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东北解放区的率先禁毒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争取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时，继续一如既往，坚持禁毒政策。
1945年10月13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设立禁烟督察局的决定，率先揭开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禁毒运动的序幕。该决定指出：“今日寇已经投降，察绥大部地区为我解放，对是项鸦片，若不严加管理，深恐流毒各地，为害无穷。因此本会决定设置禁烟督察局，以妥善管理鸦片收买、缉私、烟民登记及教育、戒除事宜。”禁烟督察局在专区设禁烟督察分局，县设县局。[75]该局的组织章程规定：“本局在边委会领导下，专管收买敌伪强种所遗留下之鸦片，解救吸食者之苦痛，以及鸦片之禁绝，私相买卖及贩运之缉查等事项（白面、海洛因、料子等烈性毒品亦属之）。”[76]10月17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又发出了关于严加管理烟毒的布告，指出，“查晋察绥热辽沦陷区，前在日寇毒化政策之下”，种毒吸毒，“荡产倾家，戕害种族，每一念及，殊堪痛惜”。现大部地区欣获解放，对是项巨额鸦片必须严加管理，特宣布：“在本边区境内，鸦片及其制造品、代用品绝对禁止私买私卖；贩运尤所严禁”；“种植罂粟之户，以及存有鸦片之户，应依该管禁烟督察局所定期限，将鸦片悉数交局，按定价收买”；违者“除鸦片及制造品、代用品没收外，并从严治罪”。[77]
在东北，抗战胜利后密运私售烟土的情形仍然存在：“一由朝鲜输入，名之曰东土，一由热河流出，名之曰西土，散浸于东北各地。据闻热河赤峰，尚有密造麻药者。”[78]1946年8月25日，东北根据地辽吉区公布了《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和《禁烟禁毒条例》。后者明确规定：“本区内一律禁种鸦片与禁造各种烈性毒品，违者概处以极刑。”具体量刑标准是：贩运鸦片在100两以下者，处3—5年有期徒刑；在500两以下者，处5—10年有期徒刑；在500两以上者，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贩运与供应烈性毒品者，不论其资本大小，一律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凡军政公务人员犯本条例各条款均加倍罚之。[79]1947年5月25日，辽宁东丰县解放后不久，县公安局就发布了《严厉打击贩毒活动，坚决取缔吸食鸦片的通告》，下令立即停止一切贩毒、吸毒的活动，毒犯应主动到公安局坦白登记，交出毒品。从这年到1949年该县共处理了烟毒案件232起。[80]
1947年3月，太岳行政公署和太岳行政区公安局先后颁行了《禁烟禁毒办法》和《禁绝毒品统一管制》的命令，要求各行政区设立禁烟局，各县设缉查队，局长、队长一律由公安局局长兼任，“如存有毒品者按规定办法一律送交公安部门，如依然贩卖者，或存有其他违令行为者，均按规定办法予以处罚治罪”[81]。
1949年初，山西榆次、太谷地区解放后，有些烟土流入河南沁阳。与此同时来自黄河以南地区的烟土走私很猖獗，某烟贩携带的200两烟土到沁阳一天就卖完了。沁阳公安局加紧毒品缉私，仅仅七八天内就破获烟土案7件，查获烟土92两、贩毒款1691500元。[82]保定解放后，毒贩郑英杰见保定毒品大量减少，便勾结梁春霖、张学五等人委托奸商大批收购毒品，除去自行吸食其中的少量毒品外，其余均加价倒卖，从中牟利百余万元。1949年3月9日，保定市人民法院判处郑英杰、梁春霖、张学五等人有期徒刑3—2年。[83]
1949年7月16日，华北人民政府公布了《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大行政区域实施禁毒的开端，其目的是“根绝烟毒流害，保护人民健康”。“本办法所称烟毒，系指鸦片烟及吗啡、高根、海洛因（料面）、金丹或其他化合质料等毒品。”《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第5条规定：“严禁烟毒之制造、买卖及贩运。违者，烟毒及制造烟毒之机械用具没收，并严行惩办之。在本办法施行前从事前项违法营业者，应立即停止该项营业，并向所属地区之公安局或区人民政府报告登记，交出所存烟毒及制造烟毒之机械用具，并具结永远不作此违法营业，政府可予从宽处理。其不自行报告登记，经检举查获者，依前项之规定处理。”[84]
华北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在上述《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公布后立即贯彻执行，展开了查禁活动。北平市公安局东郊分局在7月份连续破案十几起，其中有的是毒品案。9月初，该局刑警大队破获了制毒惯犯郝安正、杨玉山等制造白面一案，搜出坯子、料子、白面、烟土等200余两。经查郝、杨两犯早在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公开勾结敌人，贩卖与制造毒品”。[85]8月27日，北平市公安局内二分局也破获了贩运大批烟毒案一件，搜出烟土1203两，并逮捕了李明远、张振武等31人。李明远早年任国民党军队副官，退职后即以贩毒为业，经常往来于热河赤峰与北平之间，贩卖大批烟土。日占时期他公开与敌勾结，进行有组织的贩毒。北平解放后，李明远仍不顾人民政府法令，勾结李玉春用汽车从赤峰运来烟土2000两销售给平津乃至东北的大毒贩，运费是每百两烟土付银元百元。运送的具体办法是将十轮大卡车上的四个轮子先卸下，在轮胎中装满了烟土再装上，这样每次可装2000两。公安机关在多方侦察核实后，于8月27日夜前往李明远家查抄，当场在李家的屋顶花盆内，厕所粪坑内，水缸内搜出烟土400余两。[86]事后内二分局又继续追查，查获了烟土44斤。
天津从1949年1月15日解放到同年年底，共查获贩毒案件1668起，抓捕毒犯2305名，缴获毒品1400余两。[87]
绥远人民政府于1949年8月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戒吸毒品暂行办法》，严禁毒品（鸦片、料面）之吸食。绥远人民政府还指示：“各县从即时起，应即根据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之精神及规定，具体讨论，定出方案，贯彻执行……具体做法应先在烟毒较重的城镇地方开展工作，藉以取得经验，然后逐渐伸行到较次村庄，然后再及于全面的推广，达到彻底全部消灭的阶段。”[88]不久，绥远省保安司令部、省政府绥西行署针对绥西各地贩运制造及吸食料面者甚多的情况，发出了禁止毒品蔓延的布告，宣布“自布告日始，凡查获制造贩卖或运输料面者，一律依法判处死刑”。[89]
西北地区的继续禁毒
日本投降后，原敌占区的鸦片、料面、吗啡等毒品纷纷流入陕甘宁边区这片净土，特别是由河东贩来的料面日渐增多，成了公害。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此于1946年2月22日公布了《查缉毒品办法》，决定组建以谭政为主任的专门查缉机关——“查缉毒品委员会”。查缉机关和查缉队的职务“限于查缉鸦片、料面、吗啡等毒品的贩运事件”；“无论公私商店及军民人等，如有贩卖毒品的行为，得依本办法……施行检查，被检查者不得借口拒绝，否则以违抗禁令论处”。[90]陕甘宁边区的缉毒工作是富有成效的。1948年9月29日，陕西安塞县查获了山西临县马茂德等6人带大烟158余两的走私案。12月8日，延安缉私队、公安局、税务局出动64人，分8个检查组突击检查了复盛民、天顺昌、新丰栈、长兴合、大兴栈、兴隆店、同义永和万盛德等8家客栈，在除了万盛德的7家客栈中查获用来私自销售的大烟87.5两、膏子356.9两。延安市缉私委员会对此发表评论说，“这样一来，对已检查者与未检查者都是一个警告，今后虽难免再作，但他总不敢和以前那样明目张胆的大作”。[91]
1949年夏，陕南行政主任公署发现有少数不法分子利用深山密林偷种鸦片，贪图厚利，与此同时贩卖、吸食毒品的案件在各县城镇时有破获。为了根绝烟毒，行署于7月间发出了严禁偷种大烟、贩卖毒品及吸食毒品的布告，宣布“今后倘有不法分子仍继续偷种鸦片、偷运贩卖、吸食毒品者，人人有检举之权利。经检举查实后定予重罚，情节重大者依法治罪”[92]。
此外，陕甘宁晋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梁和解放区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于1949年1月10日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加强缉私工作并同时颁发了《陕甘宁晋绥边区暂行缉私规章》，规定“缉私队以查缉毒品、敌币、银洋、赤金为主”，明确将毒品列为违禁品之首；并规定，“凡查获之毒品及敌币一律没收”。为了鼓励群众举报，《暂行缉私规章》还制定了缉私及奖金分配办法，“因报告而查获之毒品、银洋、赤金、敌币，以该总值10%作为奖金”。[93]这一规定对于调动人民积极举报贩毒犯罪、打击走私，共同制止违法走私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