交涉。他们提出了公使进京、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增天津为通商口岸等要求,清政府以“荒谬已极”予以驳回。这时在包令看来,“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的支持和强迫”,否则他们是不能成功的。于是,英、法两国便寻找借口,挑起战争。

1856年10月,英国以广东方面搜捕中国走私船“亚罗号”为借口,悍然出兵占领广州各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法国以发生在广西的“马神甫事件”为口实,派兵伙同英国对华开战。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次年,又向天津进发。6月,清廷被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内容有,各国公使驻京,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中国向英、法赔款等。1859年6月,英、法军队以入京换约为名,再起衅端,清军在大沽口英勇抗击。10月英法联军在占领大沽口后,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

作为战争起因的鸦片问题,也因《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订立而完全合法化了。

鸦片变成了洋药

英国一直在谋求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不仅英国如此,连美国也有此要求。美国公使列维廉在中美《天津条约》里,把《望厦条约》中有关美国政府对本国国民携带鸦片不加保护的规定取消后,仍不满足,他接着向英国公使额尔金提出正式照会,敦促英方在中英税则谈判中要求清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额尔金从列维廉那里找到了支持,信心大增,10月19日他复函列维廉说:“我对阁下表示关于鸦片贸易的意见竭诚同意;因此对于尊函所提的这一部分,此处亦不必多言了。……我当立即训令此次参加谈判的我的代表,把尊函中明确说明的意见提交中国政府官吏们考虑。” [55]

于是,在上海举行的中英通商税则谈判中,英方提出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清政府代表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被迫承认了鸦片合法贸易的原则。当讨论到鸦片税率时,桂良等起初要求每箱纳税60两,英方反对说,税率不能高到鸦片商人承受不了而设法逃税的限度,还价15到20两,最后双方同意定为每箱30两。1858年11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将鸦片改称洋药,规定:“向来洋药……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 [57]不久,咸丰皇帝朱批“依议”。

从此,过去至少在法律上是禁止的鸦片,现在变成了合法的洋药,可以完全公开买卖了。这样,西方在取得设立租界、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之后,又夺得了鸦片的销售权。而且不仅是洋药可自由输入,内地自种的“土药”也可种植和买卖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条约的文本中,英语的“Opium”始终没有变化,而中文的鸦片则被改称洋药了。这样一来,能腐蚀人们肉体和灵魂的毒品——鸦片,通过改头换面的伎俩,居然泯禁灭戒,登堂入室了。果然开禁后没几年,洋药之害如决堤之水,泛滥全国。对此,参与交涉的列维廉的秘书卫廉士亦不能不承认这一举措给中国带来的危害,他说:“当1858年税则准许鸦片纳税进口后,由于鸦片走私贸易提升为合法许可的商业,本来已很微弱的道德上的抵抗,好象亦消灭了!” [58]

关于鸦片的税收问题

鸦片的税收是与列强夺取中国的海关权力紧密相关的。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后,英、美、法三国领事见有机可乘,宣布上海各租界严守中立,禁止清政府官员到外滩海关办公,海关业务被迫停顿。这时英、美、法三国领事于1854年6月同上海道台吴健彰达成协议:由三国领事各提名一人担任税务监督并组成税务管理委员会。这样,第一个由外国人管理的中国海关便诞生了,中国的近代海关制度也因此起源。到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邀请”外国人“帮办”税务,次年英人李泰国出任总税务司,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从此建立。

在列强窃夺中国海关主权的同时,关于鸦片的征税问题也在交涉中。1856年10月,上海地方政府经与英、美、法三国长期谈判,议定鸦片进口以每箱20元纳厘(华北后改为每箱24两,其中的20两归入军需支拨,4两为办公经费)。[61]由上可见,实行外人管理海关的制度,产生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为了将进口鸦片的关税作为海关主要财源而采取的措施,因为鸦片是中国进口货中居第一位的重要商品,就经济收入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鸦片贸易合法化后,各洋行从鸦片贸易中捞得更多的利润,仅小打小闹的美商琼记洋行,在1858年一年中就赚得纯利润13000美元。自然那些英商大洋行的所得就更可观了。原来泊于各口外若即若离的鸦片趸船,此时也不再需要躲躲闪闪了,吴淞口外的趸船更是堂而皇之地开进了黄浦江,停泊于外滩江岸。

港澳地区的鸦片走私

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澳门则为葡萄牙以“租”的形式所窃据。于是,中外鸦片贩子便以此为中心向南中国沿海发动猖狂的鸦片走私。

港澳地区是外国鸦片进入中国市场的中转站,鸦片有一部分在当地出售,这种鸦片的交易往往很混乱。《天津条约》订立后,港英当局为了有效地获得鸦片税款,便将鸦片在香港的加工与零售权,包给了出价最高的包销者。这种包卖的零售鸦片,实际上有70%是走私到中国各地去的。

战前鸦片走私主要是外国船只所为。现在,往来于港澳的华商华船,为暴利所趋,在港澳殖民当局的庇护下,也加入了鸦片走私的行列。据莱特(Stantey F.Wright)说:“从事这项非法贸易的民船船队,往往都聚集在这两个地方,因为各该殖民地当局并不想去制止它们,所以,它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装运贵重的货潜行窜往中国地面。它们都配有适当的人员和武器,绝不害怕任何想要试图截阻它们的缉私武力,不论殖民地当局究竟凭着什么借口,把英国旗帜的保护扩大到那些租有英王土地的中国人自置的中国民船,无可争议的,他们这样做,无异是给予这类民船所有主一种手段,使他们得以违反《虎门条约》第四款……的规定,而不受殖民地当局方面的处分。” [62]

那时,中国在港澳附近的广州海面尚未建立缉私征税的机构,因此,广东海面变成一片弥漫着乌烟瘴气的烟海毒洋。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63—1908年任此职)的估计,仅1869年一年中“洋药到香港八万八千箱之多,进口报税者只有五万箱”,而这走私的三万箱鸦片漏税达40万—50万银两, [63]由此可见香港向内地鸦片走私的猖獗。

在香港,除了以上传统的海上走私以外,又多了一条陆上走私的途径。19世纪60年代,不少鸦片是由香港经广东、湖南走私到湖北去的。所有这些走私“之所以猖獗,完全是因为它能够据有一个坐落在(中国)海岸两哩以内的英国自由港作为自己的基地”。 [64]这样,港澳的鸦片走私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了。

赫德的阴谋

为了制止港澳向内地的走私漏税,1868年广东地方政府决定在靠近九龙和澳门的边界地区,建立厘金局卡,征缉中国沙船私运鸦片的厘金。关卡于1871年设立并开始工作。

中国政府这一限制鸦片走私的举动,激起了香港鸦片贩子的反对。清政府请赫德“居间斡旋”。当时,赫德正在谋求扩大总税务司的权力,于是,经过赫德的穿梭,到1876年中英订立《烟台条约》。该约第十二条虽然规定“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海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买客一并在新关输纳厘税,以免偷漏”, [67]

关于鸦片的走私问题,1886年9月11日,三方代表璧利南(Byron Brenan,英国代表,驻天津领事)、邵友濂(中国代表,上海道)、劳士(James Russell,香港代表,法院陪审官)以及总税务司赫德达成协议:原来由中国海关监督执行的走私检查权移交给赫德的海关总税务司,由总税务司统一征收。为执行这一使命,一个新的海关税务司在港英当局管辖的九龙设立了。总税务司则把鸦片税厘暂存于汇丰银行。

这一协议无疑使总税务司的权力大大增强。正如赫德所言:“总的来说,我们业已胜利。现在我已将广东各口岸往来于香港和澳门的民船贸易,从粤海关的掌握中抢了过来,置于税务司们的管辖之下。” [69]这样一来,汇丰银行更成了这一部分税收的保管机构。这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极大损害,是赫德对其国家效力而侵损中国利益的典型表现。

在与澳门的交涉中,赫德故伎重演。澳门与香港一样是走私鸦片的庇护地,在中葡谈判时,澳葡当局坚持要求承认葡对澳门的主权,并以此作为同意在澳门实施香港决议的条件。对这样一个拿中国领土主权作交易的要求,赫德积极响应。他说,对中国来讲,这无足轻重,因为“中国现在所要做的,不过是说一句,她‘承认’这个实际情况不去干扰它。让这个事实像以前一样继续存在,不过给葡萄牙加上一条明文或一纸文件而已”。 [72]赫德又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接着4月3日在拱北成立了总税务司管辖的海关,征收鸦片的税厘。

为了禁绝鸦片的走私问题,在赫德的策划下,中国与英、葡进行了谈判,但作为中国高级雇员的赫德,不但不对英、葡损害中国主权的罪行加以揭露,反而利用清政府的财政问题,设法满足英、葡的要求,并乘机扩张自己的权势。仅此一项就可得出,这位曾大力促进中国海关现代化的、铜像曾在上海外滩矗立30年之久的赫德,在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和扩大化方面显然是有罪的。他对这些“成果”的取得十分自得,踌躇满志地说:“我们的鸦片工作是进行得非常令人满意的,它的结果将是印度鸦片销售的空前增大和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的相当减轻。” [74]同时,赫德也有意忽略了一个由此产生的最严重的后果,即鸦片烟毒在中国各地更加泛滥了。

鸦片税厘在清政府财政中的地位

鸦片成了洋药后,洋药税便成为进口货物税的一种,从此,鸦片正式同清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密切关系。

鸦片税始于1853年的厘金税。厘金原是中国境内以各种方式征收的国内中转税,这种厘金制度始于太平天国时期,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诚,采纳门客钱江的建议创办厘金制。1853年,首先在扬州的仙女庙、宜陵、张网沟等集镇试行,强征货物过境税,规定捐率为货值的百分之一,故叫厘金。次年推广到各省,不几年全国已有厘金局600余所,分局、分卡不计其数。厘金原是临时性措施,因征缴得力,每年可收1000万两,到太平天国灭亡后的1865年,已增至1500万两,比丁赋等正税还要多。而后的接连用兵、兴办洋务、筹建海防等无一不需巨款,因此,清政府不仅没有取消厘金制,反而将其强化,成了常年收入的一大来源。

出于同样的动机,清廷为缓解财政危机,也已在设法从鸦片中捞取赋税了。咸丰初年,太平天国兴起后,各省财政陷入困境,在走投无路之下,东南地区的疆吏率先开征鸦片税。1856年,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征收鸦片税,定每箱征税24两,其中20两归军需,4两为办公经费。次年闽浙总督王懿德也开征烟税。此后,何桂清公开奏请鸦片弛禁,皇帝不仅没有震怒,反而于1859年决定对国产的鸦片土药抽收税厘。首先令云南所产土药分别收税抽厘;将正税解部,厘金则作为该省“剿匪”经费。 [75]

鸦片厘金在厘金税中占有重要地位。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加重洋药的税厘建议。 [79]

1884年以前,鸦片占中国进口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1867年和1878年鸦片在当年的进口货值中所占的比重竟达46%和45%。 [82]由此可见鸦片税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到19世纪80年代后,尽管鸦片进口减少,但从1887年鸦片厘金并入关税由海关一并征收后,税厘仍占相当的比例。是年,经过赫德的权力扩张,海关将常关所收的鸦片厘金也列为海关的职权范围。在晚清的五大税收即地丁税、漕粮、盐税、关税和厘金中,关税和厘金所占的比重,从1860年左右起迅速上升。在关税收入中,鸦片的税收和厘金占有很高的比例,这一点不仅显示鸦片贸易对海关收入的重要性,也显示出鸦片贸易对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直到1903、1904年,鸦片税仍高达646万两和602万两。 [83]

关于鸦片税,除了以上所述外,各地方政府还先后设立其他税种,如浙江省的烟捐; [84]清末首设土膏局于四川涪州,后各省亦纷纷设置土膏局征收过境转运税、落地内销税等。

1861—1906年洋药税收及所占比例一览表

1861—1906年洋药税收及所占比例一览表    1861—1906年洋药税收及所占比例一览表    1861—1906年洋药税收及所占比例一览表   

资料来源: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4—67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887年以前,洋药税在清廷的财政收入中均在10%以上,1887年以后,尽管所占比例有所减少,但是洋药厘金在清廷财政税收里的份额依然很大。

清政府以海关为主,征收鸦片税厘,既填补了财政收入,又支付了战争赔款,同时还可以作为向外国借款的担保。特别是1870年后,海关在中国财务、政务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第一是意味着中国进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化;第二是表明,中国的海关名义上是清政府的一个机构,实际上却是外国凭借武力为所欲为的地方。在鸦片战争前,清廷从遏制银源枯竭的趋势这一目的出发,发动禁烟;但到光绪年间,鸦片不但没被禁止,因鸦片的大量进口而征得的鸦片税却成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柱。这一变化正是清廷走向腐败、走向衰弱的历程,是主权独立的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的历程,也正是鸦片烟毒在中国日益泛滥的过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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