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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禁烟运动的继续发展

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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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反毒组织应运而生

1917年后,鸦片的再度泛滥,引起了各阶层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他们一如既往地投身于反毒禁烟活动。

福建去毒社在历任社长林柄章、杨廷纶、陈培锟、林雨时的领导下,十年奋斗,成效显著。不料民国以后,福建政权操在军阀手中,亦兵亦匪的杂牌部队占据一方,暴敛横征,勒逼种烟,流毒全闽。去毒社大声疾呼,论理抗争,但军阀视烟税为发财命根,岂可轻抛。因此烟禁既开,如决江河,势不能遏。去毒社无力去毒,十余年的心血尽付东流,社内同人心灰意冷,遂于1921年宣告解散 [75]

在去毒社愤而解散的同时,更多的不甘祖国沉沦的仁人志士们投入了禁烟运动。如中华护士会、妇女节制会等团体均反对烟毒。1918年,北京一些中外人士为阻止鸦片贸易和罂粟种植的复活,协商成立禁烟委员会,后因参加者十分踊跃,改组为万国禁烟会,总干事为韩济京。1918年1月17日,上海的有志之士率先建立上海分会。2月6日,万国禁烟会总会在北京成立。接着沈阳、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苏等地相继成立了分会,天津组建的拒毒会也改称为万国禁烟会的天津分会。7月间,京、津、沪三分会协商组织一个全国委员会。但各分会仍自行募集资金和制订计划,只有出席国际活动才由总会出面或协调。

万国禁烟会的主要工作是促进国内禁烟和参与国际禁烟活动。关于国内的禁烟,万国禁烟会要求各地的传教士搜集罂粟种植的情况,以引起社会的重视;宣传吸烟的危害,呼吁政府制定禁烟法令并切实执行。万国禁烟会为了扩大影响,尽量邀请政界名人加入,如徐世昌、钱能训、靳运鹏、曹汝霖、蔡廷干等均是该会会员 [76]。关于国际活动,主要有:一、要求凡尔赛和会增加禁烟的决议;二、与英国查禁鸦片贸易会联络;三、向国联报告中国所需医用毒品的数量,敦促波斯、土耳其签字加入《海牙条约》等。万国禁烟会为中国的禁烟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要求英国配合禁烟方面,其态度是暧昧的;它谴责贩毒,但却从不指责英国;它为中国日益严重的烟毒状况表示忧虑,但却从不承认英国的责任。

如前所述,中华基督教团体继续进行禁烟的努力。1923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举行年会时,决定设立拒毒委员会,并建议全国教会积极推进禁烟运动。1924年11月,国际禁烟大会在日内瓦举行,协进会派遣顾子仁作为代表,陈述中国人民的禁烟主张。同年6月,该会又频繁与其他团体如全国男女基督教青年协会、卫生委员会、中国医药学会、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等讨论禁烟问题,该会的另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是参与发起组建中华国民拒毒会。

中华国民拒毒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1924年7月19日,上海总商会、中华教育改进社、江苏省教育会、中华医学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等6大团体的代表,在上海青年会食堂聚会,集议创办全国性的禁烟组织。定名为中国国民拒毒会;宗旨是联合全国各团体设法肃清国内鸦片之种植,及制止国外鸦片与一切复制毒品的输入;加入者分为团体会员和名誉会员两种,名誉会员是指中外热心拒毒的人士经董事部聘请者。

8月5日中国国民拒毒会宣告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全国教育改进会、寰球学生会、万国拒土会、上海总商会、全国医学会、红十字会、日报公会、律师公会、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等30余团体作为发起团体。次日,拒毒会的领导机构——临时干事会举行首次会议,临时干事有郭秉文、黄炎培、张叔良、徐可陛、郑维和钟可托。21日,经酝酿推选出13名董事:丁叔贞、石美玉、宋汉章、吴山、胡宣明、袁希涛、徐季龙、马相伯、张一鹏、郭秉文、黄炎培、钟可托和罗运炎。两天后选出名誉会长马相伯,会长徐谦,副会长黄炎培,中文书记罗运炎,英文书记钟可托,会计吴山。

拒毒会成立后,即投入紧张的拒毒工作,首先向全国发出两份通电,一份致各省团体,一份致各省区军民长官。第一份电文在回顾了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后,痛心地指出:“惜自欧战以来,友邦失于检束,我国弛于禁令,……驯至少数武人,为饷糈而包庇种运,地痞流氓,图渔利而乘机兜揽,甚或勒收亩捐,强迫下种,良田毁于毒卉,收获因而锐减,摧残民食,莫此为甚,追念前功,曷胜浩叹。” [77]如此恶劣形势下,中华国民拒毒会宣告成立,并要求“我通国父老,投袂而起,组成各地拒毒会,藉通声气以利进行”,定于9月28日为全国拒毒大运动日,“或开会演讲,或游行示威,总期唤醒社会,作严重之表示,造坚强之舆论,对外显民众之决心,对内促政府代表之诚意,……尤当监督各地行政长官,实力奉行禁令,俾军蠹不得再施其凶狡,市侩无从阴用其鬼蜮。家谕户晓,永绝根株,挽救民族之沉沦,保障国际之地位,肃清大陆,光我神州,在此一举”。

第二份通电历数各地军阀纵容倡导烟毒的种种罪行,要求“各地当局同心悔过,于所辖区域,合力厉行烟禁,并提倡奖励各团体,协助进行” [78]

另外,还召开两次上海市民拒毒大会。推举蔡元培、伍连德、顾子仁为国民代表,出席国际禁烟大会。然后号召各地同志加入拒毒的战线。

国际禁毒运动的继续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稍事中断的国际禁毒运动在国联的推动下,继续推行禁毒事业。

1919年各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和约的第295条规定就是关于禁毒的《海牙公约》问题。1923年,为推动禁毒事业,国联特别设立了鸦片及其他毒物贸易顾问委员会,该会成立后即提议召开国际禁烟大会,得到国联评议会的赞成,决定举行两次禁烟大会。

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历届中国政府也出席国际禁烟会议,民间禁烟活动因中华国民拒毒会的诞生而日趋活跃。1924年国联召开禁烟大会,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国民拒毒会也推举蔡元培、伍连德和顾子仁作为国民代表出席。11月3日,国际禁烟大会召开,出席国为中国以及与远东鸦片问题有关的国家共7国,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减轻和消除远东的鸦片问题。在会上以与会的英国代表为首,各国纷纷强烈谴责中国没有遵守规定,罂粟的栽种遍布全国,对烟毒状况无系统调查等,使中国的代表极其难堪。同月17日由国联会员共41国出席的第二次禁烟大会,在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限制鸦片的出口和麻醉品的制造。美国代表因提出的限制生鸦片的生产和销售提案未获得通过而退出了会议。接着,中国代表也因列强不允许在其殖民统治区内禁烟而退出了大会。此后虽会议继续进行,但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尽管如此,会议对中国仍产生了不小的震动,这就是由于国内的弛禁,烟毒泛滥,而遭到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国家声誉遭此大辱,此后,一些有志者包括一些政治家更积极地投身于禁烟运动。

除日内瓦会议外,1925年有关国家召开了太平洋国民会议。国民拒毒会将4200个团体4663000余人的禁烟签名本递交顾子仁代表,并呼吁与会国家一致拒毒。1926年7月,中华国民拒毒会以施肇基为代表,出席了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世界拒毒教育大会。次年国际联盟大会时,国民拒毒会请与会的中国代表朱兆莘公使向国联大会介绍禁毒运动的状况,中华国民拒毒会的热情、努力和决心,得到国联的充分肯定,并特许该会有代表中国国民列席国联会议的特权。[79]

但由于整体上中国国内毒况日益严重,因此,中国成了国际反毒运动的主要目标。每次国际会议上中国都遭到各国代表的批评。1927年5月,国联烟毒顾问委员会参议英国人莱尔在上海考察后,要求新成立的南京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实行禁毒。但南京政府显然并没有打算厉行禁烟,以致毒祸蔓延,毒品还向国外出口。1934年,在国联禁烟委员会第18届会议上,中国再次遭到空前的大诘难。美国代表穆勒指出,中国1930年的鸦片产量达12000吨,为各国鸦片总产量的7倍。西班牙等国代表则认为中国日益严重的鸦片烟毒状况表明,政府已无力控制烟毒,坐视民族堕落而不能自救。与会的中国代表胡世泽无地自容,哑口无言。回国后,代表们要求政府切实禁烟,由此,促进了六年禁烟计划的出台。

中国共产党关于禁烟的主张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以改造中国命运为己任的共产党,自然不会对鸦片充斥的现实熟视无睹,他们对这种落后腐败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无情地揭露。

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指出,军阀政治是鸦片泛滥、灾祸连绵的根源。《向导周报》刊文揭露说:“种烟是军阀所强迫的,军阀闲无军费,因要饱私囊,如孙传芳要想得到一千万元的收入,便允许南通张状元包种鸦片,其余如刘镇华、周荫人及从前赵恒惕等,也因要想得到军费,便不得不勒令农民种烟。” [81]

中国共产党也把烟毒泛滥与列强侵略联系起来,指出:“他们——番鬼佬(帝国主义)……还运来无数量的鸦片烟苗,叫他们帮助下的带兵老爷(军阀)强迫我们(广东农民)去种。”结果“雷州方面,因此竟饿死二十多万农民,而未饿死之兄弟,一万十万到南洋、安南各处卖身为奴(猪仔),未死之姊妹,一百一千到广州湾、香港、澳门各处卖身为娼” [82]

各地农民运动兴起后,将铲烟拒毒作为一个内容。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鸦片流毒深入农村,许多生产谷米的田地,变而生产鸦片,成为民食缺乏的原因。” [83]要求农民兄弟们铲除罂粟。

地方势力的禁烟措施

在各地军阀竞相勒逼民众植烟,抽取烟税作军费的反动潮流里,也有极个别的军阀政权坚决反对烟毒,表示不种罂粟、不抽烟税,有些还在控制区域内广泛开展了禁烟活动,这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的。

东北地区是罂粟遍地、鸦片流行的重灾区,但在张作相管辖的吉林省,实行了较为严格的禁烟措施。

“基督将军”冯玉祥对鸦片历来深恶痛绝。1918年,冯担任湘西镇守使,驻扎常德。湘西是烟毒盛行之处,冯玉祥严令禁止鸦片,并将没收的30万两鸦片在大校场焚毁;为帮助烟瘾患者戒烟,设立了戒烟所,前后共开办了7期,戒绝烟瘾者达400人。 [88]

“秀才将军”吴佩孚对烟毒也深为痛恨,曾颁布严禁种植罂粟及严办曾命令或鼓励种罂粟的知县的通令。1924年底,河南便出现了普遍铲除罂粟的行动,其结果使烟毒有所缓和,但对栽种罂粟的农民来说是极其痛苦的,因为“鸦片和其他作物均无所获” [91]

在清末民初所有的地方政权里,阎锡山在山西的禁烟运动,持续时间最长,成效最大。阎锡山统治山西达38年,自1912年起,阎便在山西推行禁烟。到20世纪20年代,全省的105个县均成立了拒毒会,针对城乡鸦片瘾者较多的实际情况,各县均设有烟民习艺所、烟民调解所、戒烟善后所、戒烟会和感化场等。几乎每村都有戒烟会、稽查队和联保制,每月都要对烟民进行调查,如果某甲(10户)中有一户为烟户,本甲联保须负责予以肃清。女稽查队员则负责检查妇女。县区村有三级戒烟所,年壮而屡戒不改者,或依法惩处,或调入工厂做苦工。山西的禁烟被纳入村政建设之中,一度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大面积的罂粟栽种已经绝迹,鸦片瘾者大部分戒绝毒瘾,昔日乡镇最普遍最豪华的烟馆全部被查封。山西在禁烟等方面曾被目为“模范省”。但自1926年以后,由于日本人向山西贩毒活动的加剧,以及阎锡山因经济拮据默认部下从中取款,山西的烟禁反而松弛了下来。陕西所产的陕土被烟贩源源不断地运过黄河,一时死灰复燃。全省各地的鸦片供不应求,一两烟膏的价格由3元涨至12元。未断瘾的贫困者因无钱吸食价格高昂的鸦片,而改用廉价的金丹、吗啡、白丸,从此晋省内毒品充斥,据孔祥熙的报告,仅使用金丹者就达100万人,每年耗费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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