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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国内鸦片战争年

军阀=武装+地盘+烟税

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为巩固地盘扩充势力,竞相增加军队人数。1914年时,中国陆军不过45.7万人,1918年增至85万人,到1919年初又扩大到138万人。 [40]这个数字尚未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

随着军队的扩充,争夺的加剧,战争的频繁与扩大,军费开支必然增大。1893年时,中国的军费开支为1560万元,1910年达1.02亿元;而辛亥革命后仅北洋系统的军费开支,1916年就增至1.5291亿元,1918年上升到2.03亿元,1925年更增加到6亿元。 [41]

如此巨量的军费从何而来呢?由于农业的衰败,工商业的凋敝,因此政府的税收已达到了极点,无法收取更多的税金。占据在首都和重镇大城里的军阀,曾以借债度日,而地处四野的军队则靠滥铸硬币、滥发纸币集资;时间久了,借债的因无力偿还而续借维艰,滥发的因失去信用而遭民抛弃。而军还在扩,仗还要打,在筹饷乏术的情况之下,各路军阀竟不约而同地打起了鸦片的主意。

罂粟的种植除个别地区以外,几乎适合全国各地栽种,而且它是唯一的高利润的农作物。有了这个财源,就能购置枪弹,维持与扩大军队;而一旦实力充足,羽翼丰满,军队便能发动战争,去占领更广阔的地盘,并在扩大了的地盘上种植更多的罂粟,收得更多的鸦片税。这样,烟税—武装—地盘,便成为中国军阀割据的三大法宝。军阀割据政权与鸦片交易的长期共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奇特现象。

为聚敛烟税,首先要劝逼农民栽种罂粟。军阀勒逼民众种烟抽税,但表面却说是体谅民疾,每至种烟季节,军政当局即上山下乡,千方百计使农民早种多种:缺乏烟种,他们从别处运来;资金不足,他们提供贷款;种烟害怕被抢,军队予以保护。于是,历史留下了不少勒种罂粟的文告。如福建某县知事告示曰:“照得日昨召集全县执事团绅会议,筹垫临时军事事宜。仰蒙师长亲临面谕,此次军费筹垫,上峰系出于万不得已之苦衷,且许以禁烟罚金扣还。原为体念人民困难,暂弛烟禁,俾尔出款,人民能得抵偿实惠,复经本知事呈请,勿论种烟多寡,不再加征,并免除上年调查复勘种种流弊。已蒙俯准,如尔乡民自愿种烟者,切勿徘徊观望,致误期而生后悔,切切此令。” [43]于是,烟毒便在军阀的愚民政策的软硬兼施之下,如火如荼般地泛滥开来了。

军阀就是这样靠烟税起家的。龙济光可算是“慧眼识鸦片”的“民国第一人”。1912年广东都督陈炯明无力控制局面,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龙济光统治广东三年,扩充兵力,军队占全国的8%,军费支出1914年已达1102万元。龙济光为保持收支平衡,把包庇鸦片贩运视为绝大利源,于1915年4月率先实行鸦片公卖制度。

此风一开,各地大小军阀群起仿效,遂使烟毒日烈。西北的马家也是收取烟税的先驱。1912年马麒出任西宁镇总兵后,即积极扩军,然西宁镇人不过50万,地不到200万亩,且交通闭塞,经济落后。马麒首先成立官膏局,垄断鸦片的买卖。他搜购陇上烟土,经甘、宁、内蒙古而销往华北,然后换取军械弹药。1915年,马麒借禁烟为名,派军队到乐都、民和等地勒缴烟税。马麒死后由其弟马麟统治,后则由马麒之子马步青、马步芳接掌,统治西北达37年之久。

陕西自1918年刘镇华攫取省长后,与督军陈树藩狼狈为奸,大开烟禁。强逼农民种植罂粟,征收“烟亩罚款”,拒种者须缴纳“白地款”,给陕西民众带来极大的祸害。刘镇华设立禁烟善后清查处,借“寓征于禁”之名,无论种烟与否,一律按各县土地面积,强征50%的烟苗罚款;还在各地设卡,征收烟土运销税;又公开熬膏发售,供人吸食,牟取暴利。1922年鸦片收割后,北京政府重申禁烟,刘镇华也煞有介事地做出禁烟的姿态,订立禁烟章程,将全省划为五大区,每大区派督察员一人,各县须订立禁烟印结,结果,督察员下乡,闹得鸡飞狗跳,上至督军省长,下到贪官污吏,均大发禁烟财。而田里的罂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禁越多了(下表)。

周至县罂粟面积与烟税状况

周至县罂粟面积与烟税状况

资料来源:周至县政协调查组:《刘镇华种烟敛财,对周至县人民的危害》,《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到1925年周至县植烟达30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50%。全县的吸食者占总人口约21%,可想而知该年的烟税已近300万两了。陕南的吴新田也是靠鸦片起家的军阀。1921年,北洋陆军第7师由吴新田率领到达陕南,枪仅6000支,人不过8000人。遂勒令陕南25县栽种罂粟,征收烟税。汉中盆地发展到有40%的耕地种烟。不几年该军发展到3万人,每年360万军饷均由鸦片中出来,人称其“黑军”,吴新田本人则由一小军阀而跃为百万富翁。

甘肃自民初张广建主政后,即采取“禁种不禁吸”的方针。到1921年陆洪涛任甘肃督军,为摆脱困境,重开烟禁,在兰州设立烟亩罚款处,勒逼农民种植罂粟,张掖一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光照较长,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从此此处罂花盛开。每年数千峰骆驼来往于归绥与张掖之间贩运烟膏。军阀除征收每亩10元外,还征收熟膏税和烟灯捐。抚彝县1925年种烟12000亩,亩税12元。全省种烟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5%。 [44]

中国是个贫穷的农业国度,但自种植了罂粟后,她所能提供的钱财是惊人的(下表)。

各省鸦片烟税统计:

省别 年份 所收鸦片烟税(元)
陕西 1925 15000000(刘镇华区)
湖北 1924 15000000
福建 1924 20000000
湖南 1924 10000000
广东 1926 10000000
北京 1927 60000000
甘肃 1924 20000000
热河   13000000
河南 1924 3000000
四川   30000000
山东 1926 60000000

资料来源:1.《中华年鉴》,1924年、1925年。2.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第191页。3.《禁烟月刊》。4.《拒毒月刊》。

鸦片烟税约占军费总支出的40%—80%。该表所列还只是公开的数字,落入各级军官口袋里的有多少恐怕是谁以估量的了。如罗运炎所说的:“湖南全省每年的烟税收入,为公的达一千万元,私人的不计其数。” [45]

有了巨额烟税的军阀们,便纵横捭阖,互相厮杀。从1912年到1922年大小内战达139次,这些战争多与鸦片有关。正如1924年上海第一次市民拒毒大会通电所指出的:“民六政变以来,军阀割地称雄,拥兵自卫。国库既空,饷糈不继,于是私开烟禁,莫不恃毒物为饷源,私种私运,开灯吸食,莫不恃军队为护符,不肖官吏,从中渔利,司法机关,莫能过问,而所谓护法者,固不过各护其烟,所谓统一者亦不过志在统一卖烟。” [47]在中国的近代,军阀与鸦片互为依存,如果没有了罂粟,没有了这巨额的鸦片税,就产生不了这多如牛毛的军阀,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绵延数十年的内战,另一方面,军阀要扩展,就必然大勒烟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军阀是战乱之源,而鸦片乃战乱之帮凶。可以说,民国的烟祸,是中国军阀政治及其统治的必然结果。

军阀的争战绵延不绝,尤其是集中在1925年。是年爆发的13场厮杀,几乎都与鸦片税有关,正如唐绍仪在战火刚刚平息后的1926年1月11日所指出的:“民国十四年来之数次战争,均为鸦片,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 [48]

滇黔军阀争夺贵州之战

1925年12月,滇系军阀在黔系部队的打击下,被迫退出贵州,贵州军阀首次确立了在本省的统治。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双方都依靠了鸦片烟税的支撑,而争夺的目的之一就是控制烟税以及占领产烟区。

滇系军阀的出世需要追溯到民国初年。辛亥革命后,云南成立军政府,蔡锷任都督。其部下唐继尧率滇军于1912年占领贵阳,任贵州都督。为解决财政问题,黔督唐继尧与滇督蔡锷拟定了“包销贵州鸦片的计划”,并委托“财政司与唐省吾筹拟办理”。 [50]此后,唐继尧开始扩张地盘,在当时西南六省的众多的军阀中,尤以唐的滇军和陆荣廷的桂军最有势力,唐有效地控制了云、贵两省,并力图向四川扩张;而陆则占据两广,遥控湖南。1917年后,唐继尧发动靖国之役,进入四川,以西南王自居。

唐继尧统治时期,因连年征战,不断扩军,军费开支激增,如1922年军费支出为465万元滇币,到1925年已增至1157万元了。 [51]在收入方面尽管唐全盘继承前清的捐税制度,但由于战乱频繁,农业凋敝,所得无几。于是,唐大开烟禁。早在护国战争之时,他就开征烟土厘金,每百两收滇币5元,遂使运吸鸦片合法化。1920年又公然征收烟亩罚金,每亩征滇币2元。当年云南的罂粟就达到36万亩。唐尝到甜头后,公然下令逼种鸦片。1923年罂粟种植面积扩至70万亩,1924、1925年云南的鸦片税收入已达90万元和300万元,分别占其财政收入的20%和30%。云南以一穷省能称雄于西南,这不能不说是云土的作用。

民国的贵州军阀如走马灯式变化,但对鸦片均是情有独钟。1912年凭借旧绿营起家的刘显世,因驻地是鸦片产区,便靠山吃山,派武装贩烟牟利。刘显世出任省长后,公开在松坎设立护商时务所,专司护商运烟。到1919年实行鸦片开禁,征收“通关税”,每担鸦片纳60元;省议会开会最重要的一项议题便是鸦片开禁,会议结束后,议员们左手提着罂粟种子,右手拿着开禁布告,奔赴各地宣传种烟。到1922年袁祖铭主政后,将征收烟税的筹饷局直属于总司令部;提出“以烟盐为纲”的财政计划,将“通关税”提高了一倍,并向烟农开征“产场税”,每担纳80元。时贵州年产鸦片约5万担,其中销往外省的有3万担,鸦片税可得800万元。从鸦片中所得之利尚远不止此。时贵土一两价0.16元,若到汉口一两则达1.6元,升至十倍。因此袁祖铭派军队运烟去汉口,这样一船鸦片运去,一船军火载回,实力大增。

正当袁祖铭的鸦片生意越做越红火时,唐继尧大为眼红,遂于1923年发动滇黔之战,凭优势兵力攻入贵州,袁祖铭的黔军只得退至四川,等待时机。这时周西成所率的另一支黔军在四川境内也壮大起来,逐渐占据赤水一带。为重占贵州,袁祖铭与周西成结成亲家,合作抗击滇军。1925年初,周西成率部向滇军占据的黔西北发动进攻,并初战告捷。此后,袁、周合力于1925年底将滇军逐出黔境,袁祖铭以彭汉章为省长,以周西成为军务会办。其时大做鸦片生意,连省府职员的薪水有时也以鸦片替代。到1926年周西成出任省长后,公开宣扬“有土必种,无烟不富”“只准吸烟,不准嫖赌”,贵州的鸦片业更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四川的军阀主义与鸦片

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即进入了军阀主义的时期,也就是说军人武装遍及全省,武装割据代替了合法的文官统治。全省的军队人数急剧增加,清末仅53000人的军队,到1919年已上升为30万人,这还不包括人数与此相差无几的民团。军队隶属于10多个集团,这10多个集团又使全省处于四分五裂之局面,他们相互之间经常进行混战。兵额的增加和混战的酿成,使军费也迅速增长。有人估计,1916年四川全省军费为6024078元,到1925年增为26296358元。 [52]由于各防区的收支情况多秘而不宣,军费的实际支出要比这一数字大得多。如果按照常规的财政收入,四川要养活这多如牛毛的军队,是不可能的,但四川的民脂有限,而军阀的搜刮手段无穷。四川的地理条件适宜罂粟的生长,在晚清就是中国产烟最多的地区。因此,四川的军阀们无不视鸦片为最大的利源,他们强迫农民种烟,苛征烟税,勾结奸商,贩毒谋利,从而将四川的烟毒再次升至全国之冠的地位。

川军于1920年鸦片开禁,勒逼农民栽种罂粟,为达此目的,各集团可谓想尽办法,“如农民缺乏的烟种子,防区愿向别地运来散发;如农民缺乏资金,也可贷款,不过利息较高,将来还本之时,本利要以鸦片烟折算”。 [53]

除此之外,更毒辣的有两种手段:一是规定种烟只完当年的税,而种粮食则须完纳几年的甚至十几年的税;二是对不种烟的农民征收“懒捐”。1923年,川军第1军强迫三台县农民按比例种植罂粟,拒种或少种者缴纳“懒捐”。此例一开,各军阀争相仿效。1924年11月,第3军军长刘成勋再创鸦片专利制度:由地方与军队共同订立以下的章程,军方保证地方安宁,祟庆县须种10万亩大烟,烟田配额分到84个村庄,烟税在鸦片收割后的20天内缴清,谎报或不完成者将受重罚。 [55]

烟税是川军的主要财源,它给军阀们带来了极大的财富。每个防区都设有禁烟查缉局等机构,在禁烟的幌子下大抽烟税。鸦片从种植、运销、零售到吸食各个环节均须纳税:栽种有“窝捐”,收割过秤有“秤捐”,贩运有“护送费”,转口外销有“出口税”,邻省烟土入川有“进口税”,开烟馆吸食有“红灯捐”,烟馆熬膏有“锅炉捐”,此外还有“执照”“牌照”“登记费”和各种附加,真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搜刮之术无孔不入。

滇军唐继尧部占领四川,大量云土经四川运往各地,从而大大影响了川土的销路,这样便爆发了川滇战争,最后,滇军顾品珍部被逐出了四川。川军中实力最强的杨森,于1925年悍然发动统一四川之战。

杨森早年充滇军小官时,便已伙同友人私贩云土,自己也深染阿芙蓉之癖。1917年8月,滇军名将杨杰曾将在家吸烟的杨森拘捕,并让这个靖国军第二军参谋长自端烟具游街示众。经此风波,杨森决心戒烟,但征收烟税则更加变本加厉。以21军正式公布的数字为例,在1928—1934年,该军的“禁烟收入”一年比一年高,历年均超过田赋正税的2—10倍。如1930年该军总收入为3014万元,田赋收入为132万元,而禁烟收入却达1118万元,是前者的7.5倍,占总收入的37%。 [56]

刘湘21军烟税收入状况:

年份 烟税收入(元) 烟税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
1928 902478.22 7.52
1929 3193410.64 16.65
1930 11179279.44 37.10
1931 8352144.70 30.44
1932 8570892.32 27.06
1933 9277876.18 20.55

资料来源:《四川经济月刊》,第1卷第5期,1934年5月。

另据《中行月刊》所载:该军是年总收入为3132万元,而禁烟所得是1365万元,占总收入的43.59%;1931年的禁烟所得是1055万元,占总收入的32.57%。 [57]

滇桂烟税之战

广西土地贫瘠,是中国少有的不适宜罂粟生长的省份。1912年陆荣廷出任广西民军都督,为招兵买马,增加收入,鼓励部下和烟商向云、贵购烟,以军队护送,收取鸦片过境通行税和就地贩卖的营业税。旧桂系在与云贵交界各处均设立关卡,征收烟税。为此成立缉私总队,分为第一、第二大队,各负责云贵两省边界的武装缉私。

20世纪20年代初,陆荣廷政权崩溃,代之而起的是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新桂系与其前辈一样,把烟税作为主要财源。不仅沿袭旧桂系的缉私系统,与烟商合作贩烟,而且还拉烟帮入其势力范围,如黄绍竑手下的营长陆华书便是个烟帮头子,与黄绍竑是把兄弟。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桂系以孙中山的广东国民政府为后盾,已经成为广西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了。

1920年唐继尧的滇军被逐出四川后,云土的出路受阻,唐继尧遂不得不去广西依附孙中山以图生存,并使云土由广西流出。1921年,唐继尧背叛孙中山,纠合驻桂林、柳州的滇军杀回云南,击败顾品珍部,重新确立了在云南的统治。而拥顾反唐的滇军杨希闵、杨池生等则下广西,响应孙中山讨伐陈炯明。这些云南政局的变化,反映了云南因鸦片没有出路,军队无法生存,不得不向外扩展的实际状况。

时川军已成长起来,广东一带又被反唐的滇军所盘踞,只有广西因旧桂系已崩溃而新桂系尚未强壮。唐继尧认为此乃云土南进、恢复霸业的良机,于是借讨伐驻粤滇军为名,率部入桂。

庸继尧部携巨量烟土,并以此发饷,官兵人人夹带鸦片,均期望打到广州,卖个好价钱。不料,龙云、胡若愚部队被阻于南宁,唐继尧、张汝骥部被黄绍竑、白崇禧部打得几乎全军覆灭。后新桂系围困南宁滇军,粮饷全无,而城内的滇军也日久难熬。唐继尧企图以400万两云土(价值700万元)收买李、黄未果,遂趁范石生、李宗仁包围稍懈之机,卖给南宁烟商20万两云土。这批云土被新桂系缴获,全军上下顿时兴奋异常。黄绍竑言:这批烟土决定了新桂系统一广西、结束滇桂战争的最后胜利。 [58]结果,新桂系终于将滇军逐出了广西。

时人形容西南的历次战争皆为鸦片战争,虽未必全对,但也基本反映了历史的情况。不仅西南的军阀为鸦片连年厮杀,征战不已,即使是在很少出产鸦片的东部或其他地区,军阀们也在为鸦片烟税闹得不可开交。如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有三大武装分地取税,军队达6个师,全省岁入总额不足千万元,只可勉强维持两师之用。因此军费全仗鸦片烟税,盛产鸦片的湘西最肥,赵恒惕居之,其部将沅陵镇守使蔡巨猷人称“烟土大王”;鸦片运销枢纽的洪江,为叶开鑫的驻地;湘南为唐生智的防地。赵、叶两军因各有400万以上的烟税补贴,故兵精粮足,唯有唐生智实力最差。唐得出的结论是“之所以不如赵,乃是烟税不如赵也”, [59]遂通电反赵,开启战衅,湘地一片烽烟。中、东部的“鸦片战争”,尤以争夺上海的江浙战争为影响最大。

江浙战争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直、皖两系军阀争夺上海,尤其是上海巨额鸦片烟税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袁世凯死后,行政上隶属于江苏省的上海一直是皖系禁脔,不容直系染指。皖系之所以高度重视上海,一是可控制上海兵工厂,取得大量军火;二是上海乃鸦片运销中心,据此即可得到巨量烟税,军阀内传言,在上海仅外国鸦片的税款就可养活3个师。

1917年9月,皖系头目段祺瑞派卢永祥为松沪护军使,1919年8月,卢永祥督理浙江,荐何丰林补任松沪护军使,卢、何与上海的潮州帮鸦片商人合作设立聚丰贸易公司,大做鸦片生意。当时虽然印度与中国公开的鸦片贸易已取消,海关的鸦片进口记录也已消失,但实际上,印度鸦片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华的出口。上海仍是麻洼土的交易中心,每年的进口量达到数吨。聚丰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联合上海流氓帮会分子,保护从事印度鸦片贸易的土商,并抽取护运费。鸦片到吴淞口后,就由何丰林的部下押运至上海租界附近,然后再由流氓帮会负责运入租界。据时人估计,卢、何每年包运鸦片一项的收入,在100万元以上。 [61]足以维持其军队系统的开支。因此,直系历任江苏督军对上海这块眼皮底下的肥肉馋涎欲滴,虎视眈眈,江、浙两省的军阀为争夺上海而展开了角逐。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通过北京政府命令裁撤松沪护军使,被卢永祥、何丰林顶住。直皖战争结束后,皖系与奉系、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一时上海成为反直活动的中心。直系大将齐燮元更是把上海的皖系势力看作眼中钉,必欲拔去而后快。1924年3月,直系孙传芳攻入福建,皖系的残部退入浙境,为卢永祥收容。齐燮元即以此举违反《苏浙和平公约》为借口,联合孙传芳等准备攻卢;而卢永祥因有张作霖和孙中山的配合,也不甘示弱。于是,酝酿已久的江浙战争终于爆发。

卢永祥以陈乐山为主帅,齐燮元命朱熙为指挥,双方战于沪宁沿线的黄渡、浏河一带。双方战至精疲力尽之时,孙传芳在烟榻上命令1万多生力军杀入战场。9月3日,齐燮元部也发动攻击,卢永祥的皖系抵抗不了两面攻击而节节败退。10月8日,孙传芳军进迫龙华,到12日晚,卢军大乱,卢永祥被迫通电下野,然后东渡出国。接着,齐军、孙军和吴佩孚派来的援军张允明部三方争相收编卢永祥的败军,并各自任命一人为松沪护军使。

这时,开始入关的张作霖奉系也窥视直系刚刚到手的上海,遂声称替卢永祥报仇,挥师南下。12月11日,北京政府下令免去齐燮元本兼各职,以卢永祥为苏皖赣宣抚使。卢永祥的旧部也纷纷加入反直战线,以策应奉系。这样,第二次江浙战争爆发。1925年1月12日孙传芳因难以与奉系抗衡,宣布废止与齐燮元的同盟,从上海撤退。28日,齐燮元不敌奉军而退出无锡,并宣布下野。次日,奉军张宗昌部进入上海,战事结束。江浙战争给上海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也使鸦片烟毒更加炽烈了。张宗昌部在南市、闸北一带,与潮帮订立保险合同,合作贩卖烟土,连司法机构也不敢过问。马寅初曾指出:“军阀又以上海之收入(鸦片)甚剧,相互争夺,便造成江浙战争,此所谓齐卢战争,及第二次孙传芳与杨宇霆之江浙战争,实均为鸦片战争也。”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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