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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禁戒毒品
  3. 中国毒品史
  4. 解放战争及新中国的禁烟运动

国统区毒品的再度泛滥

各地罂粟种植的兴盛

国民政府为聚敛内战经费,变本加厉地劫掠农民,从而严重摧残农业经济,再加上天灾人祸,就更加速了中国农业经济的破产。

农村耕地荒废、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空前匮乏,依靠种植普通的作物已无法完成缴税、维持再生产和生活,于是,在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罂粟种植就再度兴盛起来了。

安徽罂粟产区亳县、阜阳,在国民政府“寓禁于征”的幌子下,种烟面积比抗战前还有所扩大。据1945年的统计,仅阜阳一地,就植有罂粟12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9%。 [10]

四川的川西松潘等六县,直到1938年后才益发种植罂粟。到抗战结束后,不仅未禁断,反而面积更广。罂粟多由哥老烟匪控制。

四川的安岳县政府于1946年宣布全县禁烟“成功”,实际此乃瞒骗上司。号称禁断后的安岳县,烟毒四起。如1947年,查获烟案46起,抓捕人犯328人,全县仅登记的烟民就达10260名,占全县人口659256人的1.56%。登记的烟民被逼戒毒,但须付出大笔金钱,贫民无法,只能逃逸深山,但仍有人被缉捕甚至丧命。时人目睹此景,作联曰:“一支竹枪,‘杀’尽妻室儿女不见血;三更灯火,‘烧’完田土房屋未得灰。” [11]

各地的土豪劣绅仍打着“寓禁于征”的旗号,勒逼农民栽种罂粟。如川东、湘南地区,保靖县恶霸地主徐世弟、徐世发兄弟,强迫农民每户至少栽种罂粟1000棵,并征收50%以上的烟税;如有违抗不种,除吊打外,仍须交纳2两鸦片的“懒捐” [14]

1947—1948年间,在全国各省均发现了罂粟种植。罂粟的再度兴盛,使日益破败的农业雪上加霜,不少地区的农业完全破产。此种新闻报道屡见不鲜。如《前卫日报》曾指出:烟毒致使有些地区“一村一乡,百业荒废,倾家荡产者不可胜数”。 [15]

土匪与鸦片

民国社会是一个土匪横行的世界,也是鸦片泛滥的渊薮;而且,土匪和鸦片几可说是民国社会的两个畸形的孪生兄弟。

中国近代社会是土匪广泛生成的时代。尽管土匪在中国可说是古已有之,但在辛亥革命以后,由于中央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下降,社会状况日益混乱,以及政治腐败等原因,土匪在各地纷纷集结。土匪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和离开了军队的士兵。整个民国时期农业的连续萧条,也为土匪队伍的壮大提供了稳定的条件。土匪团体因其来源与性质、活动的差异,有惩恶除霸、参加革命的可能,但更多的则是从游民阶层中带来为非作歹的习气。不管土匪团体、个体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大,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与价高利厚的鸦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可说,鸦片招来了土匪,土匪护卫着鸦片;土匪出没的地方也是鸦片泛滥之处。东北是著名的土匪世界,自晚清时起,那里的拓荒史就与鸦片、土匪交织在一起。从张作霖、马占山到20世纪40年代的“座山雕”之流,东北的“红胡子”、马贼通常控制着能种植罂粟的边远山谷,并逐渐扩大势力。张作霖16岁加入绿林时,已染有烟瘾,他与张景惠、张作相以及汤玉麟是把兄弟,罂粟和鸦片是其经费的来源之一。1927年,张作霖在奉天设“禁烟局”,垄断从罂粟的种植到烟膏的贩卖的整个过程,当年就攫取了1000万元的巨利。那些闯关东的农民,为保护生命和抵抗官府的严厉镇压,只能加入土匪队伍。而在鸦片产地的吉林和热河,土匪更是赖鸦片为生存之根本。西北的陕西和甘肃为贫瘠之地,许多农民被迫铤而走险,拉起土匪队伍。他们活动的地区呈东西走向,而这正是鸦片贩运的通道。 [19]贵州的土匪,强大到一度曾占据省城贵阳。在这块罂粟生长特别茂盛的土地上,土匪与鸦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他们与军队、帮会一样,是用罂粟果浆喂大的。解放战争时期,各地大量的土匪武装,以国民党别动队、地方武装的名义而盘踞一方,欺压百姓,并控制鸦片生产。

鸦片是土匪的利源。在土匪看来,鸦片就是武器,鸦片就是钱财。在弛禁和无禁的时代和地区,占山为王的土匪常常是一个地区的罂粟和烟农的当然保护者,当然,烟农必须用鸦片来供养他们。为得到更多的鸦片,土匪常想尽办法来迫使农民种罂粟。有的“土匪强迫群众把大烟种在盆子里,把盆子放在背篓里。背着随土匪的行动转移” [25]但终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止,土匪问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

鸦片也是土匪生活的必需品。土匪往往活动于缺医少药的山区,一旦患病,只能靠鸦片来治病解痛。此外,土匪的生活艰苦而紧张,而鸦片几乎是缓解紧张情绪的唯一良药。鸦片所特有的舒畅感还能在短期内增强土匪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土匪普遍具有吸食鸦片烟的嗜好。这在被土匪绑架的众多外国人的传记作品里,有大量的描写。如霍华德曾写道:几乎每一个土匪据点都吸食鸦片,“抽鸦片似乎满足了他们的一切需要。它常常可以取代他们的吃饭、睡觉和娱乐活动。事实上,比起在腾云驾雾中吸食鸦片来,其他任何欲望和消遣都是相形见绌的了” [26]

酷烈的西南烟毒

1948年,四川省政府针对峨嵋县的毒况指出:“该县贩运烟毒极为严重,烟馆到处皆是,吸食烟毒者众多。又警察局局长罗少云有吞没烟土情事。饬令县府彻查明确。” [27]

四川的金阳县原无罂粟,民国初期才有少量种植,到1930年,罂粟种植面积已增至耕地总面积的20%,而在1940—1950年间,罂粟面积又扩大到40%。最高的亩产鸦片达300两,一般的也有50—60两。 [28]

贵州城乡,到处弥漫烟毒之风。居民家中大多备有成套的烟具,有些尚不止一套。既以自用,又用以待客。甚至政府机构的办公室里,也可以看到黑油油的烟枪和如豆的烟灯。吸食鸦片是十分普遍的习俗。贵州街头,随处可见形容枯槁、面色憔悴的来往行人。吸食者中包括官员、警察、士兵、职员、工人、车夫、教师、学生等。而全省只有一所省立医院,不到20张病床,连有公职之人的生老疾病治疗都难以满足,更遑论戒烟。因此,民众亦只能用鸦片来医治病态的身体和精神。

云南的商业在抗战胜利后发展很快,商家由1000家上升到2000余家,大理、鹤庆、永平、祥云等城因商而扩大和繁华起来,各地商路也迅速畅通,如下关有商路4条:下关—保山—畹町—瓦城—仰光;下关—昆明—百色—南宁—广州;下关—昆明—重庆—武汉—上海;下关—维西—拉萨—印度。当然,鸦片贸易也得到了同步发展。不少商贩在瓦城购入鸦片贩至下关。下关是著名的云土集散市场,在此贩烟的大商家就有德泰昌(老板罗顺臣)、复协和(老板周守正等)、兴盛和(老板舒金和)、文华号(老板杨钟秀)、福兴昌(老板华吉天)等,其分号遍及印度、缅甸和我国上海,鸦片是其主要商品。 [29]下关本地抽大烟的也为数众多,新街、紫云街一带几乎都是烟馆,共有百余家,真是“家家烟枪响,户户赌博声”。

少数民族地区的烟毒也有新发展。彝族土司强迫彝民种植罂粟,进行高额烟租的剥削。较大的地主、土司每年收入的烟租达数千两到数万两。1948年,景东安定区的“东山大王”李成堂、“西山大王”罗庆云等强逼农民犁掉已长高了的蚕豆、麦子,改种罂粟。

由于政治腐败,官官相护,各级官吏借口禁烟而捞钱财。1949年,四川万县警察局局长谭佩庚见国民党高官们,尤其是驻万县的川鄂绥靖公署的官员大批贩毒,便抱着“你贩得我也贩得”的心态,将警察局内历年积存的没收来的鸦片、吗啡暗中售与烟贩,然后将所得部分用于改善警员伙食,部分与部下私分,结果案发,川鄂绥靖公署执法犯法,罪加一等,将谭佩庚判处死刑。不明底细之人还以为公署执法如山。实际上,这一轰动全国的案件,实际是双方争夺鸦片贩运权的争斗。谭被处死前长叹道:“死就死吧,像这样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黑暗社会,我真活得不耐烦了。” [30]

总之,国民党上台后,先是局部禁烟,继以六年禁烟,抗战后期追加三年禁烟,抗战胜利后,又有二年禁断计划,前前后后禁了22年,结果仍屡禁不止,烟毒泛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的罂粟地有2000万亩,全国种植罂粟的农民有1000万人以上,从事贩毒制毒以及制售吸毒工具者超过60万人,而瘾君子人数达2000万人。千百万民众在这毒气迷天、烽火铺地的黑地狱里,如密林中的枯草,看不见一线天光。

这是一个国民政府留给新中国的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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