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TSU.TW
  2. 禁戒毒品
  3. 中国毒品史
  4. 洋药进口与土烟的发展

黑风毒雾遍中华

鸦片
« 上一篇 已是最后

清朝鸦片政策的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逼迫下,承认鸦片作为洋药而合法输入,但即使如此,清廷也不是在鸦片问题上毫无作为,在一定范围内,清廷仍企图禁食鸦片烟。1863年4月,清廷颁布了一道圣谕,历述吸食鸦片的危害,严禁文武官员吸食鸦片。以后又三令五申,但其实际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洋烟的大量输入,银荒进一步加重。另一方面,吸食者的增加,对鸦片需求的扩大,也使国内亦已存在的土烟业日趋繁荣。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对土烟的禁与弛,前后有过无数次的争议反复。有些官吏仍坚持禁烟主张,如1878年曾国荃上奏《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提出在对洋烟无法禁的情况下,首先应禁绝土烟, [88]一些官吏开始承接鸦片战争前某些人的主张,在无可奈何中,考虑以土烟来抵制洋烟,增加税收,防止白银的进一步外流。

曾经为禁毒销烟呕心沥血的林则徐,在1846年接任陕西巡抚时,就曾鉴于禁烟已成为清廷之忌,从而不再疾呼禁烟抗夷,无奈之中也赞同允许内地种烟吸烟;但他担心“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未必回心向内”。1847年2月,林写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 [89]这时候的林则徐,最担心的是土烟的质不如洋烟,因而没有销路。

1847年,李鸿章奏请允许各省种植罂粟,并以此抵制外国鸦片。一些地方官员为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或贪污中饱,也鼓励农民生产鸦片。还有人提出“寓禁于种”的主张,以土烟抵制洋烟,并增加税收。1884年主事余思诒向皇帝奏称:“深恐外洋贩运日多,应请于栽种罂粟地亩,一律照赋则二十倍征收。……更令各关卡议加税厘,以助防费。”连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多主张以土烟分洋烟之利。《申报》就曾刊文认为:“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科减二千数百万两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 [90]

官吏提倡,农民利厚,于是,土烟自19世纪70年代后飞速发展,到80年代,全国18个省几乎都种植罂粟。而清廷看到土烟行销日广,获利甚丰,便决定整顿土药税,以增加税收。1890年,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整顿土药税,要求各省详察妥办。4月15日的上谕称:“内地栽种土药为中国出产大宗。果能设法稽征,认真办理,既可裨益饷需,且亦收回利权之助。” [92]对名闻遐迩的鸦片特产地四川与徐州还特别列出了收税章程。

1840—1880年中国的土烟生产

由于清政府采取容忍甚至鼓励农民种植罂粟的政策,致使罂粟的播种日益广泛。史料记载:“自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阡接畛,农家习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94]

西北的罂粟种植以山西和陕西为最普遍。在山西,罂粟19世纪60年代初仅在山坡地角试种,后来便在沃壤肥田里大量种植了。由于粮田被占,导致粮价上扬,社会出现混乱,清廷曾命山西巡抚沈桂芬刊刻告示,严厉禁绝种植罂粟。 [101]皋兰五泉山和武威所出的竟成了地方名产。

北方各地种植罂粟面积日益深广。新疆植烟始于咸、同年间,时约有1万人的陕甘烟农前住塔城、奇台等地,春去秋返,种植罂粟。1876年俄国旅行家波泰宁(Potanin)游历北蒙时说:在克鲁伦河流域见到大片大片迎风盛开的罂粟花。 [105]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内地农民到边地垦荒,趋罂粟之利而广种;二是大量退伍军人到黑龙江,亦以生产土烟为活,从而使烟毒日益泛滥起来了。

江浙一带土烟种植也相当严重。浙江的台州府各县,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种植罂粟,到19世纪80年代,罂粟的种植面积竟达十之八九。《益闻录》刊文指出:“浙东台郡,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每五月后,罂粟收获,始下谷苗。” [108]由于鸦片的畅销,使得温州的许多茶农也弃茶叶改种了罂粟。

江苏境内,1868年前,宿迁、萧丰、砀山(今属安徽省)等三县的罂粟“种植之区,已十居其一”, [111]徐州府的鸦片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上乘,与云南、四川所产,同为瘾君子梦求之物。

其他如安徽椒州、和州等地也多种罂粟。福建的闽北各地,“农民嗜利者,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近日有加无已,连畦接畛,几如丰台芍药,无处不花,而嗜烟者亦传染愈众”。 [113]

毫无疑问,土烟种植情况最严重者是西南云贵川三省。

云贵川的罂粟花

西南是中国栽培罂粟最早的地区,也是中国最适宜罂粟生长的地区。这一时期土烟的发展如雨后之笋。

四川的简阳县“道光末,乡人竞种罂粟”。 [122]

道、咸之交,有广东商人往贵州经商,并夹带洋烟入黔推销,因吸食日众而烟价昂贵,贵州绅商便从广东引入罂粟播种,由于地理适宜,所产鸦片品质极佳,于是种烟区波及黔东地区。咸、同年间(1851—1874),由于农民起义的影响,洋烟来路断绝,促进了土烟的生产。到光绪年间(1875—1908),镇压了农民起义,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商旅通畅,贵州鸦片生产也盛极一时。开州、婺川等地“开垦之地半种洋烟。……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已久,骤难禁革”。 [126]

云南的罂粟竟种到了省城的城门下,光绪年间有人游昆明记载:“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塘,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 [127]

咸丰年间(1851—1861),鸦片与其他外国商品一起侵入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到同、光年间(1862—1908),罂粟也在这些地区流行开来了。在土家族居住的四川酉阳州,因鸦片“得价甚昂贵故乡村篱落皆遍种植之”。 [131]

由上可见,19世纪70年代以后,罂粟在云贵川地区已形成专业性经济种植区域。其恶果之一是这些本来粮食完全能自给的地区,竟要靠从外省调入粮食了,并由此而形成人为的粮荒。缺粮首先在四川出现,罂粟排挤粮食作物,“细民渔利,往往弃菽麦而种之”。 [135]此后粮荒与饥饿一直缠扰着中国人达半个多世纪。

土烟的发展数量是惊人的,1866年,估计土烟产量有5万箱,1870年达7万箱, [137]分析下面的表格(下表)后,这一估计是可信的。

19世纪80年代中国部分地区鸦片产量估计:

地 区 产量(担)
满 洲 145000
西南三省 265000
江苏徐州 60000
福 建 5000
浙江温州 5000
浙江台州 10000

资料来源:《益闻录》,第145号,光绪八年二月十四日。

总产量超过40万担,约为1881年进口洋烟总量的4倍,若按每亩产3斤计,罂粟的种植面积约有1330万亩,又据《清实录》,1859年全国耕地面积为771000000亩,1887年增至847000000亩。 [138]罂粟种植面积已为耕地面积的1.6%(见下表)。

1866—1894年中国罂粟产量及耕种面积的估计:

1866—1894年中国罂粟产量及耕种面积的估计:

注:本表根据有关资料推算,鸦片亩产以3斤计。

由此可见,至晚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已从鸦片的纯消费国家,发展成了生产、贩售、吸食一体化的毒品大国。

在鸦片的贩运中,产生了各类烟帮。他们多则数百人,少则几十人,结队而行。每人夹带20—30斤鸦片,遇大关绕道而走,逢小卡常聚众抗拒,甚至武装毁卡闯关。西南地区江河支流极多,处处有小道可通,烟帮为绕避厘金,不畏艰险,翻山越岭。一旦成功,所获甚丰,每人可得数十两白银。于是,人们见利趋之,烟帮日益壮大。

台湾的烟毒

台湾是中国鸦片较早输入与泛滥的地区之一。在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的现象已颇为严重。战后,台湾兵备道徐宗干劝诫民众禁烟,遂订立禁烟公约,互勉戒烟,吸食者“一时殆尽”。 [140]朝廷准奏,从此,土药种植日广,由公田而扩大到私地,特别在嘉、彰各属种者渐多。土药虽然渐多,而洋药也未见减少,每年稳定在4000—5000箱的水平(详见下表),土药、洋药的云集导致鸦片贩卖业的繁荣。在台南,鸦片商人联合设立“芙蓉郊”的商会,每箱鸦片征费2元作为活动经费;而售鸦片烟膏的芙蓉铺,也组成公会,以促进烟膏的销售,芙蓉铺之多甚至超过了米店。鸦片的增加使鸦片厘金也稳步上升。这笔巨款主要用于台湾的防务。鸦片厘金由商人承揽,经营得法可以发财,反之也有因此欠债的,如陈郁堂揽办台南的鸦片厘金,结果欠款46000银两,被巡抚刘铭传怒而撤办。

1878—1892年台湾进口鸦片数量统计(箱)

年 份 沪尾及基隆 安平及旗后 合 计
1878 1848 2853 4701
1879 2165 3387 5552
1880 2149 3647 5796
1881 2142 3739 5881
1882 1582 3012 4597
1883 1265 2752 4017
1884 1270 2308 3578
1885 1436 2339 3775
1886 1633 2913 4576
1887 1622 2626 4248
1888 1974 2672 4646
1889 1983 2752 4735
1890 1967 3076 5043
1891 2181 3401 5582
1892 2103 3036 5139

资料来源: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9页。

1887—1892年台湾征收鸦片厘金的统计(两)

年 份 沪尾及基隆 安平及旗后 合 计
1887 131280 168008 299288
1888 157957 213608 371565
1889 158809 219903 378712
1890 157603 246200 403803
1891 174553 272087 446640
1892 169158 242902 417060

晚清海外华人的吸毒状况

明清之交,中国南方沿海各省的民众纷纷渡海出国谋生,逐渐形成了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会。华人社会形成后,吸食鸦片伴随而来,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污点。

关于海外华人和华侨吸食鸦片的原因,主要有五点。一是英国在印度种植罂粟,向东南亚英国殖民地运输鸦片,以毒害当地民众,以后迫于压力虽表面上停止向中国出口鸦片,但仍继续向东南亚输出鸦片。二是不少殖民地当局实行歧视华人的政策,甚至引诱华人吸食。例如在东南亚的英、法、荷、葡殖民地均颁有禁律,严禁白种人吸食鸦片,违者处10年监禁;但对华人则毫无任何禁止,反而诱惑奖励,加之华人自己没有节制,致使华人遍染烟毒。如矿场主经常向华工赊价提供鸦片,以引诱华工尽可能多吸食鸦片,迫使他们负债累累而终身被其榨取。据史料记载:华工出国时“大多数不吸食鸦片”,正是因为他们年富力强,他们才被人口贩子骗卖到海外的矿场和种植园做苦工,很显然他们是“在英国旗之下,始成此瘾的”。 [141]三是有些华人以贩毒为业,专门向同胞销售毒品。到19世纪后期,当地华人中的帮会、黑社会组织或有力者已牢牢控制了这项利润丰厚的交易。这也刺激了华人中的烟毒的蔓延。四是由于缺少正常的娱乐活动,甚至还严重地缺乏女性,这使得男性常常感到备受压抑;他们只有辛勤劳动,才能实现衣锦还乡的梦想,但过度的辛劳,往往使得他们意志动摇。生活的艰辛,理想的破灭,使移民们只能通过吸食鸦片来逃避现实,麻醉自己。五是受到国内鸦片泛滥,烟毒猖獗的影响。有些人出国时就已染上了烟毒,出国后继续吸食,日益严重。这一切使得鸦片在华人社会中泛滥开来了。

为了维持日益庞大的政府开支,东南亚殖民者当局实行鸦片饷码制度。他们首先垄断生鸦片的进口和供应,然后把熟鸦片膏的销售权招标让华商来承包;这一制度一方面使得殖民当局不必去设立机构,就可从鸦片承包商中取得稳定的税收来源;另一方面承包商则从鸦片销售垄断中获得可观的利润。而且,出售的鸦片越多,双方所得到的利润也就越丰。由于承包鸦片获利极丰,因此,不少华商或华商组成“辛迪加”来投标,一旦中标后,当局与华商便签月约,合同规定承包商每月上缴固定的承包费,以获得一至三年的鸦片销售垄断权。当局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垄断权不受他人的侵犯,鸦片承包商再与零售商或烟馆老板订立供销合同。

获利极丰的鸦片饷码,是华商和华人帮会的竞争焦点。华商在其背后秘密会社的支持下,互相争斗,暗杀事件层出。在鸦片承包、财富和社区权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钱的人上升为帮会的领袖,然后借助帮会的力量获得鸦片的承包权,承包后所赚取的巨额利润又被用来扩大其在华人社区中的权力。事实正是如此,新加坡最早的鸦片承包商蔡沧浪就是一位著名的华商,同时也是福建帮的头领。 [143]大多数鸦片承包商既是富商又是帮派首领的事实表明,他们可以用金钱和影响力,在华人社区中不断扩大鸦片的消费市场。于是,吸毒的病灶日趋蔓延,更多的华人成了瘾君子。

在新加坡、马来亚的华人中,早在19世纪中期就流行吸食鸦片了。它成为华人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正式的社交方式而被社会所接受,每当客人来访时,主人便将鸦片连同茶水一起端上来让客人享用;春节的时候,吃罢年夜饭,人们就往城里去,纵情于饮酒、赌博和吸食鸦片之中。 [145]这些比例远高于中国本土。

鸦片泛滥给华人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鸦片吞噬着华人的血汗钱。吸毒如烧钱,一项调查表明,1948年时,新加坡的华人瘾君子中,有三分之一人的75%的收入购买鸦片。在马六甲,中国苦力们也要花费收入的三分之二来吸食鸦片。鸦片破坏了华工们的进取心,除了鸦片以外,他们逐渐对生活不感兴趣:不再汇款给国内的父母,对家庭生活失去信心,对祖国、民族漠不关心而自甘堕落。鸦片还严重损害了华工的健康,使他们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直至毁灭。

吸食人口的估计

由于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土烟种植的蓬勃发展,鸦片吸食人口急剧增加。19世纪50年代中期,洋药空前增长,而土烟种植也连年扩大。鸦片总量的增加,大大刺激了吸毒人数的上升。估计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约300万。60年代开始吸食者不断上升,根据80年代的洋药和土药的总量推算,吸食鸦片的人口约为2000万,占全国总人口42000万人的5%左右。

吸食者中官吏占有不小的比例。公开在衙门内置床点灯,已是随处可见的场景。徐珂的《清稗类钞》称:“鸦片盛行,官署上下几于无人不吸,公门之中,几成烟窟。”有人仿唐诗曰:“一进二三堂,床铺四五张。烟灯六七盏,八九十枝枪。”有些官吏不仅“以身作则”,而且还率家皆吸。光绪年间有一王姓京官,外放后携眷出都,竟设有一吸鸦片的专车,原因是“车里共有36枝烟枪,除王老爷用的以外还有太太、姨太太、少爷、少奶奶、孙少爷、孙少奶奶等用的,他们都吸鸦片;再加上幕友家丁中吸鸦片者所用的,烟枪总数恰好是《水浒》上的天罡之数”。 [146]像这样的烟鬼之家,在晚清并不少见。

军队比鸦片战争前还要依赖鸦片。《如此官场》描写参将黄龙基“长枪不使使短枪,因犯罪被发配,途中瘾大发,寸步艰难”。天虚我生曾作诗讽刺道:“不使长枪使短枪,乌烟老将夜登场,营门破晓点名去,鼻涕横拖一尺长。”

一般民众吸食也很普遍。台湾“几乎所有各阶层居民都吸食鸦片”。 [152]

鸦片在近代中国蔓延、泛滥的原因

中国本来并不出产鸦片,而且是世界上颁布禁烟令最早、最多的国家,为何却成为鸦片烟毒最严重的地区?我们通常把根源归结到英国人头上,但这只是部分答案,因为大英帝国有众多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为何鸦片只在中国发生了震颤国家根基的社会问题呢?

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从中国内部去剖析。

在中国内部的众多的问题里,吏治是最重要的。在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已经探讨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确,当一道道庄严的禁烟令,被各级官吏视为具文时,禁烟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了。

在本节的前面,我们又回顾了清廷鸦片政策的变化,当鸦片厘金成为清财政的支柱后,三令五申的禁烟令实际已灰飞烟灭了。但是,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都是鸦片吸食的“果”,而非其“因”。在这些泛滥到难以收拾而不得不收拾的局面产生以前,中国人已经把吸食鸦片当作了一种新的饮食生活习惯。因此,对中国人接纳鸦片这一历史的事实,沿波溯源,我们应该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探讨。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家族主义的社会,在家族的组织和乡土的社会里,人们只服从于家长的权威,而缺乏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和公德心;只有家族观念,而少有民族国家意识,当然也就养成了人治的依赖性而缺少法制观念。如禁烟方面,尽管国家屡颁法令,但因其有利可图,从乡村的土豪到城市的各种小集团的领袖、有力者,争相趋之。这种示范效应的威力远远超过了“天高皇帝远”的龙廷懿旨。于是,产毒贩毒涉及官吏、军人、地主、土匪、商人、帮会、会党、马帮、鸨母、流氓、乞丐、农民等,几乎包罗一切阶层。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官吏阶层每每借口禁烟而层层盘剥民众,使烟价抬高,于是只要是涉及鸦片的便能获利。以农民为例,种植罂粟可比种其他农作物的收入高3至5倍,于是有些人便不顾国家禁令和民族存亡,以至罂粟“连畦接畛,满野缤纷”了。

与国家民族法制观念薄弱相反,老庄思想却深入人心。不仅士大夫阶层成功为儒,失败为道,而且一般民众也颇感染消极避世之风习,以知足常乐为最理想的行为模式,而这种思维的极端往往容易走向对罪恶、对病态的容忍,所以一旦处在政治黑暗、环境恶劣的逆境时,整个社会容易产生以精神自慰抗衡外部压力的状态。这种心理上的自慰又须借助于一定的形式,千百年来一直有部分中国人追求仙丹石散、不老灵药,以消极避世、麻醉自己、求得自慰。庄周的梦蝶之说与鸦片所造成的意境,在社会功能上是完全吻合的。正如林语堂所言:“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便有神奇的镇定作用。它减轻了中国人的头痛病与心脏病。” [154]之所以拿鸦片当饭吃,甚至于不吃米饭也要吃黑粮的鸦片,是因为鸦片能最大程度上满足自慰心理。当然,鸦片这种毒物有成瘾性,成瘾以后的废食狂态则又另当别论了。

鸦片盛行于晚清这个衰世也绝非偶然。早在鸦片战争前,汉族士大夫阶层处在清朝异常残暴的统治下,已感苦闷又找不到出路,便将精力消磨在鸦片之中。我们已经在前述的大量史实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鸦片吸食之风,的确首开于宫廷的达官贵族阶层。当近代一败再败于列强的坚船利炮后,整个统治阶级精神萎靡。他们不仅在物质武器上抵挡不住西方的坚船利炮,而且这个病入膏肓的政府根本就没有什么精神武器,他们奉为圭臬的儒家专制统治思想实际上已经破绽百出,而几千年来的中华中心主义,使他们惯以老大自居,拒绝接受一切外来的新鲜思想。历史的惯性,决定了这个老大帝国缓慢而又彻底地崩溃的结局。这种结局,或多或少地让他们感受到了,这种感受让他们绝望。这种消极绝望的心态与鸦片一拍即合,于是在黑甜乡里,吞云又吐雾,麻痹自己,连毒害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也无所顾惜了。

当然,这一阶段,中国人吸食鸦片的面是日益扩大了,整个中国都堕落于烟毒的深渊。还有,以往人们较多地分析统治阶级吸食鸦片的原因,而较少地研究贫困者吸食鸦片的理由。如果把鸦片瘾者的职业做一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是各业劳动人民,他们堕入毒渊,有着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不可分割的原因。

第一,工农劳动者终年劳作,收入微薄,每日清汤素菜,营养极差,因此大多身体瘦弱,精力不济。在劳动强度大而身体羸弱的情况下,吸食鸦片可暂时消除疲劳,振奋精神,久而久之,烟瘾渐深,不能自拔。

第二,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山区,鸦片被当作药物而广泛使用。如清末的贵州,全省只有省立医院的20张床位,几家私人诊所,一些县城里的官僚绅商尚无医无药,更不用说平民百姓。因为鸦片具有麻醉、镇痛、收敛等功用,所以它便成了平民百姓包医百病的救命良药。民国时期,福建一戒烟医院曾对188名鸦片瘾者的成瘾原因做过如下分析。

福建188人致瘾原因调查:

吸食原因 人 数 百分比(%)
胃 痛 82 43.6
肠 病 73 12.2
肺 病 16 8.5
风 病 13 6.9
花柳病 12 6.4
外科病 12 6.4
生殖器病 8 4.3
心脏病 7 3.7
疟 疾 6 3.2
肝 病 4 2.1
其 他 5 2.7
总 计 188 100

资料来源:《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29页。

但鸦片只能一时奏效,用量过多,成瘾中毒,耗财废人。

第三,劳动人民因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科学知识,同时,在极贫困乏味的生活中,鸦片是一种当时最为低廉易得的娱乐型消费品。近代中国除少数较短时期的禁烟年代以外,鸦片几乎是一种与盐油柴米同样的日常小商品。与一般消费品相比,其价格便宜,只需1角钱或几个铜钱就能得到满足。特别是农民自种罂粟以后,几乎不用购买,它熬制方便,吸食也简单,所以到了后期,吸食者“农村反多于城市”,烟毒由此大面积泛滥。

张之洞山西禁烟

在晚清烟毒日益泛滥之际,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山西断然实行禁烟,扭转社会风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如前所述,山西是北方烟毒较严重的地区之一。以罂粟种植为例,1877年全省耕地面积约530万亩,其中罂粟达60万亩,占九分之一。 [157]

张之洞的建议得到光绪帝的赞同,遂命他“随时查察,有犯必惩,以挽颓俗”。 [158]于是,张在山西全省发动了禁烟运动。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六方面。

第一,严令所属官员,实行禁烟。他要求各级官吏颁布禁种文告,“各道府州转饬所属,务须实力禁绝,竭诚劝谕”。如有不力者“立予撤参惩办”。 [159]第二,要求乡民订立规章,逐户查禁。有些农民因植烟利高,尽管政府严申禁种,仍偷偷种植。对此张之洞规定,一旦查出种烟田亩立即“过割于公庙”。命令每村书禁种罂粟保证二份,一份送县署,一份张贴于公庙。第三,成立戒烟局。他仿照李鸿章在天津设禁烟局的办法,在太原设禁烟局,并延请医生到山西协助禁烟。第四,禁止吸食鸦片。他严令保甲局查夜查街,将烟馆一律驱逐,严整官员、士子和士兵等吸食;还建立戒烟机构,协助戒除。第五,惩办禁种不力的官员,对惩办不力的永宁知州贺澍恩、静乐知县李兆襄奏议摘去顶戴;对参报不实的恒曲知县赵锡恩、赵城知县王耀章、绛县知县刘斌等予以撤任。同时奖励工作认真卓有成效的雁平道广荫、交城知县贾成霖、河曲知县徐水吉等。第六,坚持不懈。第二年,张之洞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颁布《禁种罂粟章程十条》,要求各级官员因地制宜地加以变通和推广,巩固禁烟成果。

在张之洞的主持下,山西民众纷纷投入禁烟,交城代州的农民铲除罂粟,种植桑棉蔬菜。经两年努力,山西禁烟已有初效。自禁种后,“南滨黄河,北抵边外,或什去八九,或什去六七” [160]。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离开山西时,他曾函告继任者奎斌,希望对“罂粟应随时派查”,对临汾岳阳、交城等关键地区须派兵弹压,以作声势。但上述的种种禁烟措施在张之洞离开山西后即废止,戒烟局为税务局所替代。烟毒回潮,泛滥依旧。

尽管如此,张之洞的山西禁烟实践,毕竟是当时洋烟与土烟肆虐中绝无仅有的一场力挽狂澜的行动,不仅在中国禁毒史上留下了可贵的记录,也为山西后来的禁烟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资料

  1. 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2.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页。
  3. 上海研究中心等编:《上海700年(129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4. 上海研究中心等编:《上海700年(1291—1991)》,第119页。
  5.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6.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4卷,第107页。
  7.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8. 王垂芳主编:《洋商史——上海:1843—195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总述)第1页。
  9. 上海研究中心编:《上海700年(1291—1991)》,第17页。
  10.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第13页。
  11. 艾略特·宾汉著:《远征中国纪实》,转引自周宁:《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鸦片帝国》,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
  12.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9卷,第182页。
  13. 王垂芳主编:《洋商史——上海:1843—1956》,(总述)第1页。
  14. 王垂芳主编:《洋商史——上海:1843—1956》,(总述)第1页。
  15.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4卷,第140页。
  16. 《大清会典事例·兵部绿营处分例》。
  17.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第4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第945—946页。
  19.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4卷,第114页。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3页。
  21. 王宏斌:《禁毒史鉴》,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82页。
  22. 冼波:《烟毒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23.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15页。
  24.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611页。
  25.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88页。
  26. 《蓝蔚雯吴熙等密禀鸦片贸易情形及设卡征税办法》,《吴熙档案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辑,第188页。
  27. 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22页。
  28. 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7页。
  29. 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7页。
  30.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4卷,第142—143页。
  31. 上海研究中心编:《上海700年(1291—1991)》,第126—127页。
  32.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议起义史料汇编》,第509页。
  33. 上海研究中心编:《上海700年(1291—1991)》,第127页。
  34.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5卷,第288页。
  35.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0页。
  36. 岑德彰、潘公展:《上海租界略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59页。
  37.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第88页。
  38. 罗思:《沙逊王朝》,第80页;转引自张仲礼、陈曾年:《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39. 徐铸成:《哈同外传》,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页。到1946年,由其义子大卫·乔治·哈同经营的哈同公司,有土地60340亩(《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页)。
  40. 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214页。
  41. 葛元煦:《沪游杂记》,第51页。
  42. 《申报》,光绪十一年(1872年)第二十二号。
  43. 王韬:《瀛壖杂志》,卷一。
  44. 周庆云:《南浔志》,卷五十。
  45.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册,第130页。
  46. 转引自绍溪:《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侵略》,第92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鸦片贸易》,《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01页。
  48.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18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页。
  49.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第34页。
  50. 郑应时:《潮籍鸦片烟商在上海的活动及其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21辑,第1页。
  51. Edward Le Fevour,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A Selective Survey of Jardine,Matheson & Company's Operations,1842-1895,Harvard,1968.
  52. 《当代亚洲研究》,1981年第2期。
  5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
  54.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册,第421页。
  55. 天津文史资料专辑:《天津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56. 《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上海,第328页。
  57. 《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3页。
  58. 《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第2集,《干王洪仁玕口供》,第3页。
  59. 洪仁玕:《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册,第570页。
  60. 《行军提督谭告示》,巫宝三等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9页。
  61. 《英国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第6册,第917页。
  62.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95页。
  63. 《贼情汇纂》,第7卷《太平天国》,第3册,第225页。
  64. 《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689页。
  65.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03页。
  66. 呤俐:《太平天国亲历记》,第442—443页。
  67.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99页。
  68. 《丛编简辑》,第3册,第256页。
  69. 《向荣奏稿》,《太平天国》,第7册,第103页。
  70. 曾国藩:《议汰兵疏》,《太平天国史事拾零》,第30页。
  71. 马寿龄:《金陵城外新乐府》,《太平天国》,第4册,第742页。
  72.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172页。
  73. 陈学温:《两浙庚辛纪略》,《太平天国》,第6册,第640页。
  74. 《北华捷报》,第519期,1860年7月7日,第60页。
  75.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170页。
  76. 沈梓:《避寇日记》,卷3,载《太平天国史料丛刊简编》,第4册,第122页。
  77. 《太平天国资料辑》,《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
  78. 转引自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版,第24页。
  79.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190页。
  80.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985、1055页。
  81.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983页。
  82. 《北华捷报》1853年10月15日。
  83.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62页。
  84.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62页。
  85.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559页。
  86.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879页。
  87. 《曾忠襄公奏议》,卷八,页十六。
  88. 《禁种罂粟片》,《张文襄公奏稿》,卷3,页23。
  89. 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3页。
  90. 《拟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申报》,同治壬申年(1872年)六月初四。
  91. 《东华续录》,光绪朝,卷98,页10。
  92.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册,第21页。
  93.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一),第300页。
  94.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Vol.6,Report by Lieutenant-Colonel Neale,Her Majesty's Secretary of Legation,Peking,December 20,1861,pp.98-108.
  95. 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山西大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96. 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山西大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97. 《张文襄公奏稿》,卷三。
  98. 《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页四。
  99. 《曾文襄公奏议》,卷八,页十六。
  100. 福克:《西行琐记》,页一。《小方壶裔舆地丛钞本》,第六帙。
  101.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四,页十三。
  102. 德空多尔著,俞德浚、蔡希陶译:《农艺植物考源》,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40页。
  103. 德空多尔:《农艺植物考源》,第240页。
  104. 《申报》,光绪十年四月十二日。
  105. 徐亮:《黑龙江述略》,页十八。《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补缩,第六帙。
  106. 《益闻录》,123号,光绪七年八月三十日;981号,光绪十六年五月三十日。
  107. 《瓯浆志略》,《农学报》第4期,光绪二三年十月上。
  108. 《闽海关十年报》,邹尔光译,《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
  109. 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三六,页二。
  110. 《益闻录》,123号,光绪七年八月三十日;981号,光绪十六年五月三十日。
  111. 朱之榛:《常慊慊斋文集》,下,页11。
  112. 《益闻录》,第201号,光绪八年九月十七日。
  11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25页。
  114. 《民国简阳县志》,卷12。
  115. 翁同书:《通筹财用大源敬陈管见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
  116. 光绪《广安州新志》,卷13,货殖志。
  117. 民国《苍溪县志》,卷10,礼俗志。
  118. 何嗣琨:《存悔斋文稿·入蜀记程》。
  119. 同治《重修涪州志》,卷18,页2。
  120. 《四川》,第2号,第85页。
  121.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 on Trade,Navigation,Industries,etc.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1891.(海关贸易十年报告,1891)
  122. 何嗣琨:《入蜀记程》,《存悔斋文稿》,第15页。
  123. 徐建生编:《疆本堂汇编》。
  124. 《贵阳文史资料》,第6辑。
  125. 《德宗实录》,卷188,页16。
  126. 《德宗实录》,卷411,页2。
  127. 包家吉:《滇游日记》,页25。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第7帙。
  128. 同治《酉阳直隶州志》,卷19。
  129. 编写组:《彝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
  130.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页。
  131. 编写组:《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辑,第53页。
  132. 咸丰《阆中县志》,卷3,物产。
  133. 光绪《垫江县志》,卷3,物产。
  134. 《曾忠襄公奏议》,卷8,页18。
  135. 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3,页23。
  136. T.R.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p.152.
  137. 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16页。
  138. 转引自黄希源主编:《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139. 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下册,第359页。
  140. 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下册,第359页。
  141. 《鸦片与英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2期。
  142. 颜清潢:《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15页。
  143. 颜清潢:《新马华人社会史》,第216页。
  144. 《雪兰莪杂志》1893年2月,第1卷第12期,第179页;转引自颜清潢:《新马华人社会史》,第215页。
  145. 颜清潢:《新马华人社会史》,第25页。
  146. 李乔:《清代官场百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
  147. 转引自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163页。
  148. 转引自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163页。
  149. 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卷8,页16。
  150. 许珏:《复庵遗集》,卷15,页15。
  151. 茶圃:《各省禁烟成绩调查记》,载《国风报》第1年,第18期。
  152.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页18。
  153. 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54. 鲁迅:《电的利弊》,《伪自由书》。
  155. 赵矢元:《丁戊奇荒述略》,《学术月刊》,1981年第2期。
  156. 《张文襄公奏稿》,卷三。
  157. 《张文襄公奏稿》,卷三。
  158. 《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实录卷之一百四十八。
  159. 王树枏编:《张文襄公全集》,卷八十六,公牍一。
  160. 《张文襄公奏稿》,卷六。

系统医学科普站点:天山医学院,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tsu.tw/edu/11412.html

中华皮肤病30年研究成果

心电图学一学就会

认识人体心脏,从解剖开始!

诱发心血管疾病的综合征

近视屈光激光手术矫正

适用于口腔科

做一个健康强健的男人!

智齿为萌出受阻的牙齿

内分泌与机体代谢医学

  • 外国鸦片的进一步泛
医学医院知识

洋药进口与土烟的发展

  • [AD]
搜索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