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的盲区
由于处在战争的特殊状态，全国分为日占区、国统区和共产党抗日根据地，而且三种区域犬牙交错，从而客观上给国民政府继续执行禁烟政策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处在日占区边缘的一些军政势力，因天高皇帝远，往往将禁烟法令抛在脑后，而视鸦片经营为发财良机。例如淮南地区的国民党实力派韩德勤、李本一、秦庆霖等在中共与日军之间周旋，对百姓强加苛捐杂税，并且迫种罂粟。[107]
还有一种情况是国民党政权对农村的控制十分薄弱，对西南更是缺少经营。因此，在西南推行包括禁烟在内的各项法令，效果必然大打折扣。例如在陪都所在的四川省，禁烟的盲区就随处可见。四川十六专区位于川西，辖有松潘、茂县、理番（后称理县）、汶川、懋功、靖化等6县。这些地方政权力量相当薄弱。其鸦片交易中心在马尔康，每年买卖的鸦片达到百万两，购土的烟帮主要是青海马步芳的代表和贡唐喇嘛的代表。由于国民政府的势力尚不能达到马尔康，因此，百姓自由种植罂粟，并公开买卖。1938年四川各地实行禁烟后，各处哥老会帮会势力和不法之徒纷纷涌入这贫瘠僻远之地，大力发展罂粟种植业，从而使鸦片烟毒肆虐。各县长对此眼开眼闭。理番县县长黄莘牧更是直言说：“这里禁啥子烟啊！不过纸面公文，应付了事。”其前任徐剑秋本身就是终日一榻横陈的瘾君子，连公文也是在烟榻上处理的。靖化县有职员15人，以县长刘绍绪为首的12人是瘾君子，号称“12条枪”，占其职员人数的80％。懋功的县长1939年因全县遍种植罂粟而向省主席王赞绪报告，并指出：此处的彝民有枪二万条，若要铲烟，除非派三个团来。王竟敷衍道：“现在抗战期间，哪有三个团人到懋功铲烟，你相机行事，禁多少，算多少。”结果是一苗未铲。靖化县县长米庆云还算尽职，于1941年在本县断然实行铲烟，岂料遭到地方势力的顽强抵抗，所派区长也被杀掉，烟帮还围攻县城。最后告到省府，米庆云被省主席张群横眉怒斥，并被免职了事。 [108]军政的腐败和无能，也是禁烟不力的原因之一。1942年，王元辉出任四川十六区专员，手下有蒋介石派来的数个保安团，王元辉决心扑灭烟毒，铲除恶势力。岂料保安部队极其腐败，大小军官均贩烟谋私，吞饷吃缺，战斗力极弱，在与哥老会土匪的冲突中，几乎每战必败。当王元辉率部到懋功铲烟时，一营武装被缴械，自己被围困于县城，城将破之时，被迫写下字据：不动全县一苗烟土，于三日内离开懋功。
再如抗战时的柳州为大西南与华南及东南亚诸地物资转运枢纽，商市繁盛更胜战前，在此国难深重之际，一些国民党军阀勾结奸商，以此为发财致富场所，贩卖鸦片，大捞横财。广西银行柳州分行经理吴祖谋串通商人，用商店名义，向银行贷款，然后从后方收购鸦片，长途贩运，牟取暴利。 [110]
再说西北的不少地区也仍是烟毒泛滥。1942年起，马步芳借口禁烟，在青海各地大肆搜刮民脂。仅在西宁市和湟中、互助两县收得的禁烟罚款就达285300元。 [111]
吴铁城广东“禁烟”
1937年5月，吴铁城出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曾在上海主政，深知鸦片之“妙处”，他上任伊始，便加强省禁烟委员会的职能，任命70余人为各县查禁委员，并将各区禁烟委员会所辖的烟土公司和各县市的烟馆，一律改为土膏店和售吸所。名为办理禁政，实是攫夺鸦片利源。
吴铁城与大烟商陈学淡相勾结，合作贩卖鸦片。陈学淡从云南购买鸦片后，经吴铁城介绍，与军政部打通关节，将鸦片运回广东，煎膏装盒，运入自己的“大司马”和“天成”两艘轮船。这两艘船均设有暗舱，一次可载烟膏300万两。陈学淡用该两船轮流运鸦片去南洋群岛、印尼和菲律宾等地。后因内部分赃不均被人告发，才被菲律宾当局查获，搜出鸦片烟膏200多万两。吴铁城从陈学淡那里捞得的贿赂也无可计数。
由于吴铁城的纵容与默许，各县禁烟委员纷纷放手营私舞弊，毫无顾忌，一时珠江大地毒雾弥漫。
此情况被戴笠侦所知，认为是进一步插手广东禁政、以求分肥的良机，遂派梅光培于1938年2月到广东，以协助整理禁烟为名，其实是向吴铁城敲竹杠。吴因私囊中饱，心中有虚，遂招待殷勤，将梅光培引入吴的别墅同住，并送3万元做梅的活动费；不仅如此，吴还特为梅光培在民政厅设第六科，拨一辆新式轿车供其使用。对戴笠自然不能冷落，吴每月通过梅向军统提供15万元烟款，这样，才相安无事。 [112]
吴铁城于1939年1月被免去广东省主席职，由李汉魂继任。其间，他从鸦片里搜刮的金钱不知有多少。至于其他的党国要人仍然从中捞好处，如孔祥熙一直与贩毒有牵连。1940年，四川酉阳县县长冯英得知有一批鸦片经过此地，便带军警堵截以分肥，结果了解到这批鸦片的主人是孔祥熙，只得连声道歉。
刘文辉西康大抽烟税
1939年初，国民政府迁到重庆，蒋介石设法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对西康的刘文辉，蒋介石以建立抗日根据地为由，设立西昌行辕，行辕主任是张笃伦，与刘文辉争权夺利。鸦片是双方长期斗争的一个方面。
西康因位处边地山区，财政收入匮乏，常年入不敷出。如1939年财政预算为5357996元，而本省收入部分不足100万元，只能向中央政府和四川省政府要补助。但从1942年起，国民政府废除省级财政，省无独立预算，由国民政府核定的开支数字按月汇发，四川省政府也停止对西康的补助。这样，西康财政更窘。刘文辉号称“多宝道人”，其最后的法宝就是鸦片税。
西康地处僻远，清末民初烟禁最厉之时，也未受影响，因此有80％的人口吸食鸦片。刘文辉此时重拾生财之道，要求各县对罂粟的种植、鸦片的贩卖出售等环节抽取重税。于是，西康县县有罂粟花，税名有烟苗税、懒税、印花税、起运税、出售税、内销税、外销税、红灯税等。种罂粟的有税，不种的也要纳税。此后，西康之鸦片产量日增。1942年后，西康各县每年派收的烟税就达100担（每担1000两），丰产的竟达数百担；执牛耳的是荥经县，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从云南、西昌引来良种，劝民种烟，产量剧增，鸦片的质量可与云南丽江货媲美争雄。全省每年的烟税虽无确数可考，但至少在3000—4000担间。在贩运方面，利润更丰。康定或雅安每两鸦片价仅1—2元，运至成都便涨至3—4元，再运他处烟价更高。
刘文辉在禁烟问题上与蒋介石处处抵抗。1940年，蒋介石在西昌设立禁烟督办公署，直接征收烟款。刘文辉立即针锋相对，自兼督办主任。不久蒋任命一个禁烟督察到西康，刘文辉也推出一名督察。刘在烟税这一巨大利益上丝毫不让步，甚至一度与西康的中央军24军武装对峙，几乎兵戎相见。
但在表面上刘文辉采取“又禁又铲又收税”的方针，铲烟自然是表面文章了。每年秋获之后，西康省政府照例贴出“鸦片流毒，危害民生……”的韵文告示，奇怪的是这种文告必贴于大小烟馆门首，一般瘾哥往往以禁烟文告为烟馆指南。一时，各种中央官员、西南禁烟要人、军警等纷纷下乡。民间撰联曰：“冠盖往还，每过烟区都驻马；云烟吞吐，纵然茅屋也停车。”
因此，刘文辉始终抓住鸦片税一项，得以安于一隅。他自己也坦率承认：从鸦片中增辟财源，是饮鸩止渴之法。他后来回顾说：“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了许多乱子，弄得我终日焦头烂额，无法应付。有一时期在无奈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曾经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那已经是穷极无聊了。”“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113]
在鼓励与重税之下，西康诸县鸦片泛滥。一个调查团在报告中描写了少数民族的烟毒：“大小凉山夷人，在清时无何武力，故无大乱。一入民国，因内地迭次禁烟，烟价大涨，夷人遂利用时机，大量播种，以图厚利。而一般匪徒及不肖军人，系得十百倍之利益，私带枪械前往夷地换烟，络绎不绝。夷人经过此辈汉人不断输入枪械之后，遂如虎生两翼，为所欲为。” [115]
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屡有种植罂粟的现象。四川的茂县，羌族地区遍地罂粟，1942年，县政府假借铲烟为名，实行搜刮，派军队到各村勒索，连鸡猪均被夺杀，羌族人民忍无可忍，聚众进行反抗，县政府令哥老会从中调解，后杀害了羌族领袖刘扬同，是为“茂北事件”。 [116]
港记公司
在抗战时期的后方，以杜月笙为首的集流氓帮会、戴笠的军统及政府豪门合作的港记公司，是实力最强的贩毒机构。
港记公司成立于1938年，在香港和重庆设立机构，表面上由顾嘉棠任负责人，实际上仍是杜月笙主持和控制。该公司成立后，香港的鸦片商人争相向杜月笙订购鸦片，港记公司将内地出产的鸦片运至香港和日军占领区，然后换回大量的火油、布匹、汽车、轮船、香烟、抽纱等紧缺物资。 [117]
六年禁烟原定至1940年结束，四川的军阀为在最后时刻捞一票，指令烟商组织“江巴合昌土行”，搜集川中存土，准备外运发一笔大财。蒋介石为打击四川地方势力，尽快完成禁烟，于1939年初宣布所有烟商存土一律封存，禁止启运。此令一出，大后方震动。尤其是四川军阀的大批鸦片和烟商的存土均被封存，当时集中在涪陵白岩洞的鸦片共计3800担。眼看着这黑色的金子被冻结，四川的军队首领们自然不甘心，遂对重庆实行粮食禁运，于是，陪都发生粮荒。
1941年3月，杜月笙与潮帮大土商、华成企业公司负责人郑应时由香港来到重庆，探知这一情况，遂欲包揽这批鸦片生意。于是，杜月笙首先与川康绥署副主任潘文华的胞弟重庆银行的潘昌猷联络，取得川军的支持，然后杜分别求见蒋介石、戴笠、孔祥熙（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和刘航琛（经济部部长、四川军阀的代表）等。蒋介石也希望存土变成资金，表示同意。
杜月笙即向孔祥熙表示，愿意承担涪陵鸦片的外运发卖，把货款还给川人，重庆的粮食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正在为烟土和粮食而大伤脑筋的孔祥熙对此当然赞成，但如何处理这笔巨土呢？杜的计划是把鸦片运至香港，卖给英美以做麻醉药的原料。孔要求杜草拟办法，杜即让郑应时拟就具体办法：一、所有鸦片由港记公司负责运到国外销售，绝对不在国内销售；二、限期6个月内把涪陵存土全部运出完毕；三、鸦片运至边界时，须将烟土上禁烟督察处的印花全部清除，以免落入敌人之手；四、备足货款，向原来的四川烟商承购；五、全部鸦片由港记公司自筹汽车运输，但由财政部税务署派员押运；六、到边界地带，由当地军警监督出口。
这六条计划由杜交孔祥熙，孔要杜在渝等候蒋介石批复，实际上，蒋介石早已批复，但孔扣押不发。老于世故的杜月笙即知孔祥熙要“敲竹杠”，这个曾在上海不可一世的帮会大亨也不得不屈服于权贵，他转请范绍增给孔祥熙塞上一张500万元法币的支票，孔接过一看，立即笑道“太多了，太多了”，一边塞入口袋。第二天，公司即拿到了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执照。此后，郑应时与潘昌猷商定港记公司向川方支付每两3角2分的烟价，并支付印花税金。潘昌猷知杜月笙是唯一的买主，遂在讨价还价失败后被迫签订合同，并约定全部货款交给香港重庆银行办事处。
1941年夏，港记公司开始运出鸦片，杜月笙与戴笠合作，由军统派一队武装特务押运，并负责沿途安全。于是，第一批装载着涪陵川土2700箱的40辆汽车，浩浩荡荡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区，运至广西镇南关交货，然后转售于香港。此后不久香港沦陷，鸦片遂运至广东连县，因外销渠道堵塞，而变成内销，主要是由杜月笙的徒弟罗洪义负责，运至上海，卖给了日伪。
港记公司承运这笔烟土，先后向香港重庆银行办事处支付港币120万元，给戴笠军统付费300万元，给余汉谋所部支付80万元，李汉魂所部60万元，余下数百万元作了各方的利润。参与其事的范绍增一人就分得100万元， [118]杜月笙至少得到300万元，从而大大改善了杜家人马在港、渝的处境。
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财源断绝，于是，杜月笙又与老搭档戴笠合作，筹集资金12000万元，于1943年创办通济公司，杜月笙任董事长，钱新之为副董事长，实际的老板是戴笠。总公司设在重庆，河南商丘、浙江淳安设有分公司，杜月笙还令徐采丞、万墨林在上海开设民华公司，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大力开展“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大发国难财。除了把鸦片贩至日军占领区外，还倒卖各类物资。范绍增后来回忆说：“通济公司倚仗戴（笠）的特权，做尽了任何汉奸所不能做的生意。”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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