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贪官污吏、汉奸商贩与外国毒贩相互勾结，串通一气，联手贩毒，害国害民。如果没有这些帮凶，外国毒贩要想在短期内将鸦片换成现银是根本不可能的。
早在1796年（嘉庆元年）清朝嘉庆帝就发出上谕，指出：“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多由夷船夹带而来，嗣后，西洋货船至澳门时，自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至粤省行销鸦片烟，积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察处分。恐伊等瞻顾因循，查拿不力，嗣后有查获鸦片之案，除查明地方官有得规故纵情事应严参办理外，其仅止失察者，竟当概行宽免处分。”[38]正是由于清朝官员的查拿不力，得规故纵才使外国鸦片源源不断地流入口内。美国旗昌洋行的亨德曾用轻松的笔调描写了他们的行贿效应：“公行与黄埔船舶间的走私，是严刑禁止的，当户部（指海关监督）船夫们跟随在每艘停在黄埔的船上，以及他们的长官站在义和行及瑞行前面的时候，我们只要出些小钱，那监管的人，就乐为居间，而使我们免去一切麻烦。”[39]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南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40]于是韩肇庆反以缴烟有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巡船上行下效，公然与鸦片贩子商定，每箱鸦片收5元—10元，每月按时受贿不误。当时广东的情形是“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汛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41]收了贿钞以后，自然是高抬贵手，放私入口了。1836年9月，兵部给事中许球上奏说：“近年来，系有前督臣卢任内香山县田溥，全营缉获鸦片一起，此外并不多见，此兵役得规包放故也。”[42]在其他沿海各省查缉人员亦有“查获十百而报一二，夺人之禁物而鬻之”的现象。[43]两广总督邓廷桢虽然竭力禁止“扒龙”等快船走私鸦片，“但他自己有四只水师船，专为用来运输鸦片走私之用……许多英国人所有的双桅轻艇和无棚小艇，都被他雇佣转运鸦片”。[44]1845年4月26日，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德庇时致函耆英，明确讲：“中国政府的低级官员就是主要的贩卖者，获利甚厚。”有时官船直接靠上停泊在零丁洋上的趸船提卸鸦片，运往广州出售。[45]
同样负有缉私重责的海关的问题也不少。1813年，嘉庆帝发表上谕指出：“至鸦片烟一项……奸商嗜利贩运，陷溺多人，皆由各处海关私纵偷越。”[46]1822年，有御史揭露粤海关包税是广东鸦片走私猖獗的一大原因：“洋船一到，即有包揽上税者，将烟雇载渔船，先行寄顿，然后查船。”[47]1832年，道光帝下令两广总督李鸿宾等人“剀切出示晓谕洋人，并严饬洋商向洋人开导，勿将烟土夹带货舱，倘经查出，不准该商开舱卖货，立即逐回，并严谕以货船之外，毋许另设船只，以杜私入之源。仍于省河禁止走私快艇”[48]。上述防范的措施应当说是比较周密的，但再好的措施也要有人去实施的，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政治腐败已成顽症，积重难返的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49]
鸦片战争前，代表清朝政府与外商打交道的中国公行总商伍浩官即伍敦元就是一个利欲熏心不顾一切的无耻之徒。此人早在1821年就因循隐外国轮船夹带鸦片被两广总督阮元处罚过，并摘去了他的三品顶戴。[50]自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后，伍浩官“退出和洋人的一般交易，专和旗昌行一家合作，他的对外贸易全由旗昌行一家代理”[51]。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1835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在一份奏疏中揭露：“有英吉利夷人铁头老鼠者，遂与洋行伍元和串通，移在大屿山屯船开装，自后俱用现银交易。”[52]代表政府直接与外商进行进出口贸易的十三行官商尚且如此卑鄙无耻，那些不具备官方身份的中国商人更不会把本国政府的禁令放在眼里，当一回事。
在中外鸦片走私贸易中，买办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香山县人黄添化1823年至1830年经人介绍在荷兰人番巴臣处做佣人，因而通晓外语，于1835年2月被推荐至花旗米也船上充当买办。1838年9月，又被荐至港脚利土船上当买办。“唎吐船内带有鸦片烟土，黄添化能通汉夷言语，遇有内地匪徒欲买烟土，该犯即邀至夷船，传话说合，不计数次，每月得工银十二元。”此人于1839年6月26日在九龙洋面被广东水师抓获后被夷船放下的舡板突击救出，直到8月23日潜回家中探信时才被拿获。[53]又有人揭露说：“漳泉沿海奸民，平日勾通夷船者，今多在船同事，习其教法，依其装饰”，因此“夷船日多，烟贩愈炽。”[54]对此，两广总督邓廷桢指出：“夷人以汉奸为内线，汉奸以夷船为利源。”[55]林则徐亦透露：“兵船拿获汉奸，该夷胆敢将官兵诓去，掳禁夷船，勒令释放汉奸。”[56]
在巨大经济利润的刺激下，有些原先合法的丝商加入了鸦片公所，一些合法的糖商紧跟其后。1838年9月，上海知县在上海东关外“亨吉号糖行内拿获贩工之福建人许阿伢、杨贞倌二名，搜获烟土九百余两……在永利号店内拿获兴贩窝顿烟土之福建人林让、陈其恩二名，搜获烟土一万五千余两”[57]。
五口通商之后，怡和洋行买办杨坊与宝顺洋行的一个买办首创了从上海购进鸦片运到苏州交换丝茶的方式，被外商迅速接受，并津津乐道地称之为“苏州方式”。据1856年江海道蓝蔚雯的密禀揭露：“西洋各国进口货物，近以烟土为最盛……其贩来上海者，夷商以抵付丝、茶价值为大宗。比如应付丝、茶价银一万两，夷商只付现银六七成，余以烟土抬价推抵。丝茶商不敢私运，即就地售与潮广土栈。”[58]这种由买办发明、外国烟贩强制推行的以鸦片充当硬通货公开交换其他物资的方式，在中国近代史上开了首恶的先例，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与外国之间本已不太正常的贸易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