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禁断计划
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六年禁烟计划，到1941年底，六年禁烟计划完成，实际上在国统区，尤其是西南地区，烟毒仍十分严重，于是重庆政府又提出三年禁烟善后计划。抗战胜利后，政府机构东返，继续实行禁烟政策，蒋介石宣布两年断禁烟毒，并为加强禁烟而将烟毒案件列入军法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
但由于内战纷起，军政警特人员值存亡之秋，纷纷利用职权为己谋利捞钱，早已把“党国”命运抛在了脑后。因此从抗战结束到国民党逃离大陆的四年里，禁毒根本没有很好地实行过。各地的种、运、售、吸仍十分猖獗。1948年，四川省政府电令各县时，不得不承认“各地烟民愈戒愈多，纯属奉行故事”，“其能厉行禁烟禁毒之县，尚属不多”。 [1]
广西在省主席黄旭初的主持下，设立禁烟督办处，由韦云淞任督办，隶属于民政厅。广西实行的仍是“寓禁于征”的老套，督办处设在南宁，黄旭初为切实掌握烟税，便又在鸦片通道的百色、桂林、柳州、玉林、贵县和梧州设立禁烟处，对过往的鸦片实行征税。禁烟处的收入由黄旭初亲自掌握，尽管实数未能闻其详，但若以战前烟税相比，肯定是笔巨款。因此，平日里黄旭初出手大方，每遇官员进见，黄均送礼，官职高的可得百两黄金以上，一般的也可得到200银两。其实这些金银均是禁烟所得。 [4]
有些地方官员实行禁烟也是方法简单，工作草率。1946年，毛森担任汤恩伯第三方面军第二处长兼无锡城防指挥部指挥官。是年5月，毛森心血来潮，宣布要将无锡城的烟毒一扫而尽。遂利用保甲制度，首先调查城区的烟民人数，得到名单后，毛森突然于一天深夜下令按址逮捕，然后将大批烟民押送到独山万年禅寺禁闭，实行所谓的“硬性戒烟”。独山是太湖中的一座小山，时设有禁烟所，当时拘押者共451人，其中女性占10％，烟民的身份从官员到和尚无所不包，年龄则老者78岁，小的仅18岁。自抓入禅寺后，即实行军事化管理，只有医师2人分发戒烟药品。到6月7日，毛森宣布戒烟结束，也不管是否真正戒除，将羁押人员全部释放。事后调查，仅半数不到戒除烟瘾。此事曾轰动一时，无锡城内外的烟民远远不止451人，但毛森此后对禁烟不问不闻，烟毒又悄悄在市民中蔓延开来了。
上海的禁烟
抗战结束时，上海的烟毒为害仍相当惨烈，鸦片、吗啡和海洛因到处有售，贩毒的规模惊人。1945年9月，在天潼路157号，一次就查获烟土135箱，计5129斤。一般穷人无钱购毒，只能以罂粟壳、罂粟花煎汤解瘾。据上海警察局统计，当时上海有烟毒瘾者10万人。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国民党的“第二首都”，而烟毒如此盛行，不免令国民政府十分难堪，于是，南京再度要求上海市政府认真展开禁烟工作。
上海市政府便于1946年1月2日发布禁烟布告，宣布禁烟工作由市警察局负责，市警察局即公布了该局制定的《肃清上海市烟毒计划大纲》《上海市肃清烟毒总检查实施办法》和《上海市烟毒调验规则》等文件，规定“自即日起至三月底止，实施烟毒总检查。凡种植、制造、运输、销售或吸食烟毒者，在本年三月底以前准许具结自新。吸食烟毒者发给登记证，限本年六月底以前戒绝”。 [5]
1946年3月5日，市警察局鉴于毒品瘾者自行登记者为数甚少，要求市政府对保甲人员科以责任，规定连坐。于是便于4月4日，市政府再次发布告示，在全市实行居民连坐，居民须将烟毒瘾者限期登记。但是，这一招也并不灵，“户长连坐”之后，截至1946年6月底，前去登记的烟民仍只有6060人，其中男性4370人，女性1690人。这个数字距离警察局的估计数目相去甚远。
按照规定，这些已登记的烟民须于当年6月底前一律戒绝，而办法是烟民自己投医施戒。实际上，整个上海在当时只有一所横浜路市立戒烟医院，根本无法完成戒烟计划。于是，市政府于4月决定，烟民戒烟由卫生局指定医师负责施戒，戒绝后由医师出具证明书，并由卫生局盖章证明。这一办法也未起什么作用。到12月底，市立戒烟医院才调验烟民1068人，仅占已登记者的六分之一，这与估计中的10万烟民比较，还不到一个零头。
1946年5月20日，吴国桢出任上海市市长后，即要求警察局加强力量，彻底执行禁烟。9月13日，内政部也派出江苏兼上海区禁烟特派员到上海督导烟禁工作。组织上海市肃清烟毒委员会和上海禁烟协会。肃清烟毒委员会于11月25日成立，由吴国桢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国民党在上海的要员担任，包括市政府秘书长何德奎、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三青团上海支部主任吴绍澍、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市警察局局长俞叔平和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等19人，并于12月16日起举行扩大禁烟宣传周。为加紧推行禁烟，又于1947年3月20日成立上海禁烟协会。
由于烟禁工作的加强，上海的禁烟有所起色。1947年全年，共查获烟毒案件1152件。6月3日，上海市法院和市警察局在浙江路养济院和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焚毁收缴的烟具3024件、烟馆账册17本、海洛因11两、白粉367两、烟土632两又大小26块、烟泡47个、烟膏1罐约30两等。到是年年底，又将625家药店的罂粟花、壳限期呈缴，共得1749斤，于1948年4月5日，在外滩公园当众焚毁。吴国桢为进一步加强宣传，将说明鸦片危害的材料分别编入高、初级成人班国语教材，并利用公私广播电台宣传禁烟，甚至还在马路上张贴标语，号召“不与吸食烟毒者结婚！”“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须肃清烟毒！”
然而，因物价上涨，烟民之戒烟费用也日益看涨。在戒烟药剂中，甲种药剂需8800元，乙种为5760元，丙种为4320元，一般市民戒烟多因此而作罢。另外，开烟馆者获利颇多，一般一家烟馆每天约有20余人吸食鸦片或白粉。1948年烟泡每只售价5000到1万元，白粉每包1.5万元至2万元。而贩卖鸦片，每两进价为金圆券20元，再以法币8000万元转售，每两就可获利法币2000万元。利之所在，于是流氓地痞等争相趋之，连公务人员、警察、军人也厕身其间，追逐厚利。市长吴国桢也承认“公务员军警包庇烟犯坐地分赃”“中下级员警敲诈之积弊”是“禁政推行之大碍”。但是军政人员中腐败日盛，对此，市政府也只有哀叹“公务员办事不力”，而毫无良策。
政府对独成系统、专横跋扈的军人，就更是一筹莫展了。因此，军人制贩毒品也十分猖獗。1947年7月25日至1948年12月17日的5个月里，就查获5起案件，其中一次搜得吗啡77瓶半、白粉61瓶、鸦片50两。
关于上海的禁政，国民政府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在视察了江苏兼上海区禁烟特派员办公处后，向内政部报告说：“沪市环境复杂，交通便利，所有贩运制造烟毒，悉以该地为东南各省集散之地，办理禁政困难较多。一为贩卖制造烟毒地下组织查缉不易；二为贫苦烟民一身而系全家生计，施戒困难；三为市府无专设禁烟机构，不能全力专注。”
所以到了1947年，高潮过去后，禁烟的呼声已渐衰弱，而“偏僻隘道及里弄的烟窟供人吸食，铲除实无止境”，“禁得越凶，吸得越凶”，“烟民利用登记之名，秘密开灯供人吸食”，“烟贩均站于街头巷尾，双方不言语袖手交易”，于是，上海市政府不得不承认，肃清上海烟毒“尚难逆料”。确实，终国民党在上海统治，烟毒一直没有被禁绝。据统计，全市仍有毒品加工厂30余家，吸毒者10万人。
安徽的“官烟”
战后，安徽省国民政府高喊“禁烟”，派军警搜查鸦片，严禁私烟，实际上仍实行“寓禁于征”的老套，开设官膏店，鸦片从生坯、熟膏到批发、零售，一律由政府独家经营。官膏店下设土膏行，仅阜阳城的土膏行，就有鼎新、兴盛、协和等5家。土膏行不但贩卖鸦片，还制造海洛因。土膏行为了贩卖毒品，又设有若干个分销处，并雇用数以百计的单帮推销毒品。烟民必须向政府领取吸烟证，并凭证到官膏店购烟；吸烟证上虽然规定限期戒绝，实际这纯属欺人之谈，其结果只能越禁越盛。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夕阜阳一地就有烟馆211家，每月贩卖的鸦片达4626两，海洛因7872两，吸毒成瘾者达3789人。 [6]各级警察局内都设有“特费处”，专门稽收鸦片税。
所以，社会上烟毒并无任何好转，安徽全省登记的新烟民达17272人，实际数字要比它高得多。许多善良人家由于吸食毒品，弄得倾家荡产，有的甚至被迫全家自杀。阜阳的资本家王某某，开有三家丝铺，然吸毒不过数年，生意破产，衣食无着。类似的还有很多，阜阳城内，男性因吸毒沦为小偷的有58人，女性因吸毒沦为娼妓的达23人。 [7]
川康的烟政与军政
抗日战争后期，四川的烟毒再度发展开来。战后，国民政府重返南京，四川又是地方势力的天下。四川省主席邓锡侯对省内之烟毒眼开眼闭，各级官吏重又将禁烟视为搜刮民脂民膏的绝好机会。而作为维持全省禁烟的武装力量的地方军队和保安部队，因内战前线的日益吃紧而陆续外调，这对禁烟来说不啻是釜底抽薪。
原来，地方部队已十分腐败，常常用换下来的坏枪劣弹与地方换大烟，抽吸或贩卖，时间久了，有些部队逐渐发展到用好枪好弹来换大烟。而烟匪方面也胃口渐大，非有佳枪良弹则不给换大烟。于是，其结果是烟匪的武装一天天地强大，种植罂粟的田地也日益扩大。久而久之，军队与烟匪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留在省内的团队因实力有限，不仅无力吓阻、剿灭控制烟毒的哥老土匪，而且有些僻远地区如松潘、茂县、理番等地的保安部队，甚至连自身的安全也有赖于与驻地周边的烟匪讲交情，讲私谊，否则就有被缴枪消灭的危险。如保安部队的左权团奉命去懋功，他们自恃实力强大，而没有与当地烟匪办好交涉，结果在进军途中，便被烟匪任升高、孔锡之等部截住，竟丢失了一个大队。此后，保安部队连开拔行动也已举步维艰，更不用说是进行铲烟作战了。
军队如此，治政的各级政府也并非认真禁烟，而是借此作为敛钱的良机。产烟区的县长几乎都有一杀手锏，即在每年罂粟花开时节，加委各乡镇长。乡镇长必须给县长献上一笔大款，才会得到加委状。如果献礼厚了，便可得到大任。川西常见的礼物是20只金圈。等到乡长的委任状到手，该乡长便回乡故伎重演，对保甲长们照搬这一套方法来索取更多的金银。当然，这些金银均出自烟农和吸食者。
综上所述，政府、军队等均以禁烟为利源，并非认真禁烟。当然偶尔也有例外。有一次，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来到重庆，遭西康旅渝同乡会的责难，质问刘文辉为何种烟毒民，刘被当面诘责，十分难堪。他愤而回西康，即将保安司令撤职，任命张律宾继任，命其全体出动，对种烟区进行武力进剿。张律宾即率所部进击荥阳，宣布彻底铲烟，如敢抗铲，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并给每个士兵发了一盒火柴。一时，人心惶惶。张律宾来势汹汹，实际上也是借机敲诈更多的钱财。果然，北区的实力人物与张律宾谈妥了价格：送20担烟土，保安队不查北区。不久南区也如法炮制。只有东区不买张司令的账。张律宾即重兵压境，但围剿的结果却出乎意料，在装备精良的烟匪面前，保安部队丢盔弃甲，曾不可一世的张律宾也化装潜逃，结果仍被识破抓获，并被处死。从此，各股烟匪分别回乡，烟毒“秩序”再度恢复。
川康的种种禁烟黑幕，正如亲身经历此事的陈耀伦所言：“政府不禁烟，农民也就少种烟，军政人员不贩烟，商人也就少买烟了。不禁烟就无黑市，价也就不能高，鸦片就成了普通商品，不需要的人就不买了。但是吸烟的人越来越多，烟盘成了招待客人必需之品。社会上不拘男女老幼，终日云里雾里，呼吸相通，甚至成了生活中的必需品。作为一个瘾士来说，吸烟比吃饭更重要得多。因而社会日益不安，哥老、土匪、恶霸、土豪、劣绅、地主，凡有武器，不拘多寡都可以横行一地，军民之间，尽管美其名曰合作，不过只是彼此不打仗而已。但是沟那边，河这边，各霸一方，各行其政，当时西康成了多政府状态。” [8]
云南的禁烟与铲烟
云南的边远地区，历来烟毒盛行。地方官多以此为最大的利源，历来禁烟与铲烟都是表面文章，战后，云南省政府尽管也高唱禁烟口号，但实际上毫无作用。表面上收烟税比战前要少得多，但敲诈烟农的现象仍随处可见。1947年，楚雄县来了一位黄愚生县长。黄与大烟商李长久有同乡之谊，双方即臭味相投，策划如何勒种罂粟，扩大利源。黄愚生即派人深入山区，号召民众种植罂粟，并保证收购鸦片。然后，李长久运来大批罂粟种子，以每升种子还5两大烟赊销，由保甲长逼令各户摊派认购。此地种烟已有百年历史，百姓们经官绅勾结、软硬兼施，抱一丝找寻活路的希望，将地里的豆麦犁翻，改种烟苗。冬去春来，烟苗长成，不料此时黄愚生调走，新县长周仲上任，因未得任何好处，于是周仲严令18乡同时禁烟，并亲率120人的常备队下乡铲烟，发现烟苗不仅铲烟，而且还要上缴罚款。一时，闹得各乡鸡飞狗跳。有些农民不仅分文难收，还要变卖耕牛、驮马或田产缴款。常备队每到一村即打家劫舍，大捞油水，奸淫妇女。最后，农民们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组织“抗铲队”，由小学教师李文仕率领，展开武装反抗，打得常备队狼狈逃窜。1948年2月，周仲又搬来云南省保安团的一个营实行镇压，抗铲队在大关山凭险死守，击败保安营。这支反暴政的农民后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队伍发展到7个抗铲大队。发动民众实行三抗：抗兵、抗款、抗粮。1948年秋，建立了南华山区滇西第一块解放区，这支由抗铲队发展而来的武装，成为滇西人民自卫团，后来又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8支队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