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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洋药进口与土烟的发展

外国鸦片的进一步泛滥

1880年:印度鸦片进口的最高潮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国鸦片输入中国打开了大门。因此,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鸦片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

在印度,由于鸦片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因此,自19世纪40年代起,印度的罂粟种植业一直非常繁荣。印度全国除了蓬介(Punjab)一省外,到处种植着罂粟。仅在巴特拿和贝拿勒斯的鸦片经理处,每年用来种植罂粟的土地都稳定在584622英亩和454158英亩之间。政府向农民提供贷款,发给执照,以管理罂粟的生产。为了保证向中国市场供应的稳定性,孟加拉鸦片经理处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又采取丰存歉取、以丰补歉的方法。政府每年宣布鸦片的销售数和存储数,例如1868年宣布库存为30000箱,最多出售达48000箱。这种政策避免了鸦片价格的大幅度摆动,从1884年到1891年间,鸦片减产了40%,但仍能保证每年出售57000箱,每箱的价格也保持在1088卢比以上(下图)。这样就保证了印度鸦片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向中国和东南亚各地。

 1813—1914年印度生产鸦片的数量及财政收入的变化

1813—1914年印度生产鸦片的数量及财政收入的变化

资料来源:加藤祐三:《十九世纪的英国和亚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图中的①为印度鸦片的出口金额;②为印度财政中鸦片的收入额。

鸦片税仍是英国殖民地政府的重要收入之一。例如1880年,鸦片收入占印度政府年收入的14%。 [52]

1880年印度的鸦片出口量达105506箱,为1815年的38倍,这一数字也是印度从1800年至1940年的140年间鸦片出口的顶峰。其中输入中国内地的占绝大多数,余下的运至香港、海峡殖民地(尤其是新加坡)。而且,在运至香港和海峡殖民地的鸦片中,也有不少最终仍流入了中国内地。

要确切统计外国鸦片的进口数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在近代百年中,无论是严禁时代还是破禁时代,鸦片的走私始终是非常猖獗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尽管鸦片已变成“洋药”而可以公开交易了,尽管进口商品的税率只需5%,而且,实际上还没有达到值百抽五的地步,但因鸦片贸易量太大,鸦片走私仍相当普遍。如1869年,到达香港的鸦片约为88000箱,而报税入关的仅5万箱,也就是说,有38000箱走私,中国政府因此损失的税银就达40万—50万两。 [54]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实际输入中国的鸦片比统计的要多得多。

由于巨量鸦片的入口,除上海这个鸦片之都外,还产生出不少鸦片转运中心,北方的天津就是这样的中心之一。《天津条约》之后,号称“皇家四大行”的怡和、仁记、太古、新泰兴洋行,依仗租界的庇护及种种特权,使鸦片输入很快成为天津进口货的第一位。如1861年天津进口的鸦片达1482担,1863年增至3749担,1865年又达到5654担,到1866年猛增到9612担,价值白银5768169关平两。 [55]

鸦片进口与贸易平衡

1880年,是外国鸦片入口中国数量最多的年份,此后,进口鸦片逐渐减少。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中国土烟生产的扩大并排挤洋烟以外,还与进入中国的英美工业品的增加,以及印度实行金汇兑本位制有关。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印度鸦片贸易的历史。在两次鸦片战争前后,英美输华的棉纺织品价格不如中国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结合下所生产的土布便宜,所以英国棉纺织品的输华,并未因战争的胜利而大大增加。于是,与战前一样,英美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丝货款,很大部分原是以印度的鸦片来偿付的。但是,巨额鸦片的输华,也会逼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且排挤其他商品的输入,因为中国人民的支付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英美的鸦片输华和商品输华,既是互相补充也是互相排挤的。这种以鸦片来平衡英美由华输入茶、丝的基本现象,到19世纪80年代才有改变。

自19世纪80年代起,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力空前发展,钢铁、机械、轮船、棉纺织品等的制造成本大大下降。对中国的商品出口接近或超过了中国的出口,也就是说除了鸦片外,商品贸易已接近平衡了。到19世纪70—80年代前期,中国进口鸦片价值始终占进口总值的40%上下,80年代后期相对比数降至26%,90年代前期又降至20%,90年代后期再降至14%。 [56]这一趋势是和中国进出口商品由出超转至入超的趋势相一致的(下表)。

1870—190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概况

1870—190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概况    1870—190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概况   

1.包括鸦片在内;2.鸦片除外。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近代对外经济关系研究》,第134页。

1870—1890年间的商品贸易,中国年年是顺差,但出超额年年在减少。到1890年以后,成了入超,且入超额呈飞跃性的扩大。

1893年,印度采取金汇兑本位以后,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了30%—40%。输华的鸦片价格自然大涨,如1892年,印度鸦片到华的平均价每担为386.6关两,到1895年增至566.0关两,价值上涨46.4%,到1900年又增至每担630.7关两,比1895年又上涨11.4%。价格的上涨,对进口鸦片的销路自然有很大的限制作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土烟生产便日益发展了。

太平天国的禁烟政策

鸦片战争后,鸦片从广州沿西江而上,一直倾销到广西的腹地,梧州、桂平、平南、贵县一带,已是烟铺林立。仅桂平一个小小的圩镇——大黄江口,就有烟馆十几家。目睹鸦片的危害,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指出:“炼食洋烟最颠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 [58]洪秀全把禁烟列为拜上帝会的纪律,其教规规定:“不许赌博,不许吸食鸦片烟,犯者杀无赦。”

在太平天国长达14年的起义历程里,太平军制定了严厉禁烟的政策,这些政策带有改革社会陋习、提高道德风尚的进步意义。天王洪秀全在与洪仁玕议论时事时就指出,清廷每年花中国人之银几千万两为了烟土,年年如是,“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 [64]这一主张得到了洪秀全的赞同。

在对外贸易方面,太平天国同意和外商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建立贸易关系,但严禁鸦片输入。不少英国鸦片贩子要把鸦片卖给太平军时,遭到严词拒绝。1854年,东王杨秀清对外国人宣布:“凡食洋烟、水旱等烟……皆我主天王遵天父圣旨斩邪不赦也。” [67]太平天国所在地区为中国蚕丝和茶叶的主要产区,由于鸦片不能输入太平天国境内,英美等国商人只能用白银来购买丝茶等货,这就使天朝区内白银流通量有所增加,从而缓解了起义前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的泛滥。

在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禁鸦片烟的规定曾得到较好的实行。一个从南京逃出的人说:“街内巡查极多,烟酒之禁最严。间有私卖旱烟者,亦不能明吃。吃水烟、鸦片者,一人俱无。” [69]

这种情况与“烟鬼满营”的清军恰成鲜明对比。曾国藩说:“兵伍之情状,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 [71]

但到了太平天国的后期,这个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农民政权,日益蜕变,自天王以下,官兵们追求物质享受,“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往之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暌隔,猜忌日生”。 [72]在这一过程中,鸦片也渗透到了太平军内部。

在进军苏南和浙东时,太平军在占领的地区查抄官绅的财产,无疑获得了不少鸦片,这些鸦片是如何处理的,情况不明,但在太平军内却发现了吸食鸦片的现象。据曾充任太平军“先生”的顾深说:太平军在用来祈祷的时间里,可以赌博和吸食鸦片。 [76]

在捻军内部,吸食鸦片的情况也同样存在。如外号小阎王张总愚的部下王小双在被清军抓获后供认,即使张总愚在率部逃逸时,也常常在途中小憩时,抽鸦片过瘾。 [77]可见,尽管太平天国实行禁烟政策,但实际上到了晚期时这些政策已随着太平天国政权的衰弱与腐败而开始失效了。

上海小刀会与鸦片

与太平天国相比,上海小刀会与鸦片的关系要深得多。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已是鸦片贸易的中心,在此生活的社会各阶层大多与鸦片有些关联。五口通商以后,由于航运业大受打击,广东、福建一带的水手因失业而流落上海,他们“渐与本地无籍之徒,互相勾结,兴贩鸦片,遇事生风”。 [82]

在小刀会的成员中,大首领刘丽川的烟瘾之大是人所共知的。刘丽川“身材矮小,容貌则除了烟油遮盖之外,状如童子”。 [86]显然,小刀会对鸦片的纵容,影响了它的战斗力、内部团结和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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