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关于如何处置毒犯的讨论

鸦片战争前,中外烟贩猖獗,鸦片流毒甚广,不但东南沿海烟毒严重,就是天子脚下、紫禁城内也不是一块净土。1831年,兵部给事中刘光三在奏折中揭露:“近年以来,挑贩广货各商大半夹带鸦片烟,地方官拿获食烟之人,其供称买自不知姓名挑上。”而京城地方官“或听受嘱托,不复严追,亦所时有”。[108]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卢荫溥等人在遵旨议奏刘光三奏折时指出,嗣后买食鸦片者除照例杖责枷号外,还必须“指出贩卖之人”,“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109]同年,清政府破获了一个以皇宫首领太监为首的贩运、吸食鸦片的犯罪同伙。1834年,又有人在朝廷严禁鸦片走私的大气候下,将从粤中带来的100两鸦片在京城以240金的价格售出。[110]

1836年6月10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他的所谓变通办法就是请求公开弛禁鸦片,允许外国鸦片输入,照税则纳税,但鸦片进口不得用银购买,只准以货易货。许乃济的主张迎合了鸦片贩子的口味,得到了这伙人的赞同与叫好,但在京官中并无人附和。同年9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部给事中许球等人上奏批驳许乃济的主张。朱嶟指出,英国“初以鸦片入关,即有削弱中原之念……其船窜入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诚不知是何居心”。他认为,“独禁员弁士兵而许民间贩卖吸食”是“掩耳盗铃”的欺人之谈。一旦弛禁,百姓将“公然贩卖吸食”,藐视国法。因此朱嶟针锋相对地提出,“其有屯贩鸦片至千斤以上者,置之重典”。[111]许球则要求“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重法惩治”。至于外国烟犯,则“寄信该国王……倘仍前设立趸船,潜来勾诱,坐将茶叶丝斤等项概停互市,并将该国坐地夷人正法”。[112]

道光帝在接到朱嶟等人的奏折后,下令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认真查拿鸦片贩子,力塞弊源。11月23日,许球奏折提及的查顿等9名英美烟贩被驱逐。

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鉴于外国鸦片贩子仍在大量走私鸦片,从维护清王朝的角度出发上奏,提出了更为严厉的禁烟方案。他认为:“夫耗银之多,由于吸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因此黄爵滋提出以一年为限戒烟,过期不戒者,百姓处以死刑,官员罪加一等。[113]道光帝这次下令将黄爵滋的奏疏发给各省督抚、将军讨论,他在给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的上谕中说,“有人奏,自鸦片流毒中国,纹银出洋之数,逐年加增,以致银贵钱贱。地丁、漕粮、盐课,因而交困。若不及早防维,力图筹复,将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所奏似属可行”,要邓廷桢等人“悉心筹划,妥议章程具奏”。[114]道光帝的表态给这场大讨论定了调,讨论结果完全赞成或基本赞成的有湖广总督林则徐等8人,以各种理由和说法否定“重治吸食”的有盛京将军宝兴等21人,不过他们对于查禁鸦片则是一致赞同的。山东巡抚经额布认为:“若将食烟之人拟以死罪,而兴贩之犯转以轻典,不特轻重倒置,有失情法之平,且恐吸食者众,诛不胜诛,兴贩者转得兴贩如故。”[115]

直隶总督琦善也认为严办吸食者不妥,这是“不治其少而治其多,欲将吸食之人概行论死,其贩卖者又将何以加焉”[116]。山西巡抚申启贤、云贵总督伊里布、广西巡抚梁章钜以及福建巡抚魏元烺的意见基本相同,他们一致认为应严惩贩烟开馆人犯、造卖贩运之人以及兴贩及开窑囤烟之犯。陕西巡抚富呢扬阿、江西巡抚裕泰以及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则进一步提出,应首严海口之禁,次加兴贩开馆之罪,即必先重惩海口接引奸商,严治广东通洋烟贩。[117]所有这些意见都有相当多的合理成分,我们认为将打击的重点放在烟贩上,无论从策略上还是可行性上都较重点打击吸食者高出一筹。从源头上防堵,把贩毒消灭在萌芽状态无疑是最经济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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