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印度的占领

18世纪后叶,英国进行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经济和科技迅速跃居世界前列。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促使英国资产阶级走向各洲,去寻找和开拓商品市场及殖民地。

1588年英国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便开始对外扩张。他们于1591年到达印度,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该公司在1709年与成立于1698年的新英国东印度公司合并(名为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它从英国女皇那里领得“特许状”,可独占从好望角到东方这一广阔领域内所有国家的贸易,并在所占领的殖民地拥有军政全权。

该公司的首要目标是印度。当时的南亚半岛正处在莫卧儿王朝的封建统治之下,自1707年皇帝朗则布死后,这个帝国分崩离析,从而给东印度公司以可趁之机。公司采用“经济渗入”手段,不断派遣使团去印度,从莫卧儿王朗那里骗取各种贸易特权。1609年,在苏拉特建立了第一个商站,4年后占领了该城。以后通过哄骗、欺诈、租赁或购买等手法,得到了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等重要据点。

1757年,公司又玩弄奸巧而诡诈的外交手腕,征服了拥有2000万人口的孟加拉王国。从此,东印度公司俨然成为一个拥有领土的国家。1765年公司在得到了澳理萨、比哈尔等地的部分权力后,继续向东推进,就在葡萄牙人操纵向中国进口鸦片的末期,英国则后来居上,奠定了东方殖民帝国的基础。

英国人在观察到印度人普遍地吸食鸦片的情况后,作了大量的报道。1586年,菲奇到达印度的八达拿城,见到这里的鸦片、糖等商品的贸易十分活跃。17世纪中期,在印度生活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弗莱说,印度的士兵经常食用鸦片以增加勇气,且数量很大。就是在摔跤比赛时,摔跤手也会吃鸦片以增强力量。而且他们注意到,印度的鸦片被贩运到东方各地,如马六甲。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控制了印度后,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驾船东进。1786年,英国人占领槟榔屿;1795年控制马六甲;1811年又进入了爪哇。此后,英国人又成功地打入了暹罗和缅甸。当然,印度之后,东印度公司员重要的目标无疑是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

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

英国欲与中国通商的念头很早就已萌发了。1596年,特使杜雷(Dudley)带着伊丽莎白女王给万历帝的信,率领三船向中国进发,不料在海洋上遇飓风而沉没。直到1637年6月,女王的商船才首次抵达澳门。1684年,英船驶入了广州。 [26]由于公司的有效推动,英国对华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在广州、漳州和宁波等地,可以看到英国商人活跃的身影。到18世纪初,英国后来居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是,贸易扩大的原因是英国进口量的上升。1637年第一个到达中国的商人就出师不利。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不曾推销掉一件英国货,反而为中国精美绝伦的商品所吸引,花了8万西班牙银元买了一批中国货。 [27]但不久,英国人就学会向中国推销鸦片了。这一点在英国国内也已形成共识。1719年4月出版的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已从文学的角度反映了这一社会问题。书中叙述英商鲁滨孙曾到过非洲、印度和中国,而他在中国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贩卖鸦片。他说:“我们买了一点鸦片……这第一批货,我们拿去卖给了中国人,很赚了一点钱;因为当时那里非常缺乏鸦片,正很需要。”

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并定期派遣船只。 [29]然而,为巨额利润所驱使的鸦片贸易不仅没有得到制止,而且到后来,英国官员们也改弦易辙,转而支持鸦片贸易了。促使他们态度转变的理由是,平衡日益增长的中英茶叶贸易中英国方面逆差的唯一“法宝”就是鸦片。

红茶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

茶树原产于中国,在3000年以前,中国人就已人工栽培茶树了。古人在利用茶叶治病的同时,逐渐有了饮茶的习惯,并形成了绿、红、花、乌龙等四大茶系的数千个品种。

自古以来,欧洲各国是农牧混合型经济,食物以牛奶和肉类为主,因此不易消化。而中国的茶叶可以去油腻、助消化。所以当1664年中国茶叶第一次出现在伦敦时,便引起了英国朝野的轰动。茶叶的作用被新闻媒介无限地扩大而供不应求。在红茶中加入牛奶成了众多英国人不可改变的生活习惯。于是,对中国茶叶的进口量呈直线上升,1793年,英国国内茶叶的消费量已达1600万镑。到1820年,更上升到了3000万镑。 [31]相当于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茶叶贸易还引起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当时,垄断茶叶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每年向北美殖民地转运茶叶,数量通常在400吨以上,并从中捞到大量好处。强大起来的北美殖民地渐渐地不再愿意宗主国控制着生活必需品的茶叶的进口权,因此独立意识日益高涨,后来竟以茶叶税为导火线而引发了划时代的北美革命和美国的独立。

英国政府不能改变人们对中国茶叶的依赖,便企图通过从其他国家进口茶叶,然而这也毫无可能,因为中国是茶叶的唯一出口国。尽管英国人在印度大力推广种植茶树,但直到1838年才有8箱印度产的茶叶首次运到英国。直到1860年时,中国茶叶仍占世界市场的90%。因此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英国不得不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同时它能够向自给自足经济体制的中国出口的商品却非常稀少,这样英国的白银因购买中国茶叶而大大减少了。

实际上,受到普通欢迎的中国商品不仅仅是红茶。英国贵族和地主们热衷于搜求精美的中国瓷器,并以在自己的城堡里建立CHINA(瓷器·中国)的房间而自豪。同样,中国的棉布也大受欢迎。英国人喜欢穿着吸湿性能良好且凉爽的中国棉纺织品做的西服,为此他们竞相购买江南地区出品的“南京布”。中国纺织品的输入,大大刺激了英国的棉纺织业的发展——尽管英国不出产棉花,但他们强烈希望能生产出像“南京布”一样的纺织品。于是,一场棉纺织机器的革命首先兴起,并改变了英国作为棉布进口国的形象。到19世纪初,英棉纺织品如潮水般地涌向印度,接着,英人将中国视作目标,其本意是输出棉布,进口红茶,与中国进行双向贸易。但英国没有力量使广袤的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其高价的棉制品又遭到中国土布的顽强抵抗。

1751年,4艘英船带来10842镑的货物,然而同船运来的银元却达119000镑。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里,人们随处可以找到英国货滞销的记录。所以,英国的几代君主不得不颁布贸易保护主义的法令,防止东方布品的倾销;但同时英布却打不开销路,对此英国人几乎丧失了信心。直到19世纪30年代,广州的英商还无可奈何地说:中国土产的紫花布,无论是质地还是成本都优于曼彻斯特的产品。 [33]

这种状况使英国的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在1710—1759年间,有26833614镑金银从英国运到了东方。 [36]东印度公司已感到越来越难以搜求到足够的货币运往广州购买茶叶了。

鸦片,正是在英国人走投无路的困境中,被罪恶地发掘出它的商业意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武器被推上中英关系史的舞台。

鸦片——三角贸易的钥匙

敏感的东印度公司发现散居于东南亚各地的华人非常容易染上鸦片的癖好,在本土的中国人亦是如此,因而认定鸦片在中国有广大的市场。而且他们看到在葡、荷、西等殖民者的策划下,鸦片已输入中国,吸食鸦片之风正弥漫于各地,殖民者们因此发了大财;另一方面,英国的棉纺织品尽管已倾销于印度,但英国又不购买印度的产品(除棉花以外),而东印度公司现在与将来可以推销到中国去的唯一大宗商品只有鸦片。

于是,一个改变历史的三角贸易便在东印度公司的直接策划下诞生了。

英国向印度输出棉制品,印度向中国贩卖鸦片,英国从中国购买茶叶,这样,卖出鸦片的钱便可以支付买茶叶的钱,英国的贸易就通过这种三角的关系取得平衡。

稍后出现的英国国内的一次对话,典型地表现了英国殖民者的心理。1847年,英国设立中国贸易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曾质询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A.马塞松:

问:“你是否认为英国商人经营鸦片贸易能够使英国对中国贸易的局面全面打开?”

答:“我确信如此。英国工业产品进入中国东面海岸时,只能售出极小部分。如果装载棉制品的船不携带鸦片的话,该船恐怕连路费都赚不回来。”

问;“照此看来,现在鸦片可以成为对华大规模贸易的先驱者了?”

答:“的确如此。我认为如果没有鸦片的贸易,棉制品贸易也就不会发展,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继续棉制品贸易的费用是承担不起的。” [37]

显然,鸦片贸易成了棉制品出口的先行投资,鸦片成了棉制品的先驱。A.马塞松的坦率承认,充分证明了鸦片在中英贸易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政策

1773年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从加尔各答输入广州最早的一年”。 [38]从此,葡萄牙失去了向中国出口鸦片的操纵权。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鸦片的专卖权,1797年,他们又取得了鸦片制造的垄断权,从而进入了在鸦片贸易中更疯狂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时代。

英国人最初是从波斯、土耳其购入鸦片原料,加工后运往中国。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其中的部分利润漏失了,而且没有主动权。为了夺取最大的利润,并掌握主动权,公司决定从波斯大量购入罂粟种子,在印度各地推广种植,从而将印度变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罂粟栽培地。

1757年,东印度公司战胜藩王,控制孟加拉后,即将鸦片引入该地。这里的所谓“孟加拉”地区实际上是恒河流域东部的一条狭长地带,即今日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种植区沿恒河延伸,长500英里,宽150—180英里,100多万有特许证明的烟农,种植着50多万英亩的罂粟。

为管理鸦片生产,印度殖民政府建立了一套官僚机构。孟加拉管区的田赋税局为最高管理机构,它监督着巴特拿和贝拿勒所两个经理处的活动,这两个经理处是东印度公司的派出机构,其负责人都是印度内务部的官员,每个经理处都有自己的加工厂,负责鸦片的从晒干到装箱,直到把鸦片押运至加尔各答入库的一系列生产、管理过程。经理处下设分理处,分理处既是向烟农开支的出纳处,也是生鸦片的收购处。分理处下面又设有许多同烟农接触的联系点,如巴特拿的11个分理处设有41个联系点,雇有980名印度职员;贝拿勒斯16个分理处有53个联系点,雇用着1378名印度职员。分理处的官员直接与地方上的中介人打交道。地方中介人多是村里的头人或大种姓的首脑。

鸦片生产的过程一般首先是东印度公司确定生产总量,然后把生产量分配给各地,每年的9月,分理处经理就与印度中介人商定烟农的名单,以及他们各自的种植面积,并发给合同书。烟农只要在合同书上签字后即可领取预付金。据统计,1873—1893年间,巴特拿每年拥有烟农699000人,贝拿勒斯拥有烟农626000人,两地相加超过130万人。罂粟种植面积为516000英亩。

公司实行一系列措施来巩固鸦片垄断权,禁止印度民众吸食鸦片,签约农民必须把所有的鸦片全部卖给公司,因为如果鸦片不能出口,就无法换回白银,也就不能平衡贸易。因此,公司将鸦片集中于加尔各答,并建立大型的鸦片工厂,“使罂粟的蒸熟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 [39]然后向被公司认可的贸易商人进行拍卖,中标的商人可以用现金支付烟款,也可向该公司立下在广州兑换白银的借据;当这些商人在广州卖掉鸦片后,可向公司支付现金,收回借据,也可购买茶叶运往英国后,再与公司结算。

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理处,在三角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了保证鸦片贸易的顺利进行。他们监督商人们的活动,从商人那里收回所欠的债务;他们还要把公司的支票交给英国商人们,让他们购买茶叶运往英国,这些支票可由商人们用运到中国的鸦片来偿还。这样,鸦片贸易就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了。

在印度,除了孟加拉以外,马尔瓦也是鸦片的主要产地,马尔瓦地处西印度,当地土邦自由生产鸦片,并自行运往中国进行销售,独占利润,这使英国人十分头痛。1818年,东印度公司为了独霸鸦片贸易,发动了英国—马拉塔战役,最终控制了整个西印度地区。这样,印度的鸦片从罂粟的种植到鸦片的拍卖并运往中国出售,完全控制在公司的手中了。

三角贸易的后果

以鸦片为钥匙的亚洲三角贸易给英、印、中三方带来了什么后果呢?

对于印度的农民而言,由于鸦片的销路得到了保障,因此他们愿意种植罂粟,而且种植罂粟可获得比种植小麦或甘蔗高1—3倍的利益,于是罂粟种植几乎成了印度农民的救星。当然,在整个鸦片贸易的诸环节中,辛劳耕作的印度农民实际上仅仅得到一个零头的实惠。

对于殖民地政府而言,鸦片成为其财政的主要支柱。当时罂粟种植区主要是比哈尔邦和贝拿勒斯邦的5%左右的耕地,约占全国耕地的0.5%,但就是这0.5%的土地上,却能征到印度殖民地财政收入的17%。英国殖民地政府按鸦片成本的300%的税率征收。到19世纪30年代,它的鸦片贸易税所得每年达200万镑,相当于该政府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41]

而那些从拍卖市场上取得鸦片再将其运至中国销售的英国商人们,也个个腰缠万贯,因为,在好的年头,每箱鸦片的利润就高达1000银元。 [42]

毫无疑问,英国政府也分享了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英属印度政府按鸦片成本的300%以上的税率征税。不仅如此,当东印度公司把在华贩卖鸦片所得的现金购买茶叶去英国本国出售时,英国政府又可征得大量茶税。“英国财政部从茶税中所得岁入,在公司专利末年,每年平均达三百三十万镑,中国茶叶供给了英国全部岁入约有十分之一,同时还供给了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 [44]

对中国而言,大量的鸦片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见下表),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财政后果。

180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估计

年  代 最低估计数(箱) 最高估计数(箱) 广州售价(英镑)
1767年前,每年 100 200 200
1767 200 1000 200
1773 1000  
1780     200—550
1781—1782 1400 1600 200—300
1786 1300 2000 388
1790 4054 5054 370
1795—1796 1070 1814  
1800—1801 3224 4570  

资料来源:E.H.Pritchard,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p.160.

这样,鸦片三角贸易的结果,使英帝国达到了多重目的:英国把棉制品倾销到印度;同时迫使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并将鸦片运到中国;再从中国换回英国急需的茶叶等。最直接的后果是英国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用白银去换中国的茶叶了。18世纪70年代后,英国运往中国的白银因鸦片的倾销而呈锐减之势。到1804年后,东印度公司已经可以从欧洲运很少的白银或者根本就不运白银来华。英国的贸易因为有了鸦片的填补而得到了平衡。不仅如此,由于东印度公司的积极推动,输入中国的鸦片的激增,广州反而要输出白银去购买鸦片这种毒药了。根据一项保守的统计,在1806—1809年的三年里,有700万银元从中国运往印度。进入19世纪后,英国输入中国的货物总值中,鸦片占二分之一以上。到1837—1838年度,仅输入的鸦片一项(337万镑),就比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的314万镑还多。 [46]

必须指出的是,英国的鸦片三角贸易是在中国实行禁烟的时期发动的,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禁烟政策;而当中国奋起,试图阻止这种罪恶的鸦片贸易的时候,英国为其巨额鸦片利润所驱使,凭借武力迫使中国政府就范;并欲尽可能地扩大这一贸易。这也就是后来所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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