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某些地方的军政当局不仅私开烟禁，放纵烟犯贩毒，而且为利所驱，自己下海经营毒品生意。不管这些当权人物当时有何苦衷，有何困难，贩卖毒品所造成的恶果是人所共知的。
1928年底，安徽省主席兼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私自运土案在上海曝光，在次年举行的全国禁烟会议上有人要求严厉查办此案。1931年，安徽省政府私自在芜湖、大通各大埠设立军警稽查处，抽收烟税，致使省城安庆烟馆林立、乌烟瘴气。得到特税处许可证的烟馆老板“公然售卖，省会公安局亦无可如何”。[56]1929年，江苏省政府派专船去汉口运烟土，每次运三五万两，分发全省各县销售。[57]1931年7月，杭州破获了一个名叫“华昌油漆厂”的贩毒机关，其运毒木箱上有“国民政府注册”字样，并有江苏省建设厅封条备贴。[58]1934年3月，江苏省政府通过了《江苏省限期禁烟取缔土膏行店章程》，明确规定，“在本省禁烟限期四年之内，为供给登记烟户土膏起见，依照各省吸户之多寡，得酌量特许设立土膏行店”，“凡欲承办土膏行店之商人，须在登记烟民期内分别向省县禁烟委员会注册，并请求发给牌照及凭证”。[59]换言之，只要经过注册登记，领有牌照就可公开合法地贩毒了。
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在联合山西的阎锡山发动反蒋的中原大战前，下令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在全省贩卖鸦片，以筹集军费供西北军东出潼关之用。刘郁芬每月的贩烟所得约有40万—50万元。[60]另外，西北军将领孙殿英、鲍刚、刘汝明等部还自制吗啡、金丹，连同鸦片烟膏一道大量售卖。出货不畅时还胁迫驻地的县长代为强行派销。中原大战结束后，西北军的军人贩毒并未完全结束。1932年3月21日夜，十七路军总部运输处长蒋仲珊带领副官士兵从南京装运9000余两烟土抵达杭州时，被浙江保安处查获。蒋仲珊本人脱逃，日后，又进入漳州禁烟分所工作。[61]
阎锡山在山西从1931—1937年制造和推销所谓“戒烟药饼”（其实也是用烟土做成的），责令由各县禁烟委员会负责，并于1932年专门设立“禁烟考核处”进行考核，还要求县长们全力帮助促销。阎锡山这样做据说有两大理由：一是抵制外省鸦片的输入；二是为修筑同蒲铁路筹集经费。实际上他是想通过禁烟考核处垄断全省的鸦片生意。同年阎锡山在绥远归绥特设敬业祥烟土店，用压价手段广收察绥陕北的烟土，然后运回山西，制成“戒烟药饼”出售。[62]此外，阎锡山还派人去西北各省，用武器换取军阀们控制的鸦片。“戒烟药饼”共分三等，贴有印花供烟瘾者凭执照购买。甲等每两2元，乙等每两1.5元，丙等0.8元。不仅山西本省卖，而且也殃及河北、河南等地。据统计，仅1931年度“戒烟药饼”每月销售额就达20多万两，以后又增加至30余万两。太原《民报》曾载文反对推销“戒烟药饼”，结果被阎锡山查封。1937年四五月间，阎锡山又在山西收存烟土，抬高烟价。从1932年发售“戒烟药饼”到1937年抗战爆发，阎锡山在这6年中共获利2000万元。[63]
1933年初，绥远五原县府因禁戒鸦片收效甚微，索性“寓禁于征”，加征烟灯捐，城厢700余盏烟灯分成四等，每灯捐现洋3角至2元不等。[64]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奉系军阀出身，1926年任热河都统，1929年任热河省主席。汤在热河期间除了逼迫农民广种罂粟之外，亲自在热河及奉天设厂制毒。其中以在沈阳南市厂开设的荣庆隆木厂为规模最大，该厂以热河运来的鸦片为原料，提炼制成吗啡、海洛因，并就地销售。汤因此被人称为“阿片王”。1931年4月，沈阳公安局长黄显声经张学良同意，一举扣押了汤玉麟所有的鸦片车皮，给了“阿片王”以沉重打击。[65]但是直到1933年3月初热河失守后，汤玉麟才被明令撤职查办。茅盾著文指出：“假如汤玉麟之被撤职查办是在热河‘失守’以前，而所以撤职查办是为了他在热河举办苛捐杂税，是为了他在热河勒种鸦片，是为了他在热河制贩红丸、吗啡、海洛因……我们倒免不了会要拍掌称快。”[66]
鸦片贸易在广西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从1932—1935年，该省烟税每年都在1000万元以上，以致“鸦片贸易而盛，桂省市场即因之繁荣，金融随之活泼，否则商场萧条，金融呆滞。”[67]在梧州、柳州等地的鸦片贩卖特别猖獗。1930年3月，盖有“梧州禁烟局检验”标记的大宗烟土箱在香港被查获。英国政府据以报告国际联盟。[68]1931年，新桂系首领李宗仁鉴于桂系各军明目张胆包运包贩鸦片，使各地禁烟局的鸦片特税得不到保障，就派中将衔的陈雄为柳州禁烟局局长，重点惩治驻当地的第七军军长廖磊及其部下的私贩鸦片行为。陈雄到任后对私贩鸦片的该军中下级军官进行了严肃处理。但当陈准备查抄廖磊公馆中窝藏的大批烟土时却被省主席莫名其妙地调到庆远去当禁烟局长了。[69]1934年末，广西禁烟总局长陈雄奉命与广东“烟赌大王”霍芝庭、广东禁烟局长陈文甫在梧州达成“联运杜私”的约章，规定广西运入广东的烟土必须到粤局纳税，每月总运额为110万两，超出部分交的溢额税，45%返还广西。约章实施后因广西烟土畅销，广西每月均得到广东方面一笔溢额的税款。[70]1935年，广西省政府与中央禁烟督察处商谈禁烟期间，于某日出动20辆军车满载烟土驶往桂林，被督察处官员萧觉天扣留。事发后，李宗仁声称被查扣的是军车，但又不肯向成都行营交涉，故指使他的监察使苗培成对萧提出擅扣军车的弹劾，要求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给萧记过处分。南京方面后来同意了李宗仁的请求，但作为交换条件，广西烟政从此纳入中央的轨道。[71]
1930年3月，广州禁烟处将5万余两鸦片装上行通舰运往汕头，半途因浓雾触礁，被英国官员查出。1932年，陈济棠全面控制广东，当上了“南天王”之后，以整理烟税为名，垄断鸦片买卖。陈济棠的部下霍芝庭等人在军队的卫护下，承包经营全省的烟土，在梧州开办南生公司，购进鸦片，用军队武装押运走私入广东，在省内各县推销。每次有10万两之多，就逃税而论每次获利就达2万元。[72]他们有时还贩运到赣南闽西牟取暴利，所有暴利一部分交陈济棠的司令部，一部分交省财政厅，剩下的为霍芝庭本人中饱私囊。粤桂合作后，陈济棠还组织“两粤公司”，负责鸦片贩运事务。[73]另外，广东军政要人在赣南办了不少大商号，其中有某军长出资开办委托代理人经营的，有广东省参议、广东旅赣州同乡会会长直接经营的，都与毒品有关。赣南所有的烟土店均与广东系军人、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有密切联系。[74]
1931年，统治湖南的何键派黄金荣的徒弟、吗啡贩子刘益章去凤凰县找割据湘西的陈渠珍商谈合作生产吗啡事宜。经商定，双方在凤凰县设厂生产吗啡，共负盈亏。为了以防万一，便于推卸责任，具体事务由何键的代理人李厚坤、陈渠珍的代理人戴季韬负责运作。1932年，吗啡厂在凤凰县北门昭忠祠投产，后因运输不便改迁到沅陵府城巷一号，又在沅陵柳林汊独立旅第三团团部设立分厂。两厂使用的化工原料来自日本，被贴上“四路军军用品”的封条，通过各种关卡运来。所产的吗啡最初利用邮包，后改为水路运输，由戴季韬派人护送到常德，交付李厚坤由李负责武装押运出湖南省境，销往武汉和上海。湖南航空处的两架运输机也是何键运输吗啡到上海、两湖和贵州的重要交通工具。1934年春，何键鉴于国内禁毒风声日紧，于这年夏天下令停办吗啡厂。7月间，湖南航空处处长黄飞驾机自贵阳回长沙途中，在汉口逗留了一天，住两仪街总商会招待所。汉口禁烟督察处根据驻长沙特务的密报，搜查了黄飞的窝所，在黄的皮箱中查获总重1500两的150包吗啡。尽管黄飞再三声称这批货是何主席运往上海制药用的，但仍被带往禁烟督察处。该处早已对何键有组织地携带帐篷武器，大批挑贩，出入贵州苗峒走私极为不满，此次抓住何键的干将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何键闻讯后立即派人去武汉四处活动，企图“以湖南产的鸦片给予督察处公卖，作为了结此案的交换条件。禁烟督察处处长李基鸿颇为所动”，无奈该处缉私主任邱开基坚决反对妥协，结果还是将黄飞解送南昌行营讯办，[75]1934年12月，被枪决。不过蒋介石事后为敷衍何键起见，找了个借口将邱开基撤职查办，湘产鸦片也自此归入统捐统征的范围。
贵州自周西成1926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长后，历任主黔者毛兴翔、王家烈都种毒贩毒，且有后来居上之势。1929年，毛兴翔掌权后，贵州的烟土发展到了极盛时期。每年运往湖北的黔土约3万担，运往两广的有8000担。毛从中收取通关费与护商费约600万元。王家烈原先被赶出贵州，驻湖南洪江一带，他在1932年重返贵州担任省主席后仍保留部队占驻洪江。因为洪江是当时贵州鸦片出省的唯一门户，占此风水宝地，既可向过境商人收捐，又可自己贩烟出省。[76]王家烈在贵州当政后，烟税大减，严重影响财政收入，于是王提出了“三省财经合作计划”。要点为：一是在黔桂两省设立联合缉私处，规定烟土外销须持有完税单和缉私处运销通知单，以保证两省获得烟土税收通关税；二是广东制造“官膏”所需烟土可以直接派人到贵州内地购买，税就可酌情减免。这一计划为黔土的外销打开了渠道，从而使王家烈获得了大量的饷捐。[77]1934年，王家烈的副手、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从赤水向四川贩运大批烟土，被蒋介石驻四川的参谋团查获。参谋团负责人贺国光下令宪兵团团长袁家佩扣押侯之担，并予以撤职处分。[78]至1937年春夏之间，贵州公然开办特货税（即鸦片税），按鸦片营业总额的10%征收，至此所谓禁政也就名存实亡了。
1931年，四川禁烟总局为征收印花税、红灯捐、牌照费及各项附加，规定烟馆只能“从新开设，不准自动歇业”，因此仅成都一地，全城五六千家烟馆至1932年“不特未曾减少，而且日渐增多”。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之修械厂经费、在外代表活动费以及宣传机关之津贴，莫不仰给于禁烟总局每月30余万元的收入。[79]在1934年之前，四川处在军阀分防地割据时期，运贩鸦片极为流行。军阀们开设的银行如潘文华的重庆银行、唐式遵的建设银行、邓锡侯的通惠银行、刘文辉的济康银行、杨森、王缵绪的大川银行均投资大的烟商商号，参与鸦片生意。潘文华的弟弟潘昌猷是著名烟贩，此人资本雄厚，凭借其兄的军政势力，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合作，专门贩烟去广东、福建一带销售。1929年7月，时任重庆市长的潘文华伙同二十一军参谋长郭文钦、师长王缵绪合办了一批烟土，装上蜀亨轮，准备走私出川换购军火，开船之前派人向川江航务管理处打过招呼。但蜀亨轮开航后又在唐家沱停靠，上了大批烟土，结果被海关察觉，罚款了事。[80]1929年至1930年，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范绍增派出徐次衡和王君白为驻上海秘密代表。有一次王君白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徐次衡通过大烟贩叶清和的门路，找杜月笙说项，把王从巡捕房里放了出来。叶本人为此出了5万元，但从此与范绍增搭上了关系，合伙在重庆设厂制毒，总投资为100万元。分工是：范方负责建厂、运输及厂中人员的安全，叶方提供制毒技师、化学药品、机器和毒品推销。制毒厂出品的海洛因靠着范绍增的势力装入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及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煤油桶内作为包裹由邮政局寄运，出川时免检。每月由渝寄运二三次，每次有100多桶，货到上海时又贿赂海关驻邮局人员朱立德，盖戳放行。在不到两年中朱共收受贿赂三四万元，重庆制毒厂后因范绍增兵败失势而停办。[81]
在这以后，成都军阀谢某经徐次衡搭线与叶清和合作。两人将重庆的机器设备和化学药品搬往成都苦竹林江办起新厂。谢在内江的公馆用作囤放毒品原料和产品的仓库。成都制毒厂的账面资金有80万元，谢、叶各占一半。不料工厂开工生产了两批海洛因后谢某就去世了，谢的次子、旅长谢互三马上翻脸不认账，独吞了囤放在谢公馆内的所有东西，新厂又告停顿。[82]
当时国民政府在出川的水道上设了宜昌特税处，专门征收四川出口的烟税。川军各部的军长、师长在宜昌、沙市、汉口设立了不少办事处，接洽运烟事宜，就地行贿及时疏通关节。川军各部为烟贩们护送、包运烟土，只收相当于特税一半的酬金，但到宜昌后还需花钱打通宜昌特税处的关节。因为四川军长、师长的护照到了宜昌就不起作用了。而宜昌特税处的人在分到了一点好处之后也就不再进行检查了。1934年，蒋介石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指挥四川包括禁烟在内的军政大事后，四川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刘湘在其他军阀已不敢公开经营鸦片时，仍以二十一军的名义，派出同心、同德两艘军舰，装上7000担（每担1000两）烟到宜昌出售。事先刘湘口头向贺国光打招呼说：“这是二十一军过去剩货，久搁无用，把它卖掉。”[83]刘湘部的师长蓝文彬及身边有个青帮流氓刘颐章专门为他在长江沿岸码头私贩烟毒和军火。1931年，有关部门在黄师长家中搜出制造吗啡的原料坯子2万多两。[84]这年，二十一军的土税收入为1000万元；1933年，又增加到1320余万元，占其总收入的1/3。[85]
二十四军刘文辉部第五旅从1926年进驻富顺到1932年刘文辉败走西康的六年中，曾在富顺大肆贩运烟土，实行官卖，垄断市场，获取厚利。于是官膏店、烟馆充斥大小集镇，烟民人数几占成年人口的10%，大大超过清末的数量。[86]二十四军的警卫营是刘文辉的专业鸦片运输营，营长周桂三带领全营弟兄干了13年，只失过一次风。刘文辉每年从各县收来的烟捐有五六百担，全部集中在雅安外运出售。[87]二十军杨森1930年的烟税为13652686元，占其总收入的43.59%；1931年为10551853元，占总收入的32.57%。[88]1931—1935年，杨森驻军广安期间设立禁烟总局，拼命勒收禁烟罚款，种烟的收亩捐，不种的收懒捐，并把没收来的鸦片烟土以高价等派给烟商。因此，这四年中广安烟土充斥。[89]
云南省从1935年起借口禁烟，实行鸦片统购、统运和统销，成立特货统运处。该处董事长陆子安股本最多，省主席龙云亦有股份在内，另有一些军政要员和大烟商皆有股份。[90]省政府为了掩盖垄断鸦片买卖的真相，解决暂时的人力财力的不足，拉拢庆正裕、永昌祥、茂恒等几家大商号投资入股，共同经办。半年之后各统运分处所购烟土纷纷运入省城昆明，由特货统运处分别制成两广、四川、汉口等各庄需要的鸦片四五千箱，分别派人担任南宁、重庆、汉口分处主任，负责对外统运统销的任务。从1935年5—12月，共外销四川、广西、武汉等地烟土59万两。特货统运处在摸清各地产烟的具体情况、安排好了各地的分支机构和人事后，将庆正裕、永昌祥、茂恒等商号退出，鸦片改由永茂公包销。然而永茂公就是由永昌祥、茂恒和庆正裕三家商号合组而成的。因此在具体卖烟业务方面，在重庆由永昌祥经理杨润馨兼代经销、叙府由庆正裕经理向仰高兼代销。永茂公在贩运鸦片的业务方面得到了省特货统运处的种种方便，获利很大。而同一时期与统运处没有关系的一般商人的贩烟生意则大受影响，因为禁止商贩私运，违者一律没收，加上资金周转不灵，相继倒号。永茂公又乘人之危在宜昌以廉价接受了他们300担鸦片，用此作抵债务，至1938年永茂公竟获利156万元之多。[91]另外，省主席龙云还任命蒙化县晏旗厂大马锅头马某为特货统运处副处长，并与之结为干亲家，命其专门贩运鸦片。至1938年，中央政府察觉此事统运结束时，凡参与鸦片贩卖的大小官吏和地方实力派人物无不因此发了大财，原先待运的云土3000余箱交省财政厅保管。[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