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的鸦片政策
自清末以来，中日关系恶化，日本视中国为其在亚洲扩张的第一目标。日本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解体的，也是从鸦片战争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的；鸦片不单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的灾难，为帝国主义赢得极大的好处，也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力和自信心。日本为打击与削弱中国的国力，攫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因此也模仿其西方的“先辈”，确立向中国输运毒品的国策，企图用毒品来残害中国人民的健康，并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彻底崩溃。这样，日本成为自英国以后，向中国出口毒品最多的国家。 [70]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人民发动了不胜枚举的反日浪潮，这与日本大肆贩毒有密切的关系。
日本在对外扩张中，鸦片与侵略始终联系在一起，一个原因是日本乃是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的构造十分脆弱，因此在占据中国台湾、朝鲜等地后，便确立鸦片专卖制度，并将此作为其财政的主要支柱之一。例如1898年，日本从台湾鸦片专卖中获利350万日元，这相当于当年台湾全部财政收入的46.3％。至于在伪满洲国的13年历史中，鸦片收益则一直是其主要财源。
长期以来，日本所需的鸦片均是从伊朗和土耳其进口的，但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伊朗和土耳其的鸦片价格急剧升腾，日本被迫减少鸦片的进口，但即使从不完全的统计来看，其数字也相当可观。日本是从其操纵的大连和青岛海关进口波斯、土耳其鸦片的。两关每年有鸦片入口，如1922年进口19.8担，而1929年高达1060担。“九一八”事变后，即停止了统计。总计从1918—1931年的13年间，进口鸦片共达6210担。 [74]它已经超越上海法租界而成为中国毒品的制售中心，连上海等地向外国走私出口的海洛因、吗啡等亦是天津日租界出品的。
不仅如此，日本还阻挠中国政府推行禁烟政策，并间接破坏国际间对毒品的控制。
国际联盟禁烟顾问委员会代表斯图尔特·富勒（Mr．Stuart Fuller）曾严正谴责日本使用麻醉品毒害中国人的罪行，他指出：“冀东区内不可想象之情势，天津暨北平到处是鄙污可耻之状态，河北乡村吸鸦片恶习之蔓延以及上海之现状，均涉及以鸦片毒害别人的政策，无一非日本人所造成。” [77]。
伪满洲国的鸦片统制
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3月又策划建立“满洲国”，两年后，改称“满洲帝国”。在侵占东北及建立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侵略者认识到武力镇压很难在短时期内征服东北人民，必须采取与武力征伐相配合的精神麻醉战略，企图摧毁东北人民的意志和民族精神，使其失去反抗力。关东军早在1932年2月侵略热河前，就已着手研究制定鸦片政策，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等即确定了“满洲国”的鸦片政策，并从神户召税务署长难波经一主管鸦片事务。 [78]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即模仿台湾的鸦片公卖制度，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有关鸦片问题的法令，逐步实施鸦片统制政策，即对鸦片实行垄断的政策。
1932年9月16日，伪满洲国政府公布《暂行鸦片收买法》，决定组建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为推行鸦片专卖制度做准备。11月3日，又公布专卖公署的官制设想。专卖总署为管理鸦片统制的主要机关，设于长春，共有900人，其中40人是日本人，下设分署10处。30日公布了《鸦片法》和《鸦片法施行令》。该法共22条，规定：一、出售鸦片和烟膏由政府决定；二、不得私自种植罂粟；三、经批准栽种罂粟之人须将鸦片全部缴纳于政府；四、该法自1933年1月11日起实行。
这个《鸦片法》对鸦片的生产流通过程作了严格的统制规定，企图建立政府垄断鸦片的制度，是完全的鸦片统制法。而在《鸦片法施行令》里，则详细规定了政府控制罂粟种植、鸦片的收购、制造和销售，从而对鸦片实行了严格的统制。
在罂粟的种植方面，伪满洲国规定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才能栽种罂粟，每年由鸦片专卖总署署长于10月制订下年度的栽种计划，然后各省再将计划分配到各县、旗，各县、旗于年末到次年2月，审理农民提出的栽培申请。得到批准后，农民才可栽种，还必须在田头树牌写明地址、面积、栽种人姓名、住所等。为保证鸦片统制的实行，缉私官员和军警要共同到各地检查，甚至还出动飞机检查，一旦发现私种罂粟，立即给予铲除。事实上农民为逃重税，罂粟私种现象层出不穷。尽管有铲除私种烟苗的记录，但也有地方伪政权要求农民积极种植罂粟。如包头的布告称：“凡居民人等，不论民族、畛域都有种植权力。所播种烟苗，政府决予大力支持或保护，任何人不得故意践踏和损坏，使收割顺利完成，保证人民的合法权益。” [79]据日伪统计，1934年规定种植的罂粟为685000亩，从1934年到1943年，被查出的私种罂粟达267897亩，平均每年有26789.7亩。
农民收获鸦片后，不能自由支配，必须把鸦片卖给专卖总署指定的收买人。而收购鸦片的商人也要经伪政权核准，方可收购。在罂粟地最集中的热河省，鸦片专卖总署指定的收买人（大满号），在各地设有7个分号，110个集货所，进行全省的鸦片收买。在兴安西省，由于鸦片数量较少，则由县或旗政权直接收购。收购价格是每两1.7元，但农民只能得到0.9元。 [80]
伪满政权收购鸦片后，统一送交奉天（沈阳）小东边门的鸦片制造场，这是伪满洲国规模最大的毒品工厂。该厂有职员百余人，女工400人，最高时能年产鸦片烟膏500万两，和麻药（吗啡、海洛因）4吨。生产出来的鸦片烟膏，由鸦片专卖总署的生产科售给各市、县、旗的鸦片零售所。每两价格是2.2—2.5元。
鸦片零售人由各地地方长官指定，在伪满初期，由伪满各级政权指定一些私人经营的零卖所出售，此即大烟馆。这种零卖所也要获得许可证才能营业，每张执照年须缴纳500元。为了大力发展鸦片业，攫取金钱，零卖所发展很快。后来为进一步垄断毒品业，伪满将私营的零卖所一律改成公营。
为保证鸦片统制的实行，在日军的指挥下，伪满当局建立鸦片缉私制度。1933年1月，便公布《鸦片缉私法》，同时制定《查获私土奖励规则》。在鸦片专卖总署内设有取缔科，在各省的鸦片专卖署内设有缉私科，他们与警察合作查缉罂粟的私种、鸦片的走私等。
这样，日伪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的鸦片垄断制度。
毒化政策下的百姓
日伪通过鸦片专卖，从农民手里低价收进鸦片，再以高价出售给吸毒者，并从各个环节上的经营者那里抽取重税，因此他们从鸦片中得到的利益是惊人的。据统计，1932年鸦片纯收入就已达到370000元，占伪满全部财政收入的0.2％；到1934年增至5465000元，占全年收入的2.6％；以后还有很大的增加。
在日伪鸦片统制政策之下，东北的毒况日益严重。日军侵略不到3年，凡日军所到之处，没有一处不被“毒化”“黑化”的。据1934年伪满民政部的调查，伪满境内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者，达900万人。其中15—18岁的吸食者占10％，19—24岁的吸食者占13％，25—29岁的吸食者占23％，30岁以上的占33％。总计东北3000万同胞，吸毒者竟占三分之一，这真是惊人的数字了。 [82]
在日伪暗无天日的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中国人在精神的痛苦和体力的崩溃下，只能以毒品来暂时麻痹自己，毒患的深化程度是极为迅速的。
参考资料
- 《禁烟专刊》，第1期，第30页。
- 1936年《申报年鉴》，第86—90、104页。
- 《国民政府公报》，第1716号，1935年6月7日。
- 《禁烟半月刊》，第1卷第1期，第87—89页。
- 《禁烟汇刊》，第1期，第8页。
- 万君默主编：《三年来江苏省政述要》，江苏省政府秘书处第三科1936年版，第66页。
- 转引自赖淑卿：《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及其成效》，第53页。
- 《蒋主席禁烟言论集》，转引自赖淑卿：《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及其成效》，第53页。
- 穆世均：《临淮禁烟的失败》，《文史资料选辑》（凤阳），第1辑。
- 胡适：《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1934年4月《独立评论》第95号。
-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之感想》。
-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之感想》。
-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21页。
- 《潘心源关于“秋收起义”前后浏、醴、平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1929年7月2日。
- 转引自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卷，第46页。
- 《平江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集》，1983年9月版，第413页。
- 《平江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集》，1983年9月版，第424页。
- 《平江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集》，1983年9月版，第488页。
- 何自坚：《回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87、99、176页。
- 郑家度：《广西近百年货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1页。
- 《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 《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50、192页。
- 《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页。
- 《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页。
- 《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页。
-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65页。
-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 《红军长征过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红旗》杂志1985年第1期。
-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红旗》杂志1985年第1期。
- 《红军长征过广西》，第317页。
-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无版本，第16页。
-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无版本，第65页。
- 原件藏贵州省博物馆。
- 《黔山红迹——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257页。
-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329页。
- 陕甘宁边区财政厅财政科：《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0年11月15日。
- 西北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
- 《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20页。
- 恽逸群：《蒋党真相》，山东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51页。
- 何卓：《汪精卫集团沉浮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
- 上海市文史馆编：《旧上海的烟赌娼》，百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3页。
- 《救国时报》，1947年3月28日。
- 高树榆：《昔日宁夏漫谈》，宁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
- 《西北记游》，《新中华》，第2卷第7期。
- 《西北万里长征日记》，《旅游杂志》，第4卷第10期。
- 《宁夏之见闻》，《新中华》，第1卷第22期。
- 《宁夏省考察记》。
- 《宁夏见闻》，《新生》，第1卷第34期。
-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27、87页。
- 《拒毒月刊》，第94期。
- 内政部禁烟委员会：《禁烟纪念特刊》，1935年6月，第6页。
-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27、87页。
- 陶亢德：《鸦片之今昔》，上海宇宙风出版社1937年版，第90页。
-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1936年版，第67、306页。
- 费尔南：《1894—1940年的中国之行》，天津1941年版，第203页。
- 斯诺：《北京之行》，第58页。
- 《拒毒月刊》，第91辑。
- 施次鲁：《云南鸦片统运内幕片断》，《云南文史资料》，第18期，第150页。
- 《云南全省禁烟总局布告禁字第275号》。
- 俞宁颇：《中国鸦片流祸的概观》，《时事月报》，第5卷第4期，1931年10月。
- 何引流：《中国的毒物问题》，载《中国经济论文集》，第2辑。
-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文史资料选辑》，第88辑。
- 《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73页。
- The China Year Book，Tientsin，1926，p．623．
- 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第93页。
- 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2、3日。
- 日本关东州政府1924年9月1日下令，关东租借地内之鸦片，由政府公运、公制和公贩，故1925年后，中国的关册上已载大连进口的鸦片数字。
- 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
-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4页。
- 朴橿：《日本の中国侵略とアヘン》，日本三一书房1994年版，第56页。
- 杨钟健：《东北四省灾区视察记》，《东方杂志》，第12卷第9期。
- 转引自禁烟委员会编：《禁烟特刊》，1939年6月，第11页。
- 《1936年国联第21届禁烟会议富勒报告》。
- 《1936年国联第21届禁烟会议富勒报告》。
- 《美国国务院禁烟备忘录》，1943年9月21日，转引自王德溥：《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内使用麻醉毒品戕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11页。
- 《伪包头市政府号召居民种植鸦片的布告》，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何引流：《中国的毒物问题》，《中国经济论文集》，第2辑。
- 《香港工商时报》，1934年10月6日。
- 《东北经济掠夺》，第8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