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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禁烟斗争

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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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必去烟毒

1911年10月武昌新军发动辛亥革命,一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清朝中央政府被推翻后,一些地方出现权力真空的现象,战乱四起,各地的禁烟局所因政权的更迭而涣散,持续了五六年的禁烟运动陷于停顿,鸦片黑浪趋势回潮。在福建的山区农村,部分人士再倡种烟,一时罂粟死灰复燃。浙江的瑞安、平乐等县所植烟苗比上年陡增20多倍。安徽城乡的烟馆土店遍地再起。鸦片贩子又从箱底翻出旧行头,急匆匆再走故道,重操旧业,“冷笼陈膏”的幌子又飘扬起来了。禁烟再度成为举国瞩目的严重社会问题,新生的民国政府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清朝的灭亡与民国的新生,帝制的推翻和共和的创立,启发了民众的政治觉悟与爱国热情,再加之清末多年禁烟运动的影响,人们不能再容忍毒品对于民族灵魂、国家名誉的腐蚀。各地的进步人士纷纷上书民国政府,大声疾呼继续禁烟。他们指出:禁烟为“共和国民首重人格,若鸦片未绝,于政治教育皆成污点”。 [128]很显然,经过清代后期的两次禁烟运动,禁烟已成为全民族的一个共识。于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承继清末的禁烟,发动与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

1912年3月2日,孙中山颁布禁烟令,宣布“方今民国成立,炫耀宇内,发愤为雄,斯正其时。若于旧染痼疾,不克拔涤净尽,虽有良法美制,岂能恃以图存。为此申告天下……其有饮鸩自安、沉湎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勿任废弛”。 [129]是月5日,内务部属下的全国禁烟公所成立,由石瑛任总理,丁义华任顾问。在4月1日公布的《参议院法》中规定,吸食鸦片者不得为参议员。

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实行禁烟政策,即宣布前清法律除与民国政体有冲突者外,均暂时使用,这样禁烟方面的章程法律仍有效用。临时政府公布的新刑律中,列有鸦片烟罪10条(第20章),宣布“凡现任官吏犯有刑法鸦片烟罪者,除依法惩办外,并免现职”。 [131]

在民国政府的领导与推动下,各省军政府也发表禁烟令,将此作为安邦之要务来落实。湖北的黎元洪“迭饬各司处妥筹办法,种贩卖吸四者一律严加取缔”。 [134]1913年3月4日至8日,在国民禁烟会的筹备下,各地代表在北京举行首届全国禁烟大会,成立全国禁烟联合会,议决派遣会长赴英国交涉,要求废除中英禁烟条约,立即停止鸦片贸易。此外,同仁戒烟会、万国禁烟会等各种禁烟团体也纷纷建立。甘肃张掖、武威等地的农民抗花税(即鸦片税)而发动起义。民间禁烟力量的成长,对禁烟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黑籍怨魂》的呼号

民众还以各种形式宣传戒烟。上海、北京等地的报刊上大量登载抨击吸毒恶习、提倡移风易俗的时文、短评、诗歌,如《申报·自由谈》连篇累牍地发表禁烟作品。除报刊外,还有以其他文艺形式宣传禁烟的。上海的名演员孟春帆编排了《枪毙烟犯》的警世新戏。而影响最大的是《黑籍怨魂》,曾轰动一时。

辛亥革命后,为改良社会风气,许复民编成剧本《黑籍怨魂》。该剧是说有个富翁曾和度(“真糊涂”的谐音)吝啬成性,其子曾伯稼(“真败家”)则施贫济寒,极为慷慨。曾和度怕他败坏家业,劝逼伯稼吸食鸦片,迫使儿子“闭门自守,长保家业”,后来曾伯稼终日沉溺烟榻,无所事事。曾和度见此结果,心痛家业无人经营而懊恼死去。伯稼之妻张氏,苦劝丈夫摆脱黑籍,竟遭虐待;不久,其子因误将鸦片当糖吞吃,中毒而死。伯稼之母也因家中变故,病久而亡。曾家伙计卜遥莲(“不要脸”)和梅志实(“没知识”)两人乘机侵吞财产,张氏饮恨投河自杀后,卜、梅两人变卖曾家财产,并将伯稼之女骗入娼门。曾伯稼流落街头,拉黄包车为生。一日父女相见于黄包车上,悲愤交集,最后鸨母将曾女拉走,曾伯稼倒卧城门而死。

该剧最初由上海名伶夏月珊、潘月樵、七盏灯等在南市新舞台上演文明戏。由于当时富家子弟吸食鸦片仍相当普遍,此剧切中时弊,而且艺术上情节曲折生动,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卖座率长盛不衰。1916年,张石川等在徐家汇创办幻仙影片公司,遂改编《黑籍怨魂》,将其搬上银幕,主要演员有张石川、张利声、徐寒悔、查天影等。该片在全国各地放映后,再次引起了轰动。后来军阀割据,鸦片泛滥,烟毒再起,上海新爱伦影院于1923年又重映该片。报纸为此刊出广告说:“鸦片流毒实非浅,到我中华已百年;英雄埋没知多少,耗费金钱真可怜。烟禁虽严如儿戏,如今公卖将出现;贻笑外人尚小事,害我同胞何堪言。” [135]

这些宣传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使民国的这场禁烟运动声势浩大,深入人心。

严刑酷法施四禁

清末的禁烟在铲除罂粟的同时,着重在于解决洋烟进口问题;而民国初期的禁烟运动重点在于禁止土烟。因此它们实际是毒患持续了百年之后的第二次禁烟运动前后相连的两个阶段。

民初禁烟包括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四方面。

禁种为治本之首要方法。1914年3月5日,中央政府公布《禁种罂粟条例》,共11条,宣布今后不得再种罂粟,如有发现各地政府须强行铲除。针对民初有些省份扩种罂粟的情况,多次通令各省,禁种并强制拔苗。各省当局的态度多比较坚决。如浙江民政司长要求部下:“禁种鸦片,业已三令五申,希再明白出示晓谕,严密调查督拔。” [137]四川巡按使陈廷杰主持制定《禁烟施行细则》8章54条,江苏也颁有《禁种烟苗章程》。尽管有些地方方法较简单,军队下乡铲苗,与乡民发生冲突,但基本制止了滥种烟苗的势头,使鸦片产量继续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毒品的来源。

禁运是控制烟毒的有效途径。为实施禁烟,各地政府颁令禁止贩运鸦片,如湖南、湖北是西南鸦片的主要运出通道,两省当局即宣布禁止土烟入境销售。浙江等省也持同样的态度。对洋烟的尽力抵制致使其销路不畅。《申报》披露道:“今夏六月以前,东南各都督实行禁止印烟进口,在沪滞销者约二万九千余箱,价值一千余万镑。” [138]尽管有外国领事的照会抗议,但“各都督置之不理,益严其禁令”。对危害更烈的吗啡,民国政府于1914年4月公布《吗啡治罪条例》12条,严惩运贩、制造吗啡的毒犯。可见民初政权还具有一定的维护民族利益的决心和勇气。

禁售是阻断鸦片与瘾者之联系的途径。土行烟馆的取缔势必使瘾君子们丧失购买土膏的渠道,从而减少鸦片的流通。1912年5月京师警察厅通告,限本市土膏店等在5月16日前停业。在安徽“对于禁卖禁吸两端,将以强制力实行,所有各土膏铺户拟先调查存货若干,勒限本年底止尽数销售,届期余土,拟由公家备价收购”。 [142]

禁吸是历代禁政中实行起来最棘手的问题。民国政府在颁布严刑峻法对鸦片瘾者施加压力以外,还仿照前清旧法,普查烟民确数及其吸量,发给牌照,逐渐递减,限期戒断。为协助烟民戒断,各地均设立戒烟局,强制烟民入局戒烟,并低价或免费提供戒烟药物。有些地方做得更为坚决,陕西省在西安设立戒烟总局,专门对各县具报的无瘾之人进行核查。如上海戒烟局布告全市,限期收缴烟具。安徽自光复后,先后焚毁烟具700余件,烟土2万两。山西都督阎锡山推行“村本政治”,广施“洗心术”,大力提倡“六政三事”,这六政就是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和天足。阎锡山下力气的禁政——严禁吸食,其做法有独到之处,“罚必由上而下,军队先从旅长禁起,政界先从省公署禁起,县村先从最有势力者禁起,严格限制,层层往下,就不扰民”。各村建立戒烟会,吸食者一律入会调验戒除。其方法先由省署制造戒烟丸药,分为三类:特种和平戒烟丸每丸3角,甲种和平戒烟丸每丸2角,和平戒烟丸每丸1角。而贫困者可免费得到和平戒烟丸。 [143]阎的彻底禁烟行动受到北京政府的嘉奖,山西省也被目为“模范省”。官员军人吸食鸦片制裁更严。海军部命令军医查验部员有无烟瘾,交通部各局互结联保保证断瘾。

革命党人则常常不借用重典施酷法,来根治鸦片痼疾。有些省份对置禁令于不顾的烟贩处以极刑。湖南一省“枪毙烟犯之案,不下十数起”。 [146]江西也曾没收焚毁英国商人的鸦片多箱。这些行动体现了民初革命党人禁烟的决心和魄力。

孙中山的禁烟思想和禁烟实践

孙中由关于禁烟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禁洋烟不禁土烟”和“全面禁大烟”两个时期。

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了最初的设想,他指出:“文思所以广其农利,去禾而植桑,遂为考核地质,知其颇不宜于种桑,而甚宜于波毕(即罂粟,Papaver的译音——引者注)。近以愤于英人禁烟之谈难成,遂劝农人栽鸦片,旧岁于农隙试之,其浆果与印度公土无异,每亩可获利数十金,现已群相仿效,家家试栽,今冬农隙所种必广,此无碍于农田而有补于漏卮,亦一时权宜之计也。他日盛行,必能尽夺印烟之利,盖其气味较公土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产数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争相购吸,以此决其能夺印烟之利必矣。印烟之利既夺,英人可不免而自禁,英国既禁,我可不栽,此时而申禁吸之令,则百年大患可崇朝而灭矣。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也。” [147]孙中山的这项建议当然不是什么高明的建议,由于时代的局限,那个时代的较为先进的中国人也大多持有类似的观点,即使是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如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也没有一人能够超越这种观点。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于1912年3月6日命令内务部继续厉行禁烟:“迅查前清禁烟各令,其可施行者,即转咨各部通饬所属,仍旧厉行,勿任废弛;其有应加改良及未尽事宜,并著该部悉心筹画,拟一暂行条例,颁饬遵行。务使百年病根,一旦拔除,强国保种。” [149]表达了孙中山维护民族独立的爱国思想。

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为豢养足够的军队,大开烟禁,毒卉遍地,烟毒再燃。孙中山对此忧心忡忡,1924年12月24日,他向拒毒会的一位传教士表达了这种担忧。孙中山首先指出:“现在一般不法之军阀各在辖境之内,不但奖励而且强迫种植鸦片。”接着,他批驳了以鸦片增加时政收入的观点,指出:“此等观点,绝对不当。中国之民意,尤其守法安分纯洁之民众,其意见未有不反对鸦片。苟有主张法律准许鸦片营业,或对鸦片之恶势力表示降服者,即使为一时权宜之计,均为民意之公敌。”孙中山还认识到鸦片泛滥与国家政权的腐败有着密切关系,要根除毒祸,必须打倒军阀。“予之意见,认中国之禁烟问题与良好政府之问题,有连带之关系。鸦片营业,绝对不能与人民所赋予权力之国民政府两立。”在他看来,“欲达禁烟之目的,必须由国民政府采定全国一致遵守之计划,是吾人应先打倒为祸较深,为害较烈之军阀,促进国民政府之成立,使之实现民治之威权,禁烟始能收效”。 [151]孙中山对毒患的认识无疑促进了民国禁烟运动的展开。

中英关于禁止洋烟入口的交涉

《中英续订禁烟章程》规定:“无论何省土药已经绝种,他省土药亦禁运入显有确据者,则印药即不准入该省。”因此,随着各省禁种罂粟工作的有效展开,政府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商议逐渐禁运洋烟(下表),根据前清政府的禁烟法令,到1917年12月31日,中国全境将完全禁种罂粟,而英国也将保证印度鸦片不准进入中国。期间双方为禁烟问题有过多次的交涉与争论。如1914年10月,英国公使向外部交涉说,云贵川浙苏等省的罂粟种植均累陌连阡,要求废除前约,不再遵守承诺,拟将印土公开运抵中国。对此中国政府一方面致电各省长官,切实履行禁烟;另一方面严令海关部门,按照条约检查印土入口。

中英商定各省禁运印土的实施概况:

时 间 省  份
1911.9.11  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四川
1913.6.15 湖南、安徽、山东
1913.12.31 直隶、广西
1914.5.1  福  建
1914.6.1 湖  北
1914.6.16 河南、浙江

资料来源: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163页。

1917年为前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中鸦片的十年递减禁绝之年,事先双方约定,以云南和贵州为试点,共同勘验禁烟之成效。英方派遣驻汉口领事窦尔慈为云贵两省勘验会勘专使。为应付会勘,1916年北京政府三令五申,要求云贵两省妥议办法,厉行禁烟,不致有失国格。两省即制定严厉禁绝措施,指出如会勘时发现烟苗,种烟者格杀勿论。一时,各级政府的禁烟告示贴满云贵两省。贵州在黔中、镇远、贵西三道设立禁烟督办行署,由唐积福、王国武和覃梦松为督办,各辖一个连队。各县也配备武装人员协助查禁。但有些地方狃于过去当局虚应故事,为谋利润,仍掏窝下种。尤其是地方的有势力者恶霸之流,仍我行我素,禁烟部门即派武装上山强行禁烟。贵州省兴义县的士绅何明伦(何应钦之父)在严禁之下仍遍植罂粟,贵西禁烟督办覃梦松下令将其锁解县城,所植烟苗尽行铲除,一时引起轰动,禁烟清铲大有进展。

为招待英国会勘公使,不致出现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云贵两省会勘路线各县,纷纷搜罗民间珍奇古董,以作为礼品馈赠。

1917年2月,会勘专使朱尔典由汉口出发,经重庆到达贵州松坎,与贵州协助会勘的三名县知事兼禁烟委员沈仲堪、陈昭令和陈时济等会合。沈等即献上厚礼,有赤金的餐具、白狼皮、民间珍宝等,朱尔典十分欢喜,于是开始会勘。时贵州省长刘显世早已密令沿县各地实行“清道”,军队警察将沿途剩余的烟苗尽行铲去,以确保会勘专使不见一根烟苗。有的一时难以清除的,便以前方有土匪正在清剿为由,绕道而行。每到一地,政府士绅尽心招待。熟悉中国官场内幕的朱尔典乐得完全听从地方安排,经过安岭、兴义等地时,夸奖贵省禁政说:“过去这些地方烟锅陈列,烟雾迷人,今日到来,不再嗅到烟气了。” [152]遂饱载礼品满心欢喜地向云南进发。他在云南所受之礼遇更加隆重,之后,朱尔典以“云贵两省已清除罂粟”为结论,“圆满”地完成了会勘任务。

于是,英国自1908年始逐步削减印度鸦片的入口,到1917年印度鸦片的入口已减少到1072担,此后,这项统计在中国贸易统计中即正式消失了。 [153]但是,这并不表明印土从此再也没有进入中国市场,恰恰相反,走私入境的印土有时数量仍是相当大的。

1912年国际禁烟会议

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的召开,标志着国际间禁烟的开端,它使世界各国对鸦片等毒品的限制达成了共识;但上海会议所达成的决议案,并没有法律上的效力,随着国际间毒品交易的日益频繁,人们感到有必要在各国间订立具有法律效用的禁烟条约。于是在美国的倡议下,新的禁烟会议再次提到了议事日程。

1912年1月,国际禁烟会议在海牙召开,出席的有中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葡萄牙、日本、俄国、暹罗、丹麦和英国等12个国家。经过协商最后签订《海牙禁烟公约》,共六章二十五条。条约规定鸦片及其他毒品,只能限于医学及科学上之需要,第四章第十五至第十九条为国际社会协助中国扑灭鸦片毒品的规定,包括设法不让鸦片进入中国,查禁租界地内的吸贩鸦片等。由于出席会议的国家仅12国,因此,条约的第二十二条写上了应争取未参加会议的34国的同意,以使世界各国能协力禁毒。《海牙禁烟公约》成为国际禁烟运动及各种禁烟文件的基础。

1913年,第二次国际禁烟会议再次在海牙召开,出席会议的国家扩大到24个。7月9日通过了议定书,决定第三次国际禁烟会议将在荷兰举行。为了贯彻国际禁烟会议精神,中国政府于1914年5月批准了《海牙公约》。

民初禁烟之评价

民初禁烟运动取得了不小成绩。由于推行四禁,罂粟种植面积大大缩小,鸦片产量急剧下降,使鸦片的供应量减少。以土烟大省四川为例,清末时,四川的鸦片税要占税收总额的38%, [154]鸦片产量占全国的40%,自1906年后推广禁种,成效显著,除零星栽种外,大规模的罂粟地已几乎绝迹了,直到1917年贵军入川后才又有大量种植。这一状况从海关的鸦片走私统计中也可得到证明(下表),在民初的6年中所获极少。

1912—1921年重庆海关查获鸦片走私统计(单位:担)

年 份 所获走私鸦片
1912
1913
1914 0.42
1915 1.26
1916 0.39
1917
1918 0.63
1919 17.00
1920 56.38
1921 57.08

资料来源:《重庆海关1912—1921年十年调查报告》。

禁止售吸,推广戒烟,使鸦片瘾者人数迅速下降,致使社会上出现了烟膏跌价,鸦片滞销的局面。据1913年英国驻香港、上海的领事报告:“计至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香、上二处囤烟共二万八千切斯持,其在上海每星期内仅售一百四十切斯特,每月至多不过售出五百六十切斯持,即使印政府完全禁止运烟,所囤之烟,仍非四五年不能售尽。” [155]鸦片的滞销客观上为中止印土输华创造了条件。另外,由于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迫使殖民者在中国的贩毒大本营——租界也不得不收敛。公共租界于1915年开始查禁土行,至1917年3月土行基本禁绝。法租界也被迫于1915年9月1日起抽签吊销了四分之一的土行执照。

清末民初的禁烟,使禁烟深入人心,从此的历届政府均在表面上奉行禁政,政治家亦总喜欢用“禁烟”来标榜自己,以示进步与廉洁。吸食鸦片贩卖毒品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社会的责难,家庭的白眼,同事的侧目,使瘾君子如过街之鼠,惶惶不可终日。有些地方甚至规定烟客不准坐火车。一首《好了歌》道出了烟鬼的心情:“世人都道革命好,惟有烟鬼苦死了,东躲西藏无处逃,一经查出命没了。” [156]它扫荡了百年恶习,打击各种鸦片犯罪活动,为社会新风尚的树立做出了贡献,在中国禁烟史上写下了有声有色的一页。

尽管禁烟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鸦片烟毒最终没能彻底地革除,这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各级官吏素质的局限性。某些省份的禁烟立法有些过严,像湖北、陕西、湖南、安徽等省捕获烟贩,均处死刑。有些官吏工作作风粗暴,执行政策过火。“绍县之禁烟局,并不察报告之虚实若何,但凭人挟嫌妄指,平空兴波,择肥而噬。动辄会同兵警数十人,夜入室搜查,狠如虎狼,见有废弃烟具及一二粒戒烟丸药,即指为私吸证据。” [157]抓获的烟贩多自行处置,禁烟所可判烟贩15年徒刑,甚至枪毙。

在禁烟运动中,洁身自好、秉公执法的官员固然大有人在,而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小人也不在个别,他们的假公济私严重地影响了革命党人的声誉,并使禁烟的效果大打折扣。《时报》曾揭露说:“禁烟调查员之成绩,除三五小户人家稍受影响外,此外反闻某调查员索诈某家数十元,某调查员查获烟膏并不报告,纳于衣袋而去,某调查员查获烟具,见烟盘内有金表金戒等物随手掳去,类乎此者,书不胜书。” [160]其结果是“大量黑市交易继续存在。对禁种罂粟与其说是遵守,倒不如说破坏者居多”。

还有些地方禁烟只对下不对上,只对民不对官,唯恐丢了乌纱帽。更不能及于权贵,在“模范省”的山西,阎锡山也告诫各县官吏:“为政要不得罪于巨室。”遂使民众的热情受到挫伤和打击。有些地方引起部分民众对革命政府的不满,一些省份还出现了抗禁暴动,这当然不利于吸毒恶俗的革除以及新风良俗的树立。

第二,像清末一样,民初的禁烟也遭到外国势力的百般阻扰,尤其是来自英国的干扰。各国在华租界仍是鸦片瘾者最后的避难所,中国政府的禁烟无法达到这些“国中之国”,因此,“禁烟手续,华界已着手进行,乃租界放任如故,新开土行之广告,几多于仁丹之市招,上海为烟鬼逋逃薮之说,不信然哉”。 [161]从印度及其他地方鸦片走私进口,一直没有停顿过。另外,日本乘中国禁烟之机,大量输入吗啡,从而不仅破坏了禁烟运动的顺利展开,而且使国人在鸦片之上,又增加了一个毒性更强危害更烈的吗啡毒。

第三,政府的四禁措施遭到靠鸦片为生势力的反对。禁种的阻力主要来自烟农。他们由于愚昧无知,单纯为浮利而植烟,对政府的禁烟法令视若罔闻,当官府军队下乡拔苗铲烟时,在他人的煽动下,起而抗拒。如在湖南某县曾出动数千乡民阻止官府拔苗铲烟,竟将两个禁烟委员殴毙。此后各县抗拒风波层出。 [162]1912年12月,四川简县知事因发表禁烟演说而被乡民刺伤。1913年2月,“福建官吏因禁烟之故,与兴化土民致以兵戎相见,被杀者有三百余人之多”。此外,在河南、湖北、浙江、云南、广东等省均有同类事件发生。禁运的反对力量主要是会党土匪。民国初期,曾一度参加革命的会党大多转化为消极势力,有不少人参与贩运鸦片,因此对政府的禁烟举措非常仇视,经常惹是生非,甚至发展到武装对抗。杭州的会党勾结土匪,组织300人偷运鸦片,当遭到军警追捕时,他们竟公开拒捕。湖北的哥老会联合烟农,驱逐禁烟官吏,还出动3000余人围攻县城,极为猖獗。浙江吴兴的痞棍流氓同禁烟的兵捕对抗,将四名弁兵击成重伤,将一名调查专员杀死并毁尸灭迹。会党帮会由于其能量很大,为非作歹,并日益成为贩售毒品的主力,这股社会恶势力不铲除,禁烟是不可能彻底实现的。

第四,民初社会风气的奢靡也妨碍了吸毒弊端的革除。“宣统辛亥以还,政体改革,风俗亦因以移易,奢侈日甚,不知所届。” [165]上海“旅馆游戏场舞台遂应而起,日有增益,务以导淫侈败闲检为事”。于是,吸毒之风在纵欲主义、享乐主义之下不仅没有禁绝,而且没过几年,再度泛滥开来了。

第五,政府是禁烟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核心,但由于整个官僚机构的腐化,政府对禁烟的态度左右摇摆,虎头蛇尾,致使清末以来相延了十年的禁烟运动功亏一篑。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央政府的烟禁日渐松弛,各地新生的军阀视鸦片为军饷之源,纵容烟毒的现象逐渐增多。如1914年张广建任甘肃总督,设禁烟总局,宣布厉行禁烟,但为增加财源只禁种而不禁运售吸食,于是甘肃出现“无商不土”的局面。到1915年,袁世凯为了筹措经费,竟自食其言,亲自批准在江苏、广东和江西三省试行鸦片专卖,以收取鸦片税,从而变相地承认了鸦片的合法存在。从此,鸦片是“新税既加”,“烟禁复弛”。 [166]4月29日,袁世凯任命蔡乃煌为该三省的禁烟特派员,名为禁烟,实是贩烟,蔡乃煌的使命是推销积滞于上海和香港两地的巨额官土,总计1100万元以上,来为袁世凯筹饷。这样,一场浩浩荡荡的禁烟运动由民间发动,而最终却断送于政府之手。不过数年,烟毒回潮,鸦片泛滥,不仅十年的禁烟成果荡然无存,而且毒品更丰,吸者更众,中华大地再次被黑烟毒雾所笼罩。人人痛言北洋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这白色是吗啡、海洛因,而这黑色就是鸦片烟了。

1919年徐世昌焚土

1912年时,上海江海关所存的印度鸦片还有17031箱, [167]因各地纷纷爆发革命与禁烟,因此瘾君子们云集上海,租界内土行烟馆相当繁荣。1917年已是中英约定的十年禁烟的最后时刻,中国政府决定用巨款购下这些鸦片。经与拥有该项鸦片的上海鸦片联合营业所谈判,政府用1200万元购买价值2500万海关两的存土,以作医学之用。实际上此巨量鸦片早已超出医用之需,因而引起国人的反对。

1918年6月11日,副总统冯国璋不顾国民的反对,仍代表政府签订合同,从怡和洋行和沙逊洋行购入鸦片共计1756箱,每箱为6200元。大总统徐世昌拟发行2000万元公债,作购土之用。在政府财政相当困难的时刻,为何化巨款购买毒品,国民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政府与北京的土商集团早已达成了协议:该巨量鸦片由土商再以每箱8000元的价格购入,然后运往江苏、江西两省销售。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各地禁烟团体纷纷发表宣言予以反对。

最后迫于公众的压力,1918年12月,大总统徐世昌颁令就地焚毁,并再申禁烟令。徐特派张一鹏为焚土专员,到沪与驻沪特派员、上海海关监督冯国勋共同主持。时邀上海地方官员、社团、学校等负责人组成监察团予以监督。

1919年1月17日,1207箱鸦片在上海浦东陆家嘴被焚毁。焚烧前夕,曾请黄炎培、邵力子等开箱检验,结果发现重量与品种均不相符,原来冯国勋在购土时已做了手脚。

这一焚土事件当时曾被看作是中国“鸦片合法贸易史的可资纪念的最后一页”。 [168]实际上它只标志着一个禁烟时代的终结。当浦东焚土之火熊熊燃烧之时,各地的烟毒也已如旷野烈火,势不可挡了。该年1月6日,政府为各省军人包运烟土事声明禁止。2月18日,大总统再颁严禁种植罂粟令。3月2日发布严禁吗啡令。时英国公使因陕西罂粟遍地,两次向中国政府抗议。中央政府于5月20日和11月6日再申禁令。实际上禁烟已徒有虚表。此后烟祸更烈了。

日本对华贩毒的开端

日本以“以毒攻毒”的政策借助鸦片而取得了统治台湾的初步成效,到日俄战争后,日本又开始构思以全中国为对象的鸦片战略了。

1916年9月,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局长加来佐贺太郎提出《支那鸦片制度意见》一文,对未来日本在中国的鸦片政策做了系统的设计。他认为,中国大陆的4.2亿人口里,如果有5%的人口即2000万吸食鸦片,若沿用台湾的方法,每年就能赚取5.54亿日元的利润。加来甚至对北京、汉口等11个主要城市里的吸食人数、烟膏的需要量、烟膏工场的规模、烟膏的运送路线等做了周密的筹划。这个实施计划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日本早就开始向中国运输吗啡了。

自1906年起,中国进入了十年禁烟时期,在国际上得到美国的支持,并使得英国承诺逐步削减印土的输入量。对中国的禁烟运动,日本的态度十分冷淡,他们对协助中国禁烟毫无兴趣,相反,却从中窥到了发财的良机。原来由于土烟生产的骤减和洋烟入口被禁,致使鸦片价格直线上升。如在上海,1913年每担印土的价格是2400海关两,而到1914年便涨到了6500两。而且即使是如此高的价格,实际上也往往有价无货。于是,作为鸦片代用品的吗啡便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

吗啡的主要制造国是美国和英国。英国每年要进口42.2万磅的鸦片来制造吗啡。而英国的这些产品几乎全部运往两个国家,一个是制药业发达的德国,另一个就是日本。运往日本的吗啡被分作两部分,有一半直接从伦敦经西伯利亚铁路送到关东租借地大连,然后再输往满洲、华北一带。另一半虽直接运至日本,但也被神户、大阪一带的商人混在杂货里运往上海了。时值中国禁烟时期,英国运往日本的吗啡因正好填补了中国鸦片的空缺而销量大增。例如1911年,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吗啡为58852盎司,1913年即上升到252110盎司,而1914年更增为352130盎司。要知道全日本每年用于临床的吗啡只需50—200盎司,而1914年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吗啡数量竟达这个数字的1000多倍,这些吗啡全部被运往中国,去毒害中国的民众。

从英国进口吗啡而获得的巨额利润,极大地吸引了唯利是图的日本制药业的老板们。在后藤新平的支持下,他们开始利用台湾从海外输入的鸦片而生产吗啡,然后把粗制的吗啡输往中国大陆。最初投入这一生产的是“星制药”公司,后来还有大日本制药、三共制药、内国制药等公司,年产约7.25万盎司的吗啡。仅“星制药”一家在1915—1918年的4年里,就因此获得了280万日元的利润。此后不仅日本所产的吗啡年年增加,日本从国外输入的吗啡也急剧增多,1916年为55万盎司,1917年达60万盎司,1918年达到了最高潮。据统计仅在1911—1918年间,日本自产或从英国等国进口后再向中国走私出口的吗啡总量在500万盎司以上,这还没有包括数十万公斤的鸦片走私。

这巨量的毒品是经过日本人特殊的贩卖网推销的。这一贩毒网约建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第一层是进行决策和监督的台湾总督府和关东厅;第二层是大日本制药、三共制药、内国制药、星制药等公司,其职能是制造毒品;第三层为神户、大阪和大连等地的杂货商,他们是贩卖毒品的中间环节;第四层则是居住在中国沿海城市的日本人或是朝鲜人、中国台湾人等,他们甚至形成了伸向中国内地的毒品贩卖网,从而保证把毒品运销到穷乡僻壤。

在这个贩毒网中,大连、青岛、上海和厦门可以说是担负重要职能的四大中心基地。大连是日本关东厅指挥下的吗啡和鸦片的双料走私基地。关东都督府特设“戒烟部”管理并收取特许费,它把贩卖权交给特许的商人。商人们与10万活跃在满洲各地的日本无赖紧密相连。据史料称:日本人“敢于冒险,肯深入腹地,熟悉当地情况……所谓下流行业经营者多数属卖药行商,他们几乎无一不是吗啡和‘可卡因’的零售者。此等违禁品由于利润极大,操此业者又多伪装成姿态坦然,又能潜入满洲内地神出鬼没,因此中国当局很难查获”。 [171]

1916—1921年江海关查获吗啡等毒品数量

1916—1921年江海关查获吗啡等毒品数量

资料来源:《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87页。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毒品的大贩卖中,日本军部并不是袖手旁观者,恰恰相反,他们是相当活跃的参与者,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如1918年后日军出兵西伯利亚,在一份叫作《第11师团驻屯区域鸦片栽培事业报告书》里写道,日军强征辖区内的鸦片并将其运至青岛。 [172]鸦片税曾长期是日本关东军的主要财源之一。

自20世纪初叶起,日本已替代英国而成为向中国输出毒品的主要国家;而且,日本以吗啡、海洛因等毒品为主,其危害更严重。

五花八门的“戒烟药”

自晚清鸦片烟毒泛滥起,中国的能人志士就在谴责这种罪恶的同时,研制使瘾者解脱烟瘾,恢复健康的良方妙剂。不少国药高手也继承中国医学的传统,为戒烟戒毒做出了贡献。但也有一些中外小人,趁禁烟之机,以毒品制造所谓的“戒烟药”,牟取巨额利润,为鸦片烟毒再掀波澜。

早在林则徐禁烟之时,不法之徒便制戒烟伪药,牟取不义之财。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最初的西医医院和药房为外人所设,因此早期的禁烟药也为外人所配制。1850年英国医生撤敦(Churton.C.S.)在上海外滩设立大英医院,该医院制售包戒烟断瘾白粉、包戒洋烟糖片、戒洋烟根除药片等,为最早的西式戒烟药,它还在《申报》上刊登广告:“由伦敦新到戒烟莫啡哑散(即吗啡)多箱,其药醇正且有力,故杜瘾之效较为捷速。” [174]因此,非但不能起到戒烟之效,相反更易成瘾,受毒更深。

稍迟诞生的华资制药公司也从19世纪80年代起从事利润极高的“戒烟药”的产销。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是上海最老的药房。清末戒烟后,该药房用黄楚九的发明为号召,制销“天然戒烟丸”,其成分是陈皮、枳壳加上0.004克吗啡,成本低廉却每瓶售价1元。由于广告大肆宣传,再加上禁烟的深入,仅此一药每年就获利10多万元。另一些华资药房早期贩售毒品牟利,中西药房除经销英国的狮马牌西方戒烟药,还自制“无双戒烟梅花参片”出售;中英药房制成“乃安戒烟药片”“戒烟精水”等,还有华英、五洲、光华堂等药房的产品。到清末民初,它们又制销“清醒戒烟丸”等药品,表面配合禁烟,实际是趁机大捞好处。

清末民初,政府监制的戒烟药开始流行。这些戒烟药由专卖所制成,按质量分为福、寿、康、宁等级别,价格相差悬殊。特制的高级“戒烟药”用上等云土或印土制成,用有盖的瓦盅装盛,外贴有特制的“戒烟药膏印花”粘封盅口,以防伪造。“戒烟药”分为2分装、1钱装、2钱装和1两装等多种。它们大多是由鸦片改制的。因此服用得当,可逐渐减少吸食量,但如果不加节制则对戒烟没有任何作用。

各地的投机商见戒烟药可发财,也纷纷制药牟利。所制之戒烟药五花八门,有的将烟膏枯灰与铁粉掺和,有的以益母膏充戒烟膏,有的用猪皮、牛皮、桂皮、红枣熬膏,诸如此类的戒烟膏,对戒烟无丝毫作用。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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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1)《申报》,1913年1月11日。
  • (162)《湘省禁烟之棘手》,《申报》,1912年5月20日。
  • (163)《可言》,卷十三,页一。
  • (164)《消费与贮蓄》,《大公报》,1913年4月24日。
  • (165)《首都乡土研究》,《风尚》。
  • (166)《试行鸦片新税之近况》,《申报》,1915年6月18日。
  • (167)《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184页。
  • (168)《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186页。
  • (169)大内丑之勋秘件:《支那鸦片問題解决办法》,大正六年,第200页。
  • (170)《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87页。
  • (171)转引自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2月3日。
  • (172)二反长半:《战争と日本阿片史》,昂书房1917年版,第221页。
  • (173)《申报》,1974年4月17日。
  • (174)《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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