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将毒品作为进攻中国的重要手段,实行毒品战争,在占领区实施名为禁烟、实为贩毒的“黑化”政策,毒害沦陷区人民的体质,消沉人民斗志,搜刮民脂。伪满洲国、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等均将毒品作为敛财的重要手段。在农村,他们规划种植罂粟区域,散放罂粟种子,传授种植技术,提高单位产量;在城市,则广设烟馆,规定销量,鼓励吸食,甚至诬蔑拒绝毒化之人为反日思想犯、“重庆分子”。日本鸦片贩子里见甫与中国人盛幼庵合作建立的宏济善堂,是战时日军占领区最大的贩毒机构。 大敌当前,中国民间社会呼吁救国先强种,强种须禁烟。在国民政府控制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在政府主导、民间力量参与的情况下,瘾民改造成壮丁,烟地换种为粮田,禁烟运动取得初步实效,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西南地区提供了大量壮丁、粮食和其他物资,为抗战提供了人力及物质保障,禁烟运动的展开与西南成为抗日大后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某些地方的禁毒实效十分有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继续实行禁毒政策,建立禁毒专门机构,颁布《禁烟禁毒条例》,全面实行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