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中心的北移
五口通商以后的最初几年，广州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当时中英贸易占主要地位，而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从广州输往英国的货值占中国对英出口的比重，最高达到91.7％（1846年），最低时也在75％以上（1848年）。 [2]但在对外贸易的绝对值方面，广州已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代之的是上海的崛起。
无论是鸦片战争之前，还是近代开埠以后，上海都与罪恶的鸦片贸易结下了不解之缘。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与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形成的多层次、复合式贸易网络结构有关。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进出长江的门户，优良的港湾，江河连接着内地，这是上海独具的港口条件；物产丰富的长江三角洲，盛产丝、茶、瓷器等特产的长江腹地，这又是上海与生俱来的优势；再加上便利的交通，上海自然居于中国沿海各地经济联系的枢纽地位。早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初的严厉“海禁”被解除，上海地区往来于江、浙、闽、粤的“内外市舶”，就“络绎不绝”。此后的百余年中，“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上海人往关东、天津，一岁三四至”。凡“洋货及闽广货物，俱在上海发客。小东门外竟为大码头”，在上海城东门外的江面上，形成了“舳舻相衔，帆樯比栉，不减仪征、汉口”的局面。 [5]鸦片战争前，上海县城的大小东门和南门一带是商业繁华之区，号称“万商云集，百货山积”。
可以说，“江海通津”，就是明清时期上海水路交通重要枢纽地位的写照，“东南都会”是上海控江据海之下港口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时至开埠前夕，上海的国内埠际贸易，已经具备一个多层次复合式的贸易网络。 [6]其中，既有南北洋沿海城市之间的长途埠际贸易，又有贯连运河、长江及其支流上的内陆沿江城市之间以及长江三角洲区域间的中程埠际贸易，同时还不乏松江府辖境内的上海与周边市镇之间，以及上海县所属各集镇之间的短程埠际贸易的交织和套接。
第二，是外国资本主义列强觊觎已久的目标。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对上海的垂涎，由来已久。鸦片战争之前，西人就积极探知上海商业地位的重要性，处心积虑地想进窥上海，妄图将上海变为入侵中国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以至广大华北地区的据点。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中有一个名叫毕谷（Pigou）的职员就曾意识到上海作为对华通商口岸的好处，认为上海是一个有价值的商品销售市场，并建议英国政府进取上海。 [10]
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已经完全成为英国觊觎的目标。英国学者艾略特·宾汉在《远征中国纪实》一书中指出：“吴淞是一个可怜的村庄。宝山虽是一个有城墙的县城，仍然是一个穷地方，事实上，其附近的乡村绝不像中国其他地方乡村那样人丁兴旺，富庶漂亮。我们决定进攻上海。上海在吴淞口以南，两地相距约16英里，是一个很大的商业城市。” [11]
第三，是道光年间清政府禁烟运动的驱动。从1830年到1842年（道光十年至二十二年），清政府发动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1839年6月，清政府颁布的《钦定查禁鸦片章程》39条，将此次禁烟运动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林则徐任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与虎门海滩将所有缴获的2376254斤鸦片当众销毁。虎门销烟，又将道光皇帝发动的禁烟运动推至顶点。此次禁烟，虽因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而夭折，但禁烟的措施却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不法商贩的嚣张气焰。尤其是主要烟毒泛滥地区广东和福建一带，那些遭受禁烟重创的中外贩卖鸦片的奸商，“转而向上海及上海以北沿海地区，寻找新的输入口”。 [13]在内外因交织中，至鸦片战争以前，上海已成为西方列强非常向往的黄金口岸。
外国资本主义商人和殖民分子，在中国经营可耻的鸦片贸易由来已久。然因鸦片走私贸易本身的隐秘性及同一时代留下的可供查阅资料的残缺不全，故就外国不法奸商走私贩运来华贸易的鸦片量，史学界一直未能做出十分完整准确的统计。笔者希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战前上海的鸦片毒况作一整理与耙梳。上海开埠前夕，据统计其贸易总量为5330万两，其中统计鸦片走私贸易货值40万两，占总贸易额的0.75％。 [17]道光十八年（1838年），两江总督陶澍奏报说：在上海南关外等处，仅一次就查获窝藏鸦片41000余两。同年10月，江西道监察御史狄昕就开埠前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区域的鸦片走私情况上奏道光帝：
“上海县地方，滨临海口，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船，贩卖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江苏省外州县民间设有信船、带货船各数只，轮日赴苏递送书信，并代运货物。凡外县买食鸦片者，俱托该船代购。是以各县买烟价银，由信货船汇总，有数可稽。大县每日计银五、六百两，小县每日计银三、四百两不等，兼之别项兴贩，每年专银不下千万。其波及邻省者，尚不在此数。” [18]
从狄昕的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鸦片战争前，外国的港脚商人和国内闽粤奸商向上海及其他长江三角洲一带走私鸦片及其他西方商品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第二，在鸦片战争前的贸易中，上海已不自觉充当了鸦片走私的中转枢纽。这一时期鸦片流入的路线，是由福建、广东以趸船、飞剪船、鸟船装运到上海港外、杭州湾口的小洋山一带集结，经吴淞走私进入上海港，而后由上海转销苏州、太仓和通州（今南通）等地。 [19]
除了外国不法的鸦片走私商外，鸦片战争前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南起广东北抵奉天，也到处留有本国鸦片贩子的踪迹。1838年9月，上海知县在上海东关外“亨吉号糖行内拿获贩土之福建人许阿伢、杨贞倌二名，搜获烟土九百余两。……在永利号店内拿获兴贩窝顿烟土之福建人林让、陈其恩二名，搜获烟土一万五千余两”。 [20]
简单地说，1838年的上海因处于海口的便利地位，成为鸦片走私的发散地。 [22]但毋庸置疑的是，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的烟毒虽然开始由中心城区向周边的市镇慢慢扩散，但还尚未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
由此看来，尽管上海开埠时在中国的城市规模中仅排在第12位，但它具有成为世界一流都市的一切条件：西太平洋海岸的中段，优良的港湾，背靠物产丰富的长江三角洲，还有广袤的长江腹地等。因此上海开埠后，各国冒险家便纷至沓来，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陆续建立的英美法租界，为他们从事一切活动提供了方便。租界的设立，西方列强贩卖鸦片的猖獗，让上海顷刻之间几乎变成了一个烟毒泛滥的魔窟。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就已经成为外国列强输入鸦片的重要口岸之一。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走私的重心便以更快的速度从东南一隅的广州转向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接踵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更让不道德的鸦片走私披上了“合法贸易”的外衣，成为近代上海中外贸易结构中一个恶性膨胀的毒瘤。在中外鸦片贩子的长期经营下，开埠后的上海尤其是租界地区成了鸦片毒雾弥漫的飞地。这样，上海很快成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根据地，并超越老牌的广州而跃为对外贸易的中心。
这种变化始于19世纪50年代。在出口方面，1846年由上海出口的茶叶，还只占全国出口的七分之一，而1851年上升到三分之一，次年已超过50％，到1853年已近70％。仅从上海运往美国的茶叶，就比广州的整个茶叶贸易还要多得多。再从另一项大宗出口产品生丝来看，1845年时，广州和上海各占一半，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则几乎完全由上海一口供给了。60年代中期，上海的出口总值每年达3600多万海关两，约是广州的4倍。 [23]
在进口方面，以英国哔叽布料为例，1844年时，广州进口的为上海进口的3倍多，但到1855年，已不及上海的一半；1863年，进口量已全部集中于上海。60年代后期，上海的进口货值达4900万海关两，而广州为500万两，只相当于上海的九分之一。 [24]
在船舶进口方面亦复如此。1845年时，进入广州的英船比上海多2倍以上；而10年后，则只有上海的一半了，以后这种趋势继续扩大。就这样，曾经被西方商人幻想为“永远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的广州，在五口通商后不到10年的光阴里便衰弱了，而上海则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并将这一荣誉保持了100多年。
毫无疑问，上海同时也成了世界上鸦片进口的最大口岸。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进入该城市的鸦片就开始急速增加了。1847年从上海进口的鸦片估计为16500箱，占全国进口量的49.6％。另据统计，1854年7月至1855年6月的一年间，上海进口的外国货总值为1262万两，其中鸦片货值占911万两，而一般商品货值却只占351万两。 [25]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已占全国进口量的71％，即使到了1894年，上海仍占鸦片进口量的57％（见下表）。当然，在上海进口的鸦片中，有相当数量是转口到其他口岸去的。但是，即使减去这些转口数量后，上海本口岸的进口量仍然很大。因此，上海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进口口岸、最大的鸦片转口口岸和最大的鸦片消费口岸。
上海口岸鸦片进口量、转出口量和净进口量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报告。
关于上海鸦片走私贸易的细节，1856年的江海道蓝蔚雯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西洋各国进口货物，近以烟土为最盛，……其贩来上海者，夷商以抵付丝、茶价值为大宗。比如应付丝、茶价银一万两，夷商只付现银六七成，余以烟土抬价推抵。丝茶商不敢私运，即就地售与潮广土栈。间有吕宋等国夷人，专以贩土为业，亦不及什之二三。统计上海一口，共有烟土洋船六只，常泊吴淞海口，外洋来货聚于斯，一如货物寄钱者然。夷官因系违禁，凡未卖之货，向不准提至洋泾浜，伊则佯不闻不问。其实夷商藉以抵货转运，获利颇厚。广潮等帮土栈，无论买自丝、茶客商及自向吕宋等夷交易，向凭夷商土票赴吴淞提货转售。此上海向来贩运情形也。” [26]
外国鸦片是由各洋行经营运至上海以及其他地区的，在外国鸦片泛滥的80余年里，大致上相继经历过以怡和洋行、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为主的三个时期。
怡和洋行垄断时期（1830—1870）
洋行就是外商在中国的贸易代理行，最早的是1782年英人约翰·亨利·柯克斯（John Henry Cox）与丹尼尔·比尔（Daniel Beaie）合伙在广州建立的柯克斯·比尔洋行。 [27]到1837年英国在广州的洋行已达156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执鸦片贸易之牛耳30年之久的查顿·迈地臣洋行，即怡和洋行。
怡和洋行是最早进入上海的英商洋行，也是第一个向上海输入大量鸦片且靠鸦片贸易起家的洋行。洋行代理贸易业务，收取的佣金一般为货值的1％、2％、2.5％不等，而鸦片的佣金却为3％，另加1％承担呆账责任的佣金。而直接参与买卖则利润更丰，运至广州每箱获利即二三百元，走私到福州、泉州等地每箱获利比广州高100元。早期的洋行几乎都从事鸦片走私，这成为洋行在近代中国发展壮大的经济基础。1830年，麦尼克曾向英国议会报告说：“他的公司（怡和洋行——引者）在广州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所做的‘几乎全部是鸦片生意，至于在中国购进货物，只是为了适应从中国调回资金的需要’。” [29]而且该行还是用暴力手段开辟中国东海岸鸦片走私贸易的始作俑者，在鸦片战争前，被称为广州贸易的“总焦点或中心”。1829—1830年间，该行一家就独销了5000箱鸦片，价值达450万美元，约占当年中国进口鸦片的三分之一。
怡和洋行是作为在中国最早开办的洋行柯克斯·比尔行几经改组而来的。先是汤姆士·比尔和达卫·里德（David Reid）将其改组成里德·比尔行；1801年麦尼克（Magniac）三兄弟接替改组为麦尼克行；到1828年，詹姆士·迈地臣（James Matheson）和威廉·查顿（Willian Jadine）接手建立了怡和洋行。查顿原是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后因羡慕鸦片贸易的巨利而于1818年改行，到广州贩卖鸦片，并以机诈百出、冒险成性而闻名，人称“铁头老鼠”。1830年，威廉·查顿和詹姆士·迈地臣接管后两年，怡和洋行就摇身变成了156家外国洋行中最大的鸦片贸易代理行。鸦片战争前后，占据着对华鸦片走私总额三分之二之多的怡和洋行，大体上是从1844年开始着手制定“将所有的鸦片业务北移”到上海的具体方案。 [32]
怡和洋行之所以能长期保持鸦片贸易的垄断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举世无双的强大船队。最初它已拥有大型的帆船，如“米罗普号”“圣西巴斯提恩号”等。到19世纪30年代初，查顿首先认识到飞剪船的优势而迅速引进，从而将印度到中国的航程时间大大缩短，并因此而取得了优势。1836年怡和洋行已拥有12艘飞剪船组成的船队。其中，“红流浪者号”“气仙号”是当时航速最快的船。
这些不法商人因贩卖鸦片而成为巨富。如麦尼克1811年两手空空地来到广州，经营麦尼克洋行鸦片贸易仅16年，衣锦还乡后购买大片地产，又投资创办对外贸易公司，成为伦敦金融界的赫赫巨头。原是一名普通医生的查顿于1838年返回英国时，已是一名百万富翁；怡和洋行的另一个合伙人迈地臣则腰包更充足，回国第二年（1842年）便买下苏格兰西海岸整个路易士岛，又以巨款将其辟为庄园。
鸦片战争后，在广州的洋行纷纷向上海集中和扩大。1843年上海开埠的当年，就有怡和、宝顺、仁记、义记洋行来此开业。随后又有祥泰、沙逊洋行等进入。1850年增至30家，1859年已扩大到62家了。臭名昭著的鸦片商人颠地·兰士禄在上海开埠后抵达上海，先是在外滩租借14亩土地设立颠地洋行，后又租进邻近的7亩土地建立了宝顺洋行，继续进行鸦片贸易，并获得巨利。当然，鸦片的主导权，牢牢地控制在怡和洋行手中。
在1850年，吴淞—上海地区已经成为鸦片业务的中心，它的重要性已超过其他各站。吴淞—上海，已经成了英国对华鸦片走私的集散基地。就是在外国学者所著的中国近百年对外贸易史中也明确地承认“沪埠进口之洋货，实以鸦片首屈一指”。 [37]1857年，外国的鸦片贩子经上海倾销的鸦片就有达31907箱，价值高达13082000元，这个数字已比2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字总和还要多。1858年，到上海的鸦片作为洋药“合法”进口前后，外国列强对华倾销的鸦片高达33069箱，占同年全国鸦片消费总数61966箱的53.4％。
沙逊洋行垄断时期（1870—1900）
沙逊集团成员的祖先是居住在巴格达的犹太人。1832年大卫·沙逊在孟买设立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and Sons Company），随即开始向中国运销鸦片。该行是香港第一批开张的洋行之一。1845年沙逊洋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其址在今江西路九江路口）。该行是在鸦片产地与集中地孟买起家的，因此很早就在孟买和上海之间贩卖鸦片。由于怡和洋行握有飞剪船之利，所以在第一阶段，沙逊洋行大约只占上海鸦片贸易的20％的比重。后来，大卫·沙逊的14个子女都先后到上海进行实习，上海分行成为沙逊洋行的业务中心。大卫·沙逊于1864年病故，洋行由长子阿尔伯特·沙逊继承。1872年，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自立门户，创办新沙逊洋行（Sassoon ＆ Co．E．D．），业务发展极快。
在新老两个沙逊洋行里，老沙逊洋行逐渐重点发展孟买的工商业，阿尔伯特被称为“印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38]但并不是说老沙逊洋行已不再涉足鸦片了，恰恰相反，有资料表明直到19世纪末，该行仍干着贩卖鸦片的勾当。与其相比，新沙逊洋行则更积极进取，业务活动与分支机构遍及远东各地，尤其鸦片贸易飞速发展。它在经营鸦片贸易时有不少独创之举。首先，洋行派人深入印度的罂粟种植区，用高利贷直接向农民收购“青苗”，这样既保证了鸦片的来源，又降低了成本。其次，为便于交流信息，垄断情报，洋行编制电报密码，沟通孟买、香港和上海，以迅速传递鸦片情报。再次，以刚刚诞生的新式轮船投入运输，吨位大、航速快的轮船很快超过了飞剪船。这样，代表轮船时代的沙逊集团，也就替代了飞剪船时代的怡和洋行的地位，而成为鸦片贸易的新盟主。到19世纪70年代，沙逊集团已操纵了70％的印度鸦片贸易量。
此时，上海成为沙逊集团的主要活动中心。1864年，外国洋行认为当时在华的外商银行，其总行多在英国或印度，无法适应贸易的需要，决定在沪组建新银行。是年8月，沙逊、怡和、宝顺等洋行代表15人发起成立香港上海银行，次年3月，该行正式在香港、上海两地开业。沙逊集团的代表阿瑟·沙逊等8人为董事会成员。该行中文名为汇丰银行，其成立资本500万元几乎都是这些洋行从事鸦片贸易赚来的。
19世纪80年代后，新沙逊洋行除继续经营鸦片业务外，逐渐将重心转到房地产投资上，先后建有四川中路的安利大楼、贝当路（今衡山路）的毕卡第公寓（今衡山饭店）和外滩的沙逊大厦等，成了上海滩的地产大王。伊利亚斯·沙逊死后，新沙逊洋行由其长子亚可布（Jacob）继承，1916年亚可布故世后，实权落入其侄维克多·沙逊（Victor Sassoon）之手。此人即后来赫赫有名的“跷脚沙逊”。
哈同洋行垄断时期（1901—1917）
英籍犹太人欧思·爱·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1851年生于巴格达城，1874年，哈同在父母双亡后只身来到黄浦滩，到上海来闯荡江湖。最初，哈同只是老沙逊洋行一名不起眼的“司阍”。虽说是个看门的，可沙逊毕竟是个大鸦片行，这无意中就给哈同提供了一个参与鸦片经营的机遇。到1886年，哈同被提升为新沙逊洋行大班协理时，就已经积累了十多年的鸦片买卖经历，并对沙逊洋行经营鸦片的诀窍了如指掌。1901年，哈同自立门户，独创哈同洋行，圆了自己的大班梦，毕竟大班是近代上海滩最权威与时髦的名称。成为大班的哈同，开始兼顾着房地产生意和罪恶的鸦片贩卖勾当。进行烟土的买卖时，哈同已深得三代沙逊集团经营鸦片的真髓。早在1885年，为了改良鸦片买卖的方式，哈同联手新沙逊洋行成立了名为“洋药公所”的鸦片交易行。在“洋药公所”内，哈同和沙逊挂牌定价，控制鸦片的价格；同时他们还以出售期货的方式操纵着鸦片买卖。这样，“洋药公所”就为哈同和沙逊哄抬烟价、攫取加倍鸦片利润提供了便利的途径。“洋药公所”成立后的20年间，哈同和沙逊等洋行在所内成交的鸦片至少达40万箱，在鸦片交易中获得巨额利润，若以每箱获利200元计，则总额达8000万元。除了获取鸦片暴利，哈同在经营房地产生意时，通过“一忽儿卖，一忽儿买，一忽儿招租，一忽儿出典”等多种敏捷快速的方式，以地皮操奇取赢。只经过短短30余年的时间，便一跃成为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大富翁。哈同的财富，可以用他那美轮美奂的“爱俪园”为证。可以说，从新洋行成立到1906年清末政府再次禁烟时，哈同后来居上，超越新沙逊，成为毒业中的龙头老大。
那时鸦片的买卖价格通常由怡和、沙逊和哈同等洋行公开挂牌定价，然后由各种土行、土店按牌价订购。为了改良鸦片买卖方式，促进鸦片交易，1885年，哈同联合新沙逊洋行成立鸦片交易所——洋药公所，交易办法是由哈同和沙逊两洋行在所内挂牌定价，出售期货，各土行土商需要购买鸦片，须先交付定金约定购买哪月的货。这样两洋行不但可收取定金周转运用，而且在各土行急需现货时，可以临时抬价，攫取加倍的利润。同时，由于交易所的成立，各土行、土商等皆可进行炒买炒卖，由此刺激了鸦片贸易的繁荣。
洋药公所一直营业到清末中国政府再次禁烟才结束。在20年间，哈同和沙逊等洋行在所内成交的鸦片至少达40万箱，在鸦片交易中获得巨额利润，若以每箱获利200元计，则总额达8000万元。此外，哈同还在南京路炒卖房地产，在静安寺建有占地171亩的爱俪园（又称哈同花园）。只经短短的30余年，一个两手空空的犹太青年靠“两土”而跃为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大富翁了。1931年哈同死时，其财产有460余亩土地，1300所房屋，总资产共计17000万银元。 [39]
鸦片之都
鸦片战争后的20年，“是上海欧美洋商的传奇时代，是平步青云发财致富的惊人时代，是穷奢极欲豪门巨贾的时代，是投机取巧的时代，是大胆冒险的时代”。 [44]
上海的英、美、法三租界当局均向经营烟馆的中国业主颁发许可证，并从中收取税款。这种固定的收入是租界的主要财源之一，尤其是在毫无工业可言的法租界，鸦片税就更显得重要了。例如1865年，法租界的财政预算总收入为103000两，其中的48000两为烟馆及娼赌的营业执照收入。 [46]
在租界当局的纵容下，租界成为鸦片的集中地。鸦片烟馆分为三等，洋行在黄浦江边、苏州河畔建造了很多专供停泊鸦片船的码头和鸦片仓库。至今在青浦路南浔路还有一栋四层大楼，占地三亩多，这里原是新沙逊洋行的土栈。鸦片由驳船从吴淞口的趸船上运到租界的码头，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运进运出。莱特写道：“走私犯往往兼干海盗，在这些匪徒中，有不少是各种国籍的外国人。……但是上海，特别是位于苏州河北岸的租界部分，更是他们聚集的巢穴。”当时，怡和、新沙逊和广昌洋行的三艘趸船就泊于二马路外滩。上海出版的报纸大幅地刊登着鸦片的行情，这成了例行的公事。以下表格（下表）就是1850年10月10日刊于《北华捷报》的鸦片消息：
1850年停泊吴淞口外的鸦片趸船一览：
| 鸦片趸船名称 | 吨 位 | 所属洋行 |
| 复 兴 | 427 | 宝顺洋行 |
| 元 发 | 406 | 怡和洋行 |
| 顺 利 | 388 | 旗昌洋行 |
| 开 源 | 148 | 沙逊洋行 |
| 和 利 | 176 | 琼记洋行 |
| 威廉第四 | 176 | 广隆洋行 |
| 威 廉 | 130 | 太平洋行 |
| 广 南 | 152 | 广南洋行 |
| 英 昌 | 236 | 架记洋行 |
1857年，外国的鸦片贩子经上海倾销的鸦片就达31907箱，价值高达13082000元，这个数字已比2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字总和还要多。1858年，到上海的鸦片作为洋药“合法”进口前后，外国列强对华倾销的鸦片高达33069箱，占同年全国鸦片消费总数61966箱的53.4％。具体参见喜爱宝：
1847—1858年上海鸦片进口量及其在全国进口量中所占的比重：
| 年份 | 经上海输入的鸦片箱数 | 估计全国消费的鸦片箱数 | 上海输入鸦片所占全国的百分比（％） |
| 1847 | 16500 | 33250 | 49.6 |
| 1848 | 16960 | 38000 | 44.6 |
| 1849 | 22981 | 43075 | 53.4 |
| 1850 | 19498 | 42925 | 45.4 |
| 1851 | 22596 | 44561 | 50.7 |
| 1852 | 27358 | 48600 | 56.3 |
| 1853 | 24200 | 54574 | 44.3 |
| 1854 | 25133 | 61523 | 40.9 |
| 1855 | 28727 | 65354 | 44.0 |
| 1856 | 33572 | 58606 | 57.3 |
| 1857 | 31907 | 60385 | 52.8 |
| 1858 | 33069 | 61966 | 53.4 |
资料来源：①［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3、521、626页；② 陈文瑜：《上海开埠初期的洋行》，《上海地方史资料》，第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197页；③ 王宏斌：《禁毒史鉴》，第158页；④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4卷，第142页。
由上表知，自中国五个通商口岸被迫陆续开放后，外国鸦片贩子纷纷抢占最有利的走私地点，公然贩运鸦片来华。上海作为通商的五口之一，早已变成了外国鸦片倾销的主要基地。从1847年起的数年间，经上海输入的鸦片总数占全国总消费量的百分比均在40％以上。仅1847年（有统计资料的第一年），经上海入口的鸦片共达16500箱，这个数字超过1830年以前任何一年输入全中国的鸦片总和。而1849年、1851年、1852年、1856年、1857年、1858年的六年时间里，上海鸦片进口量占全国鸦片消费总量的百分比均在50％以上；甚至1856年高达57.3％。如果拿1847—1857年作为一个整体看，最后一年1857年鸦片进口箱数和第一年1847年比较，则十年中就增加了93.4％。而且，这十一年间，外国列强经上海一口输入的鸦片共269432箱，占同期全国鸦片消费总量的550853箱的近49％。这些数据都是在鸦片还是作为非法走私违禁品的情况下统计的，因而那些不计其数且更为隐秘的鸦片走私还无法囊括其中。可以说，上海自开埠后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地位上很快代替广州，俨然成为世界上鸦片进口的最大口岸。
鸦片走私虽说存在一定的风险，鸦片贸易也是一项极不道德的勾当，但它所带来的暴利却让一批批中外不法奸商趋之若鹜。马克思1858年9月25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鸦片贸易》一文中揭露：“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值3500万元，英印政府在这一年内，在鸦片垄断贸易上就得到了2500万元的收入，即占国家收入总额底（的）六分之一。” [49]详情见下表：
经上海进口的鸦片货值统计表（1847—1857年）：
| 年 份 | 价值（银元） |
| 1847 | 8349440 |
| 1848 | 11801295 |
| 1849 | 13404230 |
| 1853 | 14400000 |
| 1857 | 13082000 |
资料来源：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第34页。
综上所述，鸦片经由上海进口，不但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而且敲骨吸髓般巧取豪夺中国人民的财富，把上海人民拖进了烟毒的深渊。大量的鸦片走私进口，是当时上海以至整个中国对外贸易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性质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鸦片泛滥上海的同时，逐渐产生出一支以广东潮州籍人为核心的中国鸦片贩子队伍。原来当上海开埠、怡和洋行来沪推销鸦片时，上海人中能说英语的几乎绝无仅有。于是长于英语的潮州籍人郑四太爷便来到上海，在后马路（今宁波路）开设郑洽记土行，为怡和洋行推销鸦片。他资财雄厚，为人豪爽，逐渐成为旅沪粤籍人士的领袖。19世纪50年代，上海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公开推销鸦片的主要基地；而住在上海的广东潮州籍鸦片商人，则成为西方列强在上海推销鸦片的主要掮客。 [50]此后上海的鸦片贸易飞速发展，郑氏族人纷纷来沪，创立郑永康、郑宝成、郑宝康等土行，其他潮州籍人的土行还有陈源大、陈有利、郭鸿泰、蔡益源等，以郑、郭、陈三姓最多。这些土行以郑洽记为首，郭子彬的郭鸿泰为次，父子相传，团结互助，从而形成了土行业潮州籍人垄断的局面。他们从洋药公所购进鸦片，然后把小部分煮成熟膏再批发或零售，他们控制了从英美租界到法租界、南市、吴淞、浦东和闸北等地的贸易权。而大部分鸦片则被销往外省，尤其是长江流域诸省。潮籍商人为避免竞争，多有分工，如李裕康专走安徽，郑永康专走镇江等。他们在各地建有分号。所有建有潮州会馆的市镇，都是潮州籍鸦片烟商势力到达的地方。自19世纪60年代后，潮帮烟商占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城市，垄断鸦片零售及烟膏的制造与贩卖达60年之久。到民国军阀时代，他们通过让利而与地方军阀及黄金荣、杜月笙为首的黑社会势力合作，继续经营此业。
经过中外几代鸦片贩子的精心运作，逐渐建立起上海通向各地的鸦片黑色通道。除了利用长江上溯汉口、重庆，利用苏州河销往苏州、大仓和通州等地外，还有两条重要的通道。一条是收购丝茶的渠道，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最负盛名的丝茶产地；洋行利用这条渠道而将鸦片送到江、浙、皖、赣等省的市镇乡村。另一条是运送漕粮的渠道，洋行与漕运官员和漕运水手组织青帮合作，把鸦片随漕粮运往北方各地。这种结合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开始了，1851年，由上海出发的一支漕粮船队，经河北向北京进发，而漕船竟“每只都装运一部分鸦片”，以至在吴淞待销的麻洼土出现了空前的热销场面。 [51]上海巨量的鸦片就是经这些无处不在的销售网络而运往中国各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