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的烟政
早在北洋军阀时代，鸦片烟税就成了军阀割据的基础；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期，各地军阀为抵抗蒋介石的武力围剿，也以烟税为财政的根本，他们各自施展本领，颁行形形色色的“禁烟”条令，搜刮民脂民膏，并且还不时因烟税的分配不均而大打出手。20世纪20年代的国内鸦片战争在一些地区继续展开，从而使中国大地出现了罂花烂漫、“烟”雾重重的奇特景象。
1924年当旧桂系军阀集团土崩瓦解时，李宗仁与黄绍竑率部趁机崛起，组成新桂系军阀集团，逐渐控制了广西省。
新桂系的理财方法，主要是遍设关卡，增加税收。各县为缴纳巨款也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其中如苍梧县更是别开生面，率先开征“粪溺捐”，留下“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的笑柄。广西历来是黔土的主要输出通道，新桂系自然不会熟视无睹，“禁烟罚金”便成了广西这个模范省的主要财源。
1926年新桂系为控制金融，欲成立广西省银行，但苦于无钱，便将在百色缉获的一批烟土发售变价，得70万元充作了开业费。该行与鸦片有缘，其主要业务也与鸦片有关。贷款所收之抵押竟大多是鸦片，各地分行更以经营鸦片作为灵丹妙药。广西的钱庄放款的对象也多是鸦片特商，获利极丰，因此，大员们也纷纷投资钱庄业。
新桂系对鸦片贩运实行全面保护。在各处设有禁烟局，统一收税。鸦片特税在新桂系的收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29年3月，广西财政厅长黄蓟报告说：“禁烟特税，乃民国十三年军事当局鉴于从前军认暗运私包。禁犹不禁，曷若化私为公，课以重税，寓禁于征，此特税之所由来也。”“初设专局凡七：龙州、百色、南宁、柳州、怀远、桂林、梧州，继在平乐、玉林设局，税收遂以日旺。”“原定每两征银四角，在十七年加征二角。”“民十六、十七年，全省收入二千六、七百万元，特税占大半，故能勉强维持。”据史料记载，新桂系的鸦片税最高为1928年的17000000元。以后虽有减少，但仍是最大收入来源。有学者统计，1932—1937年广西省的特税如下：
1932—1937年广西省特税收入和军费支出（单位：元）
| 年份 | 鸦片收入 | 军费支出 | 收支比例 |
| 1932 | 14844000 | 16484000 | 100∶111.05 |
| 1933 | 8631000 | 14332000 | 100∶166.05 |
| 1934 | 12669000 | 17114000 | 100∶135.08 |
| 1935 | 10548000 | 24476000 | 100∶232.04 |
| 1936 | 4846000 | 40979000 | 100∶845.62 |
| 1937 | 4333000 | 26067000 | 100∶476.96 |
| 小计 | 51971000 | 134052000 | 100∶257.93 |
资料来源：郑家度：《广西金融史稿》，下册，第13页。
另据统计，1933年广西的鸦片烟税达18061984元，占全省年收入50906156元的30％。 [34]同样，1934年和1935年的烟税也是惊人的。
1934—1935年上半年广西全省烟税调查（单位：元）
| 区域 | 1934年烟税 | 1935年上半年 |
| 梧州区 | 5706303 | 2872020 |
| 百色区 | 2106020 | 1476200 |
| 南宁区 | 3980400 | 1942440 |
| 龙州区 | 430705 | 245100 |
| 桂林区 | 49320 | 24620 |
| 柳州区 | 988520 | 444620 |
| 平乐区 | 50260 | 25170 |
| 郁林区 | 275300 | 132510 |
| 靖西区 | 42520 | 21050 |
| 凌州区 | 30660 | 16302 |
| 浔州区 | 45008 | 22580 |
| 庆远区 | 1964200 | 98230 |
| 各县药照费 | 140784 | 77260 |
| 各 区 | 36141 | 17070 |
| 共 计 | 15846141 | 7415132 |
资料来源：《拒毒月刊》，第95期，1935年12月15日。
这里所列之鸦片税是归入省里的总数，实际上军队从鸦片中得到的好处，要比该数字多得多。桂系各军无不明目张胆地包运包贩鸦片，对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兵痞，禁烟局也无能为力。如柳州的第7军廖磊及其部下，私自贩运鸦片，将钱款尽入私囊，以致军政费用无法应支。1931年，李宗仁委陈雄以中将衔出任柳州禁烟局局长。陈雄到任后，对廖磊手下私贩鸦片的中下级军官予以严肃处理，但当准备查抄藏有大量私土的廖磊公馆时，即被当时的省主席黄旭初调任庆远禁烟局局长。 [35]为有效收取鸦片税，1934年底，新桂系设立广西禁烟总局，并筹组1800人的庞大的禁烟缉私总队，税收才算有了一定的保证。
但自1935年起，新桂系的特税收入，呈急剧下降趋势，究其原因是蒋介石的釜底抽薪。时李宗仁联络广东的陈济棠发动反蒋的“六一运动”，军费支出高达40979000元。蒋介石为彻底搞垮桂系，对广西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尤其是策动黔、湘军阀，让贵州鸦片经湖南洪江外运，不再经过广西，致使广西鸦片税骤减。到1936年，李宗仁被迫屈服，次年1月，南京与桂系达成协议，在梧州设立直属于南京的禁烟督察处，接管广西禁烟局的业务；鸦片税中除占比重极微的落地内销税归广西省库收入外，余均上缴国库。同时，桂系军队接受改编，各项费用均由南京统筹供应。再说陈济棠的广东，自国民政府北迁后，禁烟处撤销，改称省财政厅禁烟局。1929年桂系退出广东后，军政大权由陈铭枢、陈济棠掌握，禁烟局局长陈维周是陈济棠的胞兄。广东的支出也多赖烟税，年入烟税也达千余万元。粤桂合作后，组成“两粤公司”，负责贩运鸦片事务。到“六一运动”失败后，广东的特税也全由南京掌握了。 [36]
四川二刘叔侄之战
刘文辉、刘湘为大邑县人，刘文辉是刘湘的叔父，但为侄的刘湘不仅长叔父几岁，而且出道亦早。1926年刘文辉在刘存厚部任参谋时，刘湘已是川军第2师的旅长了，旋又升为师长。后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即提拔刘文辉为第1旅旅长。双方相互合作，扩展地盘，1927年刘文辉任国民革命军24军军长，拥有川南地区，辖区无工商业，只能把征税的重点押在鸦片税上。而21军军长刘湘居川东重庆，据四川咽喉，通过重征鸦片税而维持庞大的军政开支，尤其是滇黔烟土的过境税，所得极丰（烟土每箱1000两，征税5000元，年入500万元以上）。但随着实力的膨胀，双方各以对方为统一四川的绊脚石。
刘文辉势力膨胀后，曾加入唐生智的反蒋活动，为蒋所憎恨。刘湘趁机宣布拥蒋问罪。1932年，二刘为争夺四川及其鸦片税而大开杀戒。时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罗泽洲、刘存厚等军阀部队集中于川北地区，10月，李家钰和罗泽洲首先向24军刘文辉部发动攻击，爆发了川军混战的序幕——顺庆之战。此后，刘湘联合各军夺取刘文辉在川东南的防地。12月，二刘在荣威决战，双方出动60万大军进行空前的混战，最后刘文辉败入西康。二刘混战历时一年，伤亡官兵10余万，民众死伤万余人，财产损失无法估算。
刘氏之争的战火刚平息，又爆发刘邓的冲突，究其原因仍是鸦片。刘文辉与邓锡侯为7个县的近200万元鸦片烟税而兵戎相见。双方共出动10万军队投入混战。
民国时期，川中军队始终保持30余万人的数量，如平均以每万人120万元军饷计，则年需5000万元，而军械装备等尚不在内。军阀们最主要、最可靠的饷源就是烟税，这也就是四川沦为世界鸦片主要产区的根本原因。
龙云时代的开端
龙云1884年出生于云南昭通彝族土司家庭，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在滇军中任职。1927年，曾任唐继尧警卫队队长的龙云取得了云南的军政大权，从此开始了他在云南18年的统治时期。
1929年，蒋、桂系、冯、阎大混战时，蒋介石动员龙云出滇助战。时云南连年战乱灾害，民不聊生，财政陷入困境，龙云搜刮乏术，遂由禁烟局抽收“烟亩罚金”和贩运出省的“出口罚金”。当滇军直逼南宁时，沿途保护广东烟帮，并抽收烟税以作军饷。不仅龙云、卢汉如此，滇军各师均自带鸦片入桂作战。在南宁围城、军饷不济时，龙云还以鸦片折价发给各师，抵充伙食费用。时滇军与唐继尧时代完全不同，官兵抽鸦片已极普遍，有“三枪军”之称，即步枪、烟枪、云南水烟筒。
禁烟罚金为主要财源，因此，龙云责令部下切实抓好罂粟种植的落实，即“禁种”“禁运”。所谓“禁种”，实是责成各县长勒令农民种植罂粟，每年按比例递增。而各级官吏为了分肥，上行下效，强迫农民扩种，使鸦片总产量大增。所谓“禁运”，云南成立“特货统运处”，其职当然并非禁运，而是垄断鸦片的对内收购和对外出口。该处是云南官场的一大肥缺，统运处从董事长到一般职员，人人都成了脑满肠肥的暴发户。据一位当过两年该处监事的人员回忆，他第一年分得滇币9000元，第二年分得30000元。 [37]该处被称为云南历史上最肮脏的机构之一。
1929年底，卢汉兼任财政厅厅长，其革新措施竟是将烟、酒、厘金等税一律招商投标承办。此例一开，以后各任均招商投标，于是，烟商、流氓、闲散军官、帮会及下野官僚等都争先恐后，大力承包，遂使标额一再上升。这样，云南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每年所得之烟税有：烟亩罚捐1625万元，出口捐2200万元，鸦片印花税1000万元，灯枪捐570万元，总计3770万滇币，除去开支还可盈余滇币500万元。一个内陆省，没有任何的建设，但财政如此充裕，这在当时的地方政权里是绝无仅有的。 [38]
山西阎锡山的烟政
民国初期，阎锡山在山西曾一度厉行禁烟，取得不小的成绩，被目为模范省。1928年南京实行鸦片公卖，实质是为抽取烟税，阎锡山曾公开通电反对。 [40]但后来吗啡、海洛因和红丸之类的毒品大肆进入山西，吸毒风潮再起。吗啡等为私贩所据，省政府无任何收益，阎锡山对此采取强硬措施，即在禁烟督办公署外，又于1931年冬，成立查禁毒品委员会，颁布《制造贩卖毒品暂行条例》，规定如有制造或吸食金丹料面两次以上者，或贩运1钱以上均一律枪毙。阎锡山派出30名密查员上街下乡，只要经其认定为贩毒、吸毒者，即可枪决。一年中破获毒品案件4000起，枪毙120人，1932年初又枪毙200人。当然其中有栽赃陷害、公报私仇的，而且枪毙者多是平民，尽管如此，扫毒行动对抑制毒品的泛滥仍具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阎锡山严禁毒物的目的并非全面禁毒，而是要将这些吸毒者转而吸用公卖的鸦片。阎锡山与烟毒的关系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设立绥远屯垦处，大规模种植罂粟。第二，收购民间的鸦片，以制造烟膏。第三，自1931年起至1937年止，制造和推销“戒烟药饼”。山西各县均设有禁烟委员会，职能之一便是推销由鸦片制成的“戒烟药饼”。据统计，1931年时，每月销售额达20多万两，范围遍及全省，后来增至30余万两，还推销到河北、河南等地。“戒烟药饼”分为三等，甲等每两2元，乙等1.5元，丙等8角。烟瘾者凭执照购买。仅“戒烟药饼”一项每月获利30余万元。
“戒烟药饼”上贴有芙蓉印花，公然以烟土易烟土。为推销“戒烟药饼”，阎锡山专门成立“禁烟考核处”负责，并要求各县长全力促销。对山西政府毒害人民的举动，各界民众极其愤慨，太原《民报》刊文反对推销“戒烟药饼”，阎锡山竟下令将该报查封。
阎锡山的只许百姓吸烟、不准自由吸毒的政策，只有前者较为有效，而吸毒之人并不在少数。据山西禁毒委员会的统计，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共破获毒案29947起，缴获料面2276两，丹棒68817两。晋南一带，每年销售的毒品达300万元，只晋城一县年耗毒品50万元。榆次的居民计3万人，吸食料面的竟有1万人。而太谷县行一村，在1066人中吸白面的达639人。 [42]
邵力子西安禁烟
“九一八”事变后，邵力子于1932年4月出任甘肃省主席，次年初卸任。5月5日接任陕西省主席。直到1937年2月辞职，出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在陕西的近四年里，邵力子与其前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实行军政分治，开诚相处，大力兴修水利，开荒造林，加强教育事业，保护维修名胜古迹，开展禁毒也是其新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邵力子对吸毒深恶痛绝，指出：一个人吸了鸦片，便不能听从自己意志的指挥而行动，身上如同套上了枷锁一样，因此，他制订分期禁烟计划，首先要求农民拒种罂粟，号召“人民应做工，不应该种鸦片” [44]对于禁吸，早在1932年，陕西就已建立了西安平民戒烟院，但收效甚微。邵进一步加强禁烟，成立陕西戒毒院。1934年6月，又在南郑、陕北设立禁毒分院。他强调，对于吸食红丸、白面者，若劝戒不听者，应予以严厉处分。他在西安各界纪念禁烟大会上发表演说：鸦片之流毒，不但国无可筹之饷，即民无可当之兵。要使陕西的百姓恢复应有的美德，吃苦耐劳，非先在禁种鸦片、禁吸鸦片上做起不可。为表示决心，1935年2月邵参加了陕西省拒毒运动会。6月，他还在陕西省立第一民教馆拒毒宣传大会上要求“统一精神，决心戒烟”。他从政府官员入手，明文规定，公务人员不准吸食毒品。邵的禁烟实践，虽没能完全禁绝陕西的毒品，但多少减少了陕西的毒害。
中原大战与烟税
1930年5—10月，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联合发动反蒋战争，史称中原大战。是战双方共出动110万人，死亡30万人，伤者不计其数。黄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纪念日撰文指出：“本年国内战起，战线之长，在近代世界史上，除欧战外，无可与匹。双方死伤总数达三十万人之巨，而战地人民之伤亡流离者，当十百倍于斯。” [45]中原大战所消耗的军费令人咋舌，据上海银行界统计，蒋军每月所需军费就达3000万元，而反蒋军的军费也在每月1000万元以上，总计达5亿元。双方所耗多是鸦片烟税。
蒋介石收买敌方将领和军队的巨款主要是农民银行支出的鸦片专卖税。而阎锡山和桂系的军费也靠烟税支撑。即使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也无不与鸦片烟税大有关系。
冯玉祥出征前，命令甘肃每月贩卖鸦片，筹得大量军费，作为西北军东出潼关的费用。该项工作由甘肃省主席刘郁芬负责，每月约可得40万至50万元。 [46]孙殿英、鲍刚、刘汝明等部则制造吗啡金丹，贩运鸦片烟膏，不仅大量售卖，而且还胁迫驻地县长代为派销。
双方的许多将领是瘾君子。如反蒋军第六路军总指挥万选才终日横陈烟榻；而蒋军第三军团的作战会议都是在吞云吐雾中进行的，从总指挥何成浚到各军、师长，他们都是黑籍中人。不仅如此，鸦片在战场上还有特殊的作用。当双方在陇海线对峙时，蒋介石针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作战勇敢、待遇低、生活艰苦的特点，大施“银弹”“烟弹”“肉弹”攻势，在前线办起“阵地俱乐部”，用火车车厢和汽车作流动旅馆，备有中西大餐，陈设鸦片烟具，并从上海拉来妓女、舞女，不仅提供免费服务，而且还有馈赠。饱尝艰苦生活的西北军官兵很快被软化降伏，结果被蒋军击溃。再说阎锡山的山西军队在山东与蒋军对峙，官兵多染有毒瘾，时人言：“阎锡山的队伍，每人带有两支枪、一支炮——步枪、大烟枪、高射炮（吸料面的用具）。” [47]此时恰逢连日淫雨，晋军在战壕里白面潮湿，划不着火柴，又吸不上鸦片，烟瘾大发，哈欠连天，致丧失战斗力，最终被击败。
热河汤玉麟的烟政
热河的鸦片在民国时期也是全国闻名的，尤其是汤玉麟督热的时代，更把热河发展成了鸦片大省，给民国史留下了黑暗的一页。
热河的中西路为内兴安岭支脉的“七老图大山”（又称西大山），山高林密，土地肥沃，气候极宜罂粟的生长。清初曾是皇帝狩猎的地区，列为禁区，清末周围农民才大量迁入。同治、光绪年间，开始种植罂粟。清末民初时实行禁烟，平原、凌源、朝阳、赤峰等县的罂粟面积锐减，但在深山老林仍有大宗种植者。1915年，热河都统姜桂题曾对朝阳县武装铲烟。热河的鸦片开禁稍迟，1921年，热河都统汲金纯以山民贫瘠为由大开烟禁，明令各地种鸦片。热河特产“热土”从此得名。
从此，热河地方军阀为供养军队官僚，强逼山民栽种鸦片，从中课税。历任热河都统及其他官员，尽是运毒贩子；居民商贾，家家有“灯”，户户备“枪”。各县、镇、集市烟馆林立，男女老少，染有烟毒的甚多。热河因交通不便，出门多骑驴马，所以客人要加快赶路，驴马也多熏鸦片。
到汤玉麟督热时，热河成了烟毒地狱。汤玉麟（1871—1949）字阁臣，早年为匪，后与张作霖同时被清廷收降，在奉天巡防营为管带。1912年后担任团长、旅长，是奉系的早期将领。1926年出任热河都统，1929年出任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并以鸦片为全省税收大宗，于是，罂粟遍地都是。1926年为5000顷，次年增至8200顷， [49]
汤玉麟自己便是个贩毒巨头。出任省主席后，在热河省及奉天设厂制毒，牟取暴利。他在沈阳南市场开设荣庆隆木厂，规模巨大。热河省的鸦片经北宁铁路而运至沈阳，由该厂炼制成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并就地销售。1931年4月，沈阳公安局局长黄显声在张学良的同意下，对汤玉麟进行打击，扣押了汤所有的鸦片车皮。 [50]
山东军阀的烟政暴行
辛亥以后，山东的军阀层出不穷，其中又以张宗昌与韩复榘最凶残。
张宗昌字效坤，1882年生于山东掖县一吹鼓手家庭。年轻时在海参崴包赌包娼，并经营毒品，是该地出名的黑社会头目。后拜上海青帮李征五为老头子，上海光复时，在李手下做团长，从此依靠武装和帮会，得逞所能，呼风唤雨。讨袁失败后，成了冯玉祥的心腹。旋投靠张作霖，助其在五站种植罂粟。江浙战争得胜后，进入上海后，经其青帮师傅李征五的介绍，与上海黄金荣、杜月笙等合作，保护鸦片贸易，一次就从烟商处敲诈得到300万元。张宗昌在闸北四区原警察署旧址设军实处，以监督印度鸦片的输入，仅此一项就够其军费支出。因此，张对军实处十分重视，亲兼处长，但因司令部在徐州，处长一职由袁致和代理。后其军内两大税务机关军实处和军务处为鸦片税而相互交战。[51]
张宗昌在山东胡作非为，把鸦片视作唯一财源。该部设有禁烟局，局长姜寰秉承张宗昌的旨意，以“寓禁于征”的名义，下令各县种植罂粟，并公开贩运鸦片，有关鸦片的税就有禁烟特税、烟种捐、烟苗罚金、验烟凭照费、烟照印花、烟灯捐等。
张宗昌浑名“狗肉将军”（北方称玩牌九为吃狗肉，张嗜好牌九，故名），又因不知手下有多少军队、钱财和妻妾而被称为三不知将军。其部下亦多是大烟鬼，其亲信趁机大开烟馆以牟利。张宗昌控制山东的时期，指使禁烟局总办姜寰也打出“寓禁于征”的招牌，命令各县种植罂粟，出动军队公开护运。 [52]济南到处是赌场烟馆，不少就是张的姨太太们开设的。
韩复榘字向方，早年留恋于烟馆赌场，因财产散尽而投军，在冯玉祥手下当兵。中原大战后，韩复榘出任山东省主席，与张宗昌相反，他以禁烟禁毒而闻名。韩声称平生最恨贩毒和抢劫。若是贩鸦片，一般每两罚款2元，吸食者送戒烟所戒除。吸毒贩毒则不同。韩复榘常命军队协助禁烟称“我辈若不能将烟毒肃清，枉为革命军人” [53]。韩的草菅人命是出名的。对贩毒案，韩常亲自审问。警察把犯人排好，报告说：“这几个是一毛钱的老海”。意即身上搜出一角钱的海洛因，韩只一句话：打10棍。第二批是“两毛钱的老海”，韩便言：打20棍。依次类推，但到1元钱时，韩突然说：枪毙。为正法纪，韩复榘也曾动真格的。济南的陈、毛、傅、金为四大富绅，公开吸食鸦片，韩即令重罚。他也曾毫不留情地处罚过亲戚。其大太太的干儿子张守仁仗势贩毒，1934年秋被告发后，韩复榘即令枪决。韩的二哥韩金勉在济南院前大街开设烟馆，大发毒财，1935年秋，被韩下令查抄。其时，看守所和监狱里，关满了烟犯、老海犯（即海洛因犯），但山东的烟毒仍没有肃清。济南及县城的烟馆照开，只不过要缴罚款。韩的族兄韩景砭大肆贩毒，虽有知情人揭发，但照样在韩复榘的公馆里吸毒。韩的二哥韩金勉也没被枪毙，后来还成了他的“剿匪”司令。韩的第三路军里官兵吸食鸦片的并不鲜见。尤其是，对在鲁的日本人贩毒日益猖獗，韩只能眼开眼闭了。韩本人也与毒品有瓜葛，因为1938年1月11日，韩复榘被蒋介石抓获，何应钦、何成浚、鹿钟麟提审韩，罪名之一，即是在韩复榘的寓所查出1000两鸦片。据韩供认，此为宋明轩所送，这成为蒋杀韩复榘的罪名之一。虽然如此，但在民国毒氛漫天的环境里，韩复榘能在禁毒方面有所建树，仍是应该肯定的。
其他各地的军阀也大都假借禁烟的名义，行抽税中饱之实。如安徽的省主席陈调元，公开向各县摊派烟捐。1930年陈向宿县分派60万元烟捐，于是，县长派员下乡，强行征收，如无鸦片则缴现金，每两鸦片折合2角。陈之暴行引起民众发动反抗烟捐起义，失败后领袖王少白被逮捕杀害。 [55]到吴忠信主皖时，又改成个人承包烟税，政府向承包者收取烟税外，其余一概不问。由于鸦片专卖实惠利益极大，于是军政警匪，各种势力你争我夺，甚至发生内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