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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禁戒毒品
  3. 中国毒品史
  4. 禁烟幌子下的毒品泛滥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禁烟内幕

党国要人与黑帮大亨的合作

1927年4月12日,上海的青帮流氓充当蒋介石反共清党的打手,为国民党立下汗马功劳。作为回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给予他们公开活动的体面,并聘其为南京国民政府高级参议、国民革命军高级参议,把杜月笙、黄金荣等抬高到地方领袖、党国要人的惊人地步。杜月笙等也极力协助国民党,予以默契配合,而“禁烟”正是双方相互联络与合作的基础和首要内容。

江苏的禁烟机构就是这种合作的典范。设在上海的江苏省禁烟局局长曾镛的儿子曾宪琼,拜杜月笙为干爹,而曾镛的副手们,几乎就是杜月笙原来的三鑫贩毒公司成员的翻版:顾嘉棠是运输处处长,马祥生是查缉处处长,芮庆荣是护缉队队长,而金廷荪和苏嘉善则是禁烟局财务处的正副处长。还有像谢葆生任上海县禁烟分局的副局长,高鑫宝是金山县禁烟局的局长。后来上海成立上海市禁烟委员会,杜月笙又亲任禁烟委员。这样,由这批大毒枭主持苏沪地区的禁烟事业,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杜月笙此时不仅仍插手鸦片的买卖,而且还参与筹建吗啡工厂。约在1930年,原潮州帮土行的会计华清泉,伙同郑芹初,以原华利土行为基础,勾结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温建刚,在南市原保安队的一个中队部里设立吗啡工厂。由杜月笙的青帮同参兄弟陈坤元出任经理和技术顾问,雇用工人300多人,将在四川初制的黄吗啡(俗称粗胚)精炼成吗啡,并有军警站岗保护。该厂设备先进,产品纯正,畅销各地,因而所得极丰。不仅杜月笙每月可得巨额报酬,连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及孔祥熙等也捞得油水,并且还向蒋介石缴纳秘密费。

温建刚因有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庇护、吴铁城的撑腰,自以为有恃无恐,连CC派的头子陈果夫也不放在眼里,与昔日陈果夫追求未果的名妓小林黛玉结婚,从而激起陈果夫的愤怒,陈将温建刚与南市吗啡厂的详情报告蒋介石。另外,有资料表明,杜的生产规模也超过了蒋事先所允的数字,现经陈果夫的报告,也不能在“禁烟”的幌子下毫无举动,遂令戴笠负责调查。这时,吴铁城见事情闹大了,为开托自己,把责任尽推在温建刚身上。温建刚被捕之初,尚十分傲慢,说此事只要问南京老头子即可,戴笠见状恐内幕外传,将温建刚押至南昌行营,后在陈果夫的坚决要求下将温枪毙。南市吗啡厂被查封,老板郑芹初和职员周石鸣、郑俊亭被关押。陈坤元也遭通缉,杜月笙命陈坤元往大连避风,自己则携巨款到南京请戴笠停止调查;潮州帮也上下用钱。军法处因得了贿赂,把全部责任算在温建刚一人身上,三人遂开释。结果虽然不了了之,但吗啡厂再也没能恢复。 [40]

除了南市吗啡厂以外,浏河吗啡厂也颇具规模。该毒巢为蓝衣社所设,厂址浏河镇附近。后来,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因不知内幕,将浏河厂抄没并私吞钱财,而遭蓝衣社攻击,杨虎只得把钱财发还给蓝衣社,草草了事。 [41]

其实上海数任市长如张群、吴铁城、俞鸿钧等均与毒品有染。长期担任市政府秘书的耿嘉基曾在法国、比利时留学,因精通法文,而负责市政府的法文事务,经常代表市府和杜月笙与法租界打交道,还奉命兼营有关公土在上海的运销业务。市长们从中所得多少虽不得而知,仅他这个角色就已收入极丰,每日一掷千金,举止阔绰,“有时连杜月笙也恐望尘莫及。欢场女子,甚至以能与耿秘书有特殊关系,欣然向同行们夸耀”。 [42]

此外,杜月笙等还与地方军阀合作制毒贩毒。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数川军将领范绍增。1930年范氏因手下在上海法租界走私被捕,托杜月笙帮忙而相识。不久,双方即决定在四川范绍增的防区内,开设海洛因工厂。范负责提供鸦片原料和保安力量,杜月笙则张罗制毒机器、技术、化学药品和销路。1931年前后,工厂在重庆开工,杜派遣叶清和负责管理。由于技术不精,因此所产海洛因呈黄色,纯度低于进口货,但因川土价格低廉,国内海洛因供不应求,所以这些次等毒品装在美孚公司的煤油筒里,通常上面铺一层川贝,运至上海,再转售各地,仍畅销无阻,每年利润达数百万元。其中部分利润就由杜月笙在上海采办机枪弹药,运往四川交范。两年后,因范绍增兵败失势,该毒品厂才关闭。 [43]

1932年,因分赃不均,杜月笙与法租界发生矛盾,杜遂在上海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将贩毒大本营从法租界移至南市。他所控制的土行、烟馆等至少有1万家。上海市政府也因此得到大笔的好处。1935年7月,上海禁烟委员会成立,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杜月笙、王晓籁和颜福庆出任常务委员,杜在实际上仍控制着江南地区的鸦片运输、烟膏分配、瘾民执照发放以及管理土行烟馆系统,而且,海关等机关所收缴的各类毒品也是转交该委员会,然后又投入鸦片买卖的。

西北三马

20世纪30年代,马鸿宾、马鸿逵先后出任宁夏省主席,马步芳则为青海省主席,时人合称“西北三马”。他们统治西北期间,为扩军夺地,多对鸦片采取“寓禁于征”之策,实际是只种不禁、只征不禁,遂使烟毒日益泛滥。尤其是马鸿逵统治宁夏时,全省人口仅90万,然而种植的罂粟却达20多万亩,因为鸦片产值高,所以从平罗、宁朔到塞上江南,到处是烂漫的罂粟花,只有不能种罂粟的土地才种粮食。由此可见宁夏烟毒之猖獗。

1937年,马鸿逵在实行法币前,先下令统制收买烟土,用不能兑现的省票和党、政、军机关的存款,从民众手里买回600万两(折合187.5吨)烟土,但其公布时却说所收烟土仅262.5万两。 [44]说是买,实是抢,马鸿逵规定民间不准私藏私卖鸦片,只能按政府规定的低价卖给官家。马鸿逵将烟土入库,第二年春天组织金融整理委员会,将84.4万两鸦片(约合26吨),以法币的本价卖给民众,轻而易举地收回了3485450元。就这样,马鸿逵的金融整理委员会利用鸦片的统买统卖,转手之间不仅囤积了500万两烟土,而且用回收的240万元顶替了省行发行的钞票,并宣布宁夏暂行发行的钞票已全部收回。

马鸿逵剥削民众“有方”,他先以每两3—4角的价格把田地里的鸦片统购走,给农民留下一把纸票子;回头他又以每两4—5元的高价把鸦片烟膏卖给烟民,从而将农民手里的纸票再收回来。这样一来一去,农民的几年辛苦就化为乌有了。 [45]

表面上马鸿逵也高喊禁烟,他设立戒烟所,组织禁烟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实际上,是假借禁烟之名进行赤裸裸的鸦片公卖。戒烟所变成了吸烟所,禁烟委员会就成了贩烟委员会;他不准百姓私存烟土,却遍地设局按户配售烟膏。20世纪30年代中期,因阎锡山抬价收购鸦片,烟贩们纷纷将烟土贩往山西,马鸿逵见烟土危机,便推出存土计划,规定烟农不许自留鸦片,也不可售于烟商,只有禁烟委员会才有权收购。同时,还派军队堵截运往晋绥的烟土,结果当年就截获400余万两,从而确保了他的鸦片垄断政策。直到抗战胜利后,宁夏各地还遍布“官膏店”。正是马鸿逵“禁烟”有方,才使宁夏流传三多:烟民多、妓女多、乞丐多。到处是皮包骨头的烟民。据宁夏省府1936年统计,仅登记的烟民就达123564人,占全省人口的八分之一。外地人的游记中谈起宁夏见闻,必说鸦片。如“吸大烟是宁夏人的家常便饭” [50]

西北军阀统治下的烟政

军费行政费用多取自鸦片。如绥远的烟亩罚款,按总数摊派到各县,然后再由各乡镇长认额包征。这样,土豪劣绅趁机加捐。而且这些土豪劣绅为永远攫取征税权,对上司极其殷勤,每年将烟税增加25%。

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烟亩捐,多由省政府预先拨给驻军,实际征收时,并不受总额的限制,几乎可随心所欲地收取。 [51]

甘肃省年财政收入为135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占6853000元,而军费支出7732000元,所以该省的5万大军几乎是靠鸦片来支撑的。 [54]

根据国民政府的禁烟计划,陕西为缓种省份,因此,军阀和地方政府均抓住这最后的良机,大肆栽种罂粟。为使民众能安心种烟,各级政府纷纷张贴告示,声称奉令禁烟,但姑念民艰,本当铲烟荒田,今采取寓禁于征的权变办法。以下便是陕南某县的劝种令:“为严令飞催事,现在上宪天天有公事,叫我们赶快多种烟苗,其实我们某县人民,观望多不敢种,因为前次有领牌照,才得种的活,现在牌照也不叫你们花户领了,时期已尽(经)迟了,不得已来此命令,催你们当委员村甲里长联保主任各保长的,令到随时挨存传锣(原文如此——引者),先不领票,并劝令家家户户,普种烟苗,越种的多,越出的钱少。要是不种,今冬就要按亩出款,那就悔之晚矣,务必苦口劝种,天天鸣锣,谁地种得多,谁地后来负担轻。特此飞谕。本县长专查种多种少,考核人优劣耳,切嘱切嘱,此令。县长王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县政府印)” [55]

这位县长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劝种之殷殷之情,已溢于言表了。在军阀和地方政府的双重勒逼下,西北的罂粟长得特别茂盛,鸦片“特业”相当发达。宁夏“十万亩大烟,十万支(烟)枪”。甘肃的罂粟地达50万亩,亩产鸦片39两,总产量达19500000两,居西北六省之首。1934年7月4日的北平《京报》指出:“陕西的武功,人口不到二十万,烟款派到四十万,按人口来计算,每人每年该负担二块钱,这还只是上头派下来的数目,其实在加派贿赂敲诈和层层剥削之下,老百姓到底流了多少血汗,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著名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描写道:“一出(宁夏)省垣南门,即可看到非常广阔的湖潭,……两旁的土地中,一片片的鸦片烟苗,已盖在土上发出青青的颜色,有许多妇女和小孩,正在耘除鸦片地上的杂草。”甘肃“肥美之田野中,以鸦片最重要!此时正收获期中,烟果林立,阡陌相连,农家妇女与儿童多在烟林中工作,辛辛苦苦,采此毒汁” [56]

龙云的鼎盛时代

在云南,20世纪30年代是龙云统治的鼎盛时代,云南的鸦片也发展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云土不仅是省府财政的支撑点,而且鸦片也是银行的基金,银行的钞票也成了云土的象征。

1929年前,在云南罂粟完全是自由种植的,1929年后,罂粟的生产被政府统制,这并不是说鸦片的生产受到了限制,而仅表明政府对鸦片的控制日益严厉。这种控制表现在勒种、官运、官销、定量吸食等方面。

云南耕地有4027878亩,罂粟地占325万亩,约占总耕地的84.5%,罂粟地的实际面积比325万亩还要大得多,因为农民每年都要开垦荒地种罂粟。在少数民族地区,罂粟的种植也很少列入统计范围,所以罂粟地的面积无论如何估计都是不过分的。1935年有外国旅行者写道:在滇中偏东的宜良,有着“广袤的精耕良田,其中大半盛开着罂粟花”。甚至连昆明到开远一个旧的铁路沿线也广种着鸦片。 [58]

龙云为整顿金融,成立新富滇银行,发行新滇币,以旧滇币5元折合新滇币1元;新滇币为税收的标准币。该行行长是李培炎,它在香港、上海等地都设有分行,它的最大业务就是经理鸦片贸易。1929年龙云统制鸦片后,于1930年由新富滇银行拨款500万元成立南生公司,专营鸦片事业。银行对种烟户发放信用贷款,俗名烟债;利息极高,每亩春季放贷10元,夏季须缴烟25两。未贷款的烟户也由公司负责收购鸦片。 [59]集市的春季是南生公司收烟繁忙的季节。如大理三月街是传统的大集市,其时四川的蜀锦、河南的猴戏、上海的洋货、苏州的书画等应有尽有,当然,最红火的是鸦片的交易。大理是云土产区的中心地带,南生公司在最热闹的市口竖起了白布大幕帐,帐外大书“鸦片贸易处”,每年仅在大理就可收得700万两上等云土。花街结束时,龙云派军队护送,将5000驮(每驮约1400两)的鸦片运往昆明。

鸦片的运输由统运处负责。该处于1935年成立,属官商合办,云南的大商号如庆正裕、永昌祥、茂恒等均入股参加。该处在南宁(主任施次鲁)、重庆(主任舒揆臣)、汉口(主任张丽生)设分处。原来统运处订期为3年,到1937年云土产量仍年年丰收,因此,又延续了2年。直到1940年该处仍存有烟土几千箱之多。 [60]

龙云时代也曾制订三期禁烟的详细计划,省会设有禁烟局,各县有禁烟分会;当然,中国的事情仅看纸上的东西是不够的,要知道云南的禁烟效果,只要读了下面的官方布告就会明白大概了。1935年9月1日,龙云的心腹、云南省禁烟总局局长陆崇仁颁文指出:“照得本省地瘠民贫,夙称全国第一。仅言出产一项,除鸦片一物外,无物可以转运他省,吸收金钱。……乃今有无识之民,谓种烟无利,前此种烟之田,或改种杂粮,或任其荒芜,不但此种行为于政府毫无所损,而汝等仍须缴纳亩捐,其实亏损益甚。……人民既种烟之田亩,务须照常种植,不得出尔反尔,或种或辍,行消极之抵抗,乱国库收支。似此冥顽强悍,无异藐视法令,滥用自由。一经查出,除加倍勒缴亩捐外,并以反革命论罪。” [62]在当时,新富滇银行和南生公司每年的鸦片利润达到5000万元。要知道1933年云南省的地方财政收入预算仅1600万元,也就是说,云南的鸦片收入要比省府的正常收入多2倍。

四川的“双枪兵”

鸦片烟税是军阀的军费来源,而四川的刘湘也曾禁烟。但“据刘湘的禁烟之布告以观,则刘将军禁烟之目的,端在减少生产,以提高烟价也。盖其布告中有云:近年以来,烟土产量过剩,不惟不有影响于烟价,抑且扩大四川全省不景气之恐慌,故惟有减低烟苗之产量,方足以救济四川经济之危机” [63]

四川的军队吸食鸦片成风,全川数十万军队,除原属于冯玉祥西北军的第29军王志远的独立旅以外,各部均盛行吸毒。营级以上军官家里,一般都置有烟具烟榻,供本人和家属吸食,并作应酬之用。他们视鸦片为人生知己,每日总是“营营一灯,卜昼卜夜,喷云吐雾,吞吸无厌”。在川军高级将领中,吸毒者也不在少数。如第22军军长赖心辉,第24军军长刘文辉、副军长向义,第3军军长李樾森,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等均是大烟客。

尤其是拥有20个团兵力的罗泽洲,因烟瘾奇大而享有“烟灰”的雅号。他曾以“鸦片一物,流毒祸国殃民,为害之烈,举世痛恨”,三令五申,严禁部下吸毒,但他自己却“每日由黄昏吸到鸡鸣”,不论是会客、议事、发布命令都离不开烟盘子。罗泽洲日耗8两,每日下午2时起床,4时吃早饭,然后边办公边吸烟,到晚上9时吃罢中饭又开始吸烟,一直到次日凌晨才就寝。1923年夏,第22军军长赖心辉率部进攻黔军盘踞的隆昌,遭受重创,仓皇西撤。败走途中,因道路狭窄,人马争相逃命,而坐在轿内的赖心辉却不慌不忙地下轿,令护兵在路边坟地上铺陈被褥,摆好烟具,然后优哉游哉地抽将起来。与其是说赖心辉胆大,还不如说是烟瘾难忍。第24军军长刘文辉败退西康前拥兵10余万,企图称霸四川,问鼎中原。为在内战中取胜,他对部队的训练抓得很紧,但他本人却染有烟瘾。刘文辉的吸烟室就是办公室,他的烟榻就是办公桌,无论读书、看报、批阅公文、接见部属、商量公务、策划军事等,均在烟灯旁完成。1935年初,蒋介石入川,刘文辉每次应召之前,总要在住所过足烟瘾,以免在谈话中精力不济,神情恍惚。他们所抽的烟土皆为上品,不是印土,就是云土,其他烟土是不屑一顾的。为显示豪富和地位,其所用之烟枪、烟灯、烟盘和烟盒等均极讲究。烟枪多用羚羊角、犀牛角、象牙、沉香木等制成,管上或饰以琥珀、翡翠,或嵌以美玉。这些烟具被军阀们视若瑰宝。1933年8月,刘文辉与刘湘发生激战,刘文辉的岷江防线被突破,敌军兵临新津城下,刘文辉只得在枪炮声中撤退,因情况危急,弁兵连桌上的地图印章也来不及收拾,却没忘记卷走烟榻上的精致烟具。1928年冬,罗泽洲在川东之战中,2万余众被刘湘军队打得大败。罗泽洲在仓促撤退时,将名贵的“虾须”烟枪丢掉了。罗为夺回这一“宝具”,不惜派出一个排冲入敌阵寻找。结果,全排为一根烟枪而被消灭。

还有些川军将领则由吸毒而制毒贩毒。如刘湘部下川军第4师师长范绍增1928年时就与杜月笙合作,由杜派他的同门兄弟吗啡大王陈坤元到范师防区邻水县开设吗啡、海洛因工厂,由于四川鸦片价廉,所以该厂所产吗啡比贩运鸦片所获的利润,要大十几倍。 [64]

波、土、印鸦片的进口

根据中英禁烟章程,1917年后,印度鸦片禁绝入华,然而,直到1937年止的20年里,不但印度的鸦片仍有私运进口,而且波斯、土耳其两国因未受条约的限制,更大量地向中国走私贩毒。所以,印度的大土、小土,波斯的红土,土耳其的鸦片,以及由鸦片所制成的毒品,如海洛因、吗啡、红丸等仍盛行于中国的大江南北。各地的海关及法院、政府机关,每年均查获大量的外国毒品。 [65]

对华输出毒品的国家,主要是波斯、土耳其和印度三国。据国际联盟的报告,1925年波斯向中国出口的鸦片,计有1200万两(460吨), [68]占该国鸦片出口总量的30%左右。

印度鸦片走私出口数量为500万—600万两,它们大多先运至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等处,然后进入中国大陆。按照印度中央统计局所出版的Istatistik Yilligi所载,每年有7万—8万两烟土运入大陆。实际输华的毒品远不止这个数字。有相当数量的印度鸦片是直接出口到日本、法国和美国等,然后再从那里转运到中国,或制成吗啡、海洛因后运往中国沿海地区。中国海关和政府机关所查获的毒物,多由此等国家转运而来,即为明证。

总之,世界各国中,只有中国是最大的吸纳鸦片及其他毒物的市场,因此,波、土、印三国之鸦片,直接的、间接的、原形的、改制的,最终大部分推销于中国市场,此为不争之事实。这些输华鸦片的总量是惊人的。

据1925—1931年间,波斯、土耳其和印度对外贸易统计册所载,鸦片的出口总量约合2840万两。运往中国的约占其中的40%,即每年1700万两左右。内除中国关册上已载大连进口之数100万两以外, [69]年约有1600万两。如每两以大连进口的鸦片价格1元计算,当有1600万元。1932年后,中国政府加强禁毒,波斯等三国的鸦片出口总量也随即下降,由1931年前的2840万两,减至1460万两左右。其中约有半数即730万两输入中国,内再除了大连进口的125万两以外,走私进入的达600万两。以每两1元计,年需600万元。其中最大数量的鸦片及其制品是由日本人贩至中国的。

1925—1933年波、土、印三国鸦片概况

1925—1933年波、土、印三国鸦片概况

资料来源:郑友揆:《我国近十年来国际贸易平衡之研究》,《社会科学杂志》,1935年,第6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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