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普通民众的贩毒

上海在1932年“一·二八”战役后,法租界突然宣布禁烟禁赌。法租界之外的闸北本来也有不少私贩鸦片的场所,但大多毁于战火,于是南市九亩地烟土市场应运而生,前后有80余家售卖烟土的土行在此营业,一般都在各自的招牌下加上“金号”“米号”“汇票庄”“纱布庄”等字样,略加掩饰。土膏行的开设成本最少要三四千元,资本最大的达五六万元。大的土行人员可达三四十人,经理、司账、伙计、学徒一应俱全。在这一行当中以潮州帮和大埔帮最有势力,其次才是温州帮、台州帮和苏州帮。上海烟土的直接来路大都操纵在少数极有权势的大土商手中,能直接到云南贵州产地直接收购烟土的大土膏行还是很少见的。[93]

原在上海从事制贩毒勾当的陈昆元(又名陈鹤龄)于1932年北上天津,在日租界寿街(今兴安路)开设康昌洋行,与杨风鸣、吉某、甄某并称制毒“四大金刚”。其中,又以陈的势力最大,人称“白面大王”。[94]

叶清和在与四川军阀合作的制毒工厂相继关闭后,于1931年底在上海法租界十三层楼附近开办海洛因加工厂,该厂以与上海黑社会有广泛关系的黄新发为负责人。次年夏天该厂迁至公共租界的虹口,所有产品先由上海运往天津,再由天津春日街一个日本浪人经手,转销华北、东北、西北各省。后来叶清和得罪了另一大制毒贩雷福江以及与雷关系密切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侦探队长陆连奎,工厂被查封没收,本人被抓,后由申大彬行保外就医。叶获释后与陆打起了官司,最终打到高等法院还是败诉,前后连保金、律师费、赔偿铺保损失费等共花了20多万元。工部局为了袒护陆连奎,欲重新逮捕叶清和,叶只得逃离上海去厦门避祸。

1933年,叶清和逃到厦门时正值十九路军省政府查禁烟毒,当地鸦片每两批发价涨到了4元5角。叶见鸦片买卖有厚利可图,于是与日台浪人施范其、曾厚坤、陈长福(此三人都担任过厦门“台湾公会”的会长)以及另一日台浪人,共同开设五丰公司。总公司设在厦门曾厚坤的坤记洋行中,另在福州开设分公司。五丰公司专门从香港走私波斯烟土进口,它的生意受到了十九路军高级将领谭某的庇护。1934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派大军围攻十九路军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五丰公司决定将福州分公司所存的鸦片撤回厦门,以免损失。但数万斤鸦片运至半途,厦门已被国民政府的海军占领,于是只能暂时寄存在惠安县涂岭乡章受卿家,条件是将来提取时章可留下30%。时任进剿十九路军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进驻闽南后军饷短绌,叶清和闻讯后为了搭上与蒋鼎文的关系,自动报效了数万元。

不久国民政府决定在全国实行鸦片“寓禁于征”的政策,鸦片(又称特货)公卖归商人承包。在蒋鼎文的推荐下,叶清和于1934年9月组织的鹭通公司包揽了闽南经销“特货”的特权。鹭通公司设在厦门升平路惠通巷7号,叶清和任董事长,曾厚坤、陈长福、林滚等人为股东。[95]在公司职员中有蒋鼎文介绍进来的十多个浙江人。厦门有名的日籍台湾浪人头子李良溪、陈粪扫被聘为公司的正副缉私队长。叶清和的弟弟叶谦逊和陈尚彩被公司派往福州,负责闽北的业务以及与有关方面的联系。公司包销闽南特货的条件是每月向禁烟督察处福建办事处厦门事务所纳税7万元。鹭通公司在闽南各县遍设代理处,其中有金门的浯通公司、龙溪的龙通公司、海澄的德通公司、永春的百龄公司、泉州的泉通公司、德化的百合公司、仙游的仙通公司、南安的南通公司、惠安的惠通公司、同安的同通公司、安溪的溪通公司、南靖的靖通公司。上述分公司即代理处负责当地的鸦片包销。鹭通公司专卖的特货主要从汉口用专轮运来。每次有1000箱左右,每箱重量1000市斤,每块烟土上都贴有“特货”的印花。

叶清和还独资在老叶街(今开元路)开设源兴行,经营鸦片的批发。1935年,该行迁址番仔街(今升平路)。1936年,福建省保安处以开会讨论中央禁毒法案为名,于6月上旬通知叶清和赴福州开会,并在6月9日即会议结束当晚11时许秘密将准备次日凌晨返回厦门的叶清和绑架,后来移送南京,以公膏渗浆、破坏特货信誉、非法牟取暴利的罪名判了他5年徒刑。1937年,“八一三”事变不久,囚犯叶清和在由南京转移芜湖的途中潜逃,经汉口转赴香港。[96]1944年,叶清和在广东从事走私活动时被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捕获处决。[97]

福建省晋江县张林乡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小有名气的毒窟。一乡当中有大小制毒公司40家,从事制、贩、运毒品的户数占全乡总户数的80%。他们从广东汕头等地买进鸦片加工提炼成吗啡,再销售到莆田、仙游、惠安等县。晋江县安海镇还设有贩毒专行,大毒贩蔡尤见先后贩运鸦片2万余两。在省城福州有长乐帮、福州帮、马尾帮和温州帮四大贩毒集团,其中,以林亦贵为首的长乐帮在1936年勾结官府贩运烟土10万两。[98]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广西仅梧州一地经营烟土的批发零售商号就有三四十家之多,因而组织了名为联安堂的同业公会,邓善卿任主席,吕桂聪任干事。公会下属的批发商有仁生、裕生、恒安和等20家;零售商号有20余家,有名的有谦和、安利、安和、昭信等10余家。另有属于公会行业范围的二三十家烟馆不参加同业公会,还有梁仲唐、黄泰初、吕揖堂等十余名走帮经营烟土的,属行商性质,也未加入同业公会。1926年至1935年是梧州烟土行业最兴旺的时期,1935年全市公开的销土量达六七千万两,以当时每两烟土价值白银2元计算,营业额达白银1亿元以上。经营鸦片的批发商号都与官府、帮会势力和外国侵华势力有勾结,如公发庄经理陈楚帆,勾结广东军阀陈济棠,用军队武装护运整船的鸦片走私去广东;桂成行经理郑健民,以新桂系财政厅长黄钟岳为后台老板;恒安和经理杨贵和、广新经理罗臻林均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有来往;裕生行经理许港仁本身就是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梧州的代理人。在零售商中,安和经理李国平的生意最为红火,每天零售烟土1000两以上,其他小字号每天只销售三四百两。走私、低价大批进货、赊销是安和做生意的常用方法,直到1937年该号在禁烟结束时,拥有的资金已达桂钞100多万元。谦和与宏信则将加工好的熟膏分成1两、5两两种规格装入小铜盒,携带方便,在梧州、广东、香港等地均极为畅销,每月可获利四五千元。[99]在西隆县,自称苗王的杨福应被当局击毙后,其甥杨登鹏遭到了逮捕。1935年冬,杨登鹏带了少数人马去投奔匪霸陆尔福,在黔桂边界打家劫舍,抢劫烟贩,有一次还洗劫了贵州安龙县城。1937年初,杨、陆矛盾爆发,杨带了几个随从躲到云南广宁县。[100]

1929年至1932年,毛光翔治黔时期是贵州烟土生产和外销的鼎盛时期。当时一帮一帮烟商采购了黔土之后,在麻江集中沿清水江经剑河、锦屏、翁铜,直抵湖南洪江,每帮运烟数量在2000—6000担。每年运往湘南的黔土约在3万担以上,运往两广的黔土,每年在七八千担以上。[101]

30年代前期,云南滇西六七百家商号中有两三百家是专营或兼营鸦片的。1931年,才立号的庆正裕商号经营大烟生意,将云土运销至四川、广西、湖南,复春和与和兴昌两家商号也把大批烟土运销到广西和湖南。[102]

在四川,原重庆盐帮会长曾俊臣开始经营鸦片烟贩销业务,在短短的四五年中成了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当时的重庆是川土最大的集散市场和向省外运销出口的码头,又是云南、贵州两省烟土运出西南的转口要道,鸦片每年进出的数额很大。曾俊臣在先前经营富丰盐号时已附带贩运过几次,数量虽然不多但已尝到了甜头。1935年,国民政府四川当局进一步放宽了对鸦片的政策,由政府出面招商承办土行,给予专办进出口运销、代客买卖、报关上税等垄断特权。而曾俊臣认为自己在担任盐帮会长的十多年中为军阀刘湘筹垫了不少军饷,与军政界上层人士有着很好的人事关系,于是决定在1935年下半年组织鑫记土行正式经营鸦片烟土生意。鑫记土行是川省一二十家承办土行中最早的一家,由时任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石竹轩、货物税局局长李春江和曾俊臣三人合伙创办。石任董事长,曾任总经理,李作后台老板,总股本10多万元。该土行的主要业务是在川黔各主要产地设庄收购,运至重庆加工后再运往湖北销售。在最初的一年中,鑫记从几百千把担做到几千担,十分顺手,于是放胆大干,后来最多的一年做到一二万担,各地存货总额最多时有一万担以上。1936年秋各地烟价因政府方面增税暴涨了半个月,这使鑫记土行的存货每天增值约近10万元,曾俊臣着实发了一笔意外横财。如此一直搞到1937年官方出台垄断鸦片统购统销的新政策为止。曾俊臣审时度势,决定暂停业务,准备收场。[103]

理县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成了川省主要的鸦片产地之一。1928年时,该县五屯地区鸦片年产量就有数千两之多。当时从灌县、成都赶到理县贩运鸦片的外地烟帮也日益增多。这些烟帮都是哥老会系统的,每个烟帮有数十人,带有少量的自卫武器,到了理县杂谷脑码头就拿出本码头的香堂名片与本地的哥老会大爷洽谈生意。杂谷脑本地的哥老会大爷当然不会放过这笔送上门来的大买卖,他们派出兄弟伙到产地收买鸦片,然后集中到杂谷脑统一卖给外地烟帮。[104]

1929年,有济康隆、孟康和、裕丰祥等烟土公司25家,均悬挂牌号,装用电话,建设堆栈,雇佣经理,公开营业。

在湖北汉口,据有关材料统计,1932年全市烟毒行业的行商户数和从业人数及资本都超过了当时的粮食业。[105]武汉的“烟土大王”赵典之在1927年夏去上海避风期间收到了李耀珊等人的邀请信,敦促他返鄂重新主持特业公会。赵应邀返鄂重操旧业之后,特税收入因此有所增加。当时赵与鲁履安合资经营的福记、顺丰土栈是他的摇钱树。“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武汉警备司令叶蓬等均为赵贩卖烟土的得利者”。[106]当时赵典之拥资百万,由他独资经营的庄号有汉口的鼎泰祥,另在湖北的宜昌、沙市、襄樊、老河口及荆、府河沿江、铁路一带,河南的信阳、明港、确山、驻马店、漯河、许昌、郑州、西平、遂平、周家口,湖南的长沙、湘潭、益阳、常德、津市、洪江,四川的重庆、万县、丰都以及南昌、芜湖、上海等地都有正规的庄号,以经营杂粮、棉花为主。1930年,赵典之关闭了分布在各地的庄号,只留下几个点和少数亲信人员办理善后。1933年,禁烟督察处处长李基鸿辞职后,赵典之更是认为今后度日维艰,于是把特业公司交给潘新臣代理,自己洗手不干了。不过他利用特业公会的十几万元余款建造了汉口商业银行的房子。他筹建银行所需的100万股金绝大部分与鸦片沾边:其中,有特业公会余款20万元,潘新臣等征集云贵川运商集资30万元,赵本人及亲属认股40万元,余款由总商会会长周星棠负责劝认。商业银行开张后赵典之出任董事长,至少在表面上告别了极不光彩的贩土生涯,挤进了实业界的圈子。[107]无独有偶,杜月笙在四年之前就在上海开办了中汇银行,尽管这家银行收存了不少烟赌游资,但总算是杜月笙生平第一次搞的正当职业,由此他加入了上海总商会,成了总商会的正式成员。在近代中国的贩毒史上像这样以贩毒起家,并开办私人银行,力图改善形象,跻身主流社会的毒枭是极为罕见的。

在陕西、山西黄河两岸则活跃着一支支武装护卫烟土走私的“土客”武装,其成员多为生活无着、铤而走险的无业游民,在护卫烟土走私之余打家劫舍,抢劫成风。吕梁山区的师治贵部是当地土客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股,活动在孝义县西宋庄以及灵石、寺义、隰县二县交界的温泉一带。师治贵本人长期混迹江湖,生活腐化,挥金如土。1931年初,他与中共山西党组织有过一段短期合作,但因其本质未变,强令派去该部当班长的阎红彦、白锡林等人缴枪离队。不久,师又自行解散他的部队,潜逃平遥。[108]同年9月,长期在黄河两岸活动的武装土客杨琪、杨森、杨鼎和师储杰等部见红军晋西游击队在寨儿山、营盘山等地连打胜仗,先后主动要求与游击队联合行动。游击队领导人经研究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同时要对方服从领导,遵守纪律。10月初,师储杰、杨琪等武装土客连同游击队步骑共300余人突袭瓦窑堡,一度攻入城内,在陕北引起了较大的震动。[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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