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同济大学医学院读医学预科和医学前期的四年(1932~。10年后(1946年11月底),我回到上海,感到似曾相识,又很陌生,一切对我来说都很不习惯。而我又急于选择一个合适的工作单位,必须离开我的妻子外出联系。医院在军统特务机关手里,移交时提出了二个条件,一是要改名为“中美医院”,二是要在院内建立一座军统头子戴笠的铜像(此铜像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当时院长沈衔书都答应了,才让同济大学医学院收回“中美医院”,医院的医生才进驻“中美医院”。我妻子的主张是:三个孩子都喜爱音乐,都学会一种乐器,这只是一种业余的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