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民族志都产生于实地的田野研究,研究者会亲自走入自己感兴趣的文化所在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Bruno Latour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十个月的实验室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发展了民族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个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