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其流通买卖的过程中总是有上家、下家的。鸦片战争前后上家是外国的公司洋行或散商，下家则是直接从外国毒贩手中买进鸦片的各色中国人。
在鸦片战争前这种接手推销的“总汇多在虎门、澳门、黄埔一带，其散布多在肇庆府属之高要县利广起填行并潮州府属之澄海县苍埠一带”，[59]“顺德县之陈村、东莞县之石龙等村亦有之”。[60]
清朝政府对于本国臣民贩卖鸦片烟早在1729年就有禁令，“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侯；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61]。1821年，清政府重申鸦片禁令，明确规定“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62]。在这之后，鸦片贸易由陆路公开贩运改为零丁洋海上偷贩。零丁洋当时是外国鸦片商人的鸦片囤积地。用来储存从印度运来的鸦片的废旧海船被称为趸船，在其旁边还配备了一些武装船只进行护卫。“其船名曰护货，同泊一处，为之捍卫”。[63]中国鸦片购买者首先到密设在广州的为外国毒贩大量批发鸦片的黑店“大窑口”[64]看货样，交付现款，然后凭大窑口的提货单到趸船上提货。“趸船交鸦片时，对每箱鸦片要收取费用5元，叫做‘规费’。假如7天之内不交订单提货，则需再付2元的‘延期费’。从趸船上将货提走之前，总要用席篓重新包装，然后打上货主的私人标记，并注明重量”。[65]包揽运送鸦片的是“快鞋”船，因其帆张3桅，左右快桨凡五六十，来往如飞，故名。“快鞋”经过关津时，“巡丁呼之则抗不泊岸，追之则去已无及，竟敢施放枪炮，势同对敌，瞬息脱逃”[66]。但广东雷州、琼州两府，直隶天津的鸦片货主是直接将货过船，不需快船包带的。[67]
来自趸船的鸦片运到广州后，“广州代理商按卖价抽取佣金百分之五，以后减到百分之三”。[68]
1837年，在澳门开烟铺的郭亚平，因缺乏资本，囤货有限，不能应付购烟大户的需求，于是串通荷兰人呮咕等人充当鸦片经纪人，带领素识的闽广船户，备银驾艇，引导至零仃等处洋面，向夷船私买运回。“各船户每买烟泥一担，郭亚平抽取经纪番银四元”。[69]
为外国毒贩批发鸦片规模较小的黑店被称为“小窑口”，散布在各城乡市镇，数不胜数。
后来，洋船载运大宗烟土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关东各海口，也同样有人为之接应推销。例如，上海“广潮等帮土栈……向凭夷商土票赴吴淞提货转售”[70]，与广州至零丁洋的情况非常相似。
有些两广、福建的商民从外国人处买进鸦片烟之后，即北上转手倒卖。1938年9月，道光帝在上谕中提到，“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往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71]11月5日，署直隶总督琦善奏报称，在大沽一带金广兴洋船上查获广东三水籍乘客邓然等人合资购买的12袋烟土共131536两，已查明是由广州城外水西街万益号李四经手向洋船代买的，准备运至天津、奉天、上海等地加价售出。[72]同年12月15日，山东官方在胶州外洋停泊的鸟船上查获广东澄海籍船户王万顺藏在船底夹板内的五箱烟土共11050两。据王供称是由人代购自夷船准备在胶州出售的。[73]
鸦片战争前，南至广东北抵奉天，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都有本国鸦片贩子的踪迹。
“粤东地处海滨，番舶络绎，匪徒趋利若鹜，骫法营私较他省为多，亦较他省为易。”[74]省城广州是大宗烟土的集散地，“两湖、江西为烟土出入之门户，其大伙烟犯，动辄百十成群，犹如私枭之出没，器械森然，人视死而如归”。[75]处于东路要区的潮州“所属近海口岸较多，夙为烟匪出没之所”。1839年3月15日至4月13日，广东官方在此地搜缴了烟土烟膏72188两，占全省同期查获量的90%。[76]在黄埔、澳门各海口、珠江口外零丁洋岛以及广东西江、北江流域，天地会的分支三合会是最大的有组织的鸦片走私团伙。
福建“下游各府地处海滨，且与粤洋相接，每有不法之徒通夷，兴贩情弊百出”[77]。每逢夏秋，福建沿海常有外船停泊。“奸民利其鸦片，引之使来。宽则诱其驶入港门，逼近马头，以便起卸；严则令其停于港口，暗雇渔舶代为交盘”，而且也有人出有巨资，开设窑口，实“为烟土自外洋入内地之枢纽。”[78]
上海“实为东南数省贩烟之口岸……上海县地方濒临海口，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舡贩卖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79]
天津因“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致使1838年“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80]
与此同时，奉天所属向为各地海船停泊口岸的锦州矢桥厂、海城没沟营、盖平连云岛等地也变成了东北地区鸦片的集散地。马老八、张裕源等著名烟贩应运而生。1838年春，被清政府逮捕法办的三个东北籍烟犯供认，他们的货源分别来自福建海澄县福盛馆老板王老五、奉天新民厅某药铺老板张裕源和锦州的马老八。道光帝严令盛京将军宝兴等人“随时随地认真防查，倘有开设铺面，暗藏烟土，转相售卖……立即按名查拿，照律惩办，净绝根株”。[81]
沿海地区贩烟活动的猖獗首先与外国烟贩的重利勾引有关。林则徐称：“粤洋渔船疍艇之多，几不可以数计，其人贪利亡命，无不远赴外洋，而奸夷加意招徕，啗以倍蓗之利，即一蔬一薪，亦皆厚给其值，并以鸦片与之兑换，使之两获其利，利宽重而命愈轻。”[82]其次与某些执法缉私人员的受贿包庇甚至是联手合作共同经营是密不可分的。1837年12月，充任粤海关澳门娘妈阁税口差役的谢安于次年5月间与巡船水手卢意一道查出赴关报验之香山郑亚两果船内有白烟土四包，结果收了郑给的洋银3元后私自放行。6月26日，谢、卢二人查出李亚养猪船内有烟土3个，得贿银3元；7月1日，又查出莫亚兴菜船内有烟土6个，得贿银4元，均予放行。“此外陆续查出不识姓名客船烟土四五次，烟土多少不等，每次约得银二三元至八元不等，随时卖放。计共得银二十余两”，由谢安、卢意六四分成花用。[83]1839年8月，福建贩烟惯犯林干勾结金门镇标右营把总林和国，让林管驾的哨船在巡洋时为自己运送烟土。事为当地民众发现后，林和国部下兵丁竟敢公开开枪打伤民人3人。此案后经闽浙总督桂良等人查明，林和国受贿运送鸦片证据确凿，“应照海口员并收受窑口财物，无论赃之多寡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所收贿银，查追入官。[84]同年11月，广东番禺烟贩梁亚苏等8人起意出洋贩卖烟土，各出本银125元交付东莞县巡船舵工尹施昧。尹即利用指挥船内巡役水手的权力，将梁亚苏“由僻港送至新安县属铜彭洋面”，从英国鸦片船中买得烟土45个，原路护送返回。梁亚苏等人将烟土全部卖出得番银700两后，又给了尹施昧及巡役胡遗各谢银50元。案发后梁、尹两犯均被斩首处死。[85]
另有一些本国烟贩走的是内河航线，“其由内河兴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笥，载以舟车，实繁有徒”。[86]如嘉白帮粮船水手也在运送漕粮之时偷贩烟土。[87]鸦片战争前，汉口是华中地区的鸦片集散地，即使在林则徐两湖禁烟时暗中出售鸦片的贩子仍然不少。1838年9月，林则徐在一份奏折中说：“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而鸦片“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88]在长江流域的上游也有烟贩的踪迹。1839年5月，四川总督宝兴奏报，在奉节之地下沱地方江面上查获奸商李洪发等人的船只，内有烟土烟膏3900余两，烟草10800余两、烟具60余件。[89]
鸦片战争前在各地贩烟的人群若以籍贯来划分，则广东籍、福建籍占了很大的比重。徐继畬曾经指出：“粤之惠、潮，闽之漳、泉，其民好利轻生，与他处异。自鸦片之利兴，趋之者十人而九，其事逸于农贾，一出而偿其息者数十倍，从吾法则饥而死，必且侥幸于法之所不及而为之而不顾。”[90]正因为贩烟有厚利，因此在清政府发动禁烟运动后这帮人采用更加隐蔽诡秘的手法继续作案，“或由渡船夹带，或由渔艇分携，或乘坐肩舆使人不觉，或深埋窟窖无迹可寻，甚或幼孩背裹牛喉，老妇腰缠布袋，种种秘密，愈出愈奇”[91]。有的烟贩还把贩烟据点转移到僻远的乡曲村庄，“藏垢纳污，旧时既不少窝存，闻拿又转相寄顿。或深房密室，守以妇女，而莫能窥；或祠庙山林，埋以坑窖，而无由识，甚至装为棺柩，假作坟茔，诡秘万端，出入意表”[92]，给查禁烟毒的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烟贩若以组织来划分，则天地会系统的帮会最为活跃。1838年，广东三合会烟匪在禁烟运动的严厉打击下不思悔改，“或代为护送船只，或代为之送各地销售，通同分肥”[93]。还有些广东福建籍的烟贩新立红会名目，列号分帮，“私带鸦片，潜入江西经销”。[94]1840年9月初，福建人江禄华在汀州府上杭官田地方、广东人李正昌在广东大埔与福建永定交界之广福亭地方各自建立红会。“福建名太平帮，广东名长生帮，各由总头招揽烟贩，陆续编号，分列一号至九号”，每号数十人不等。因会内“给红布旗一面，每人分给红布一条，挂在衣扣作为记认”[95]，故名红会。红会会员从闽广当地杂货船上低价收购烟土，雇人护送出境，分往各处加价售卖。他们为了逃避检查，蒙混过关，将“所贩烟土，或藏在夹板箱、雨伞柄、夹层竹箩底内，或棉袄、高底鞋内”。[96]沿途“并有受雇挑担，及在途会遇，许给饭食沿路代为照应者”。各号总头“按贩土多寡抽取厘金”，并交会内专人保管。[97]为了给会员打气撑腰，会单上写上了“神祇保佑通帮顺遂”的字样[98]，企盼着“贩烟图利”[99]。至9月下旬，红会匪徒160余名连同烟土5800余两及刀械等件被官方查获。1840年12月，烟犯江八满在福建永定被捕，“供认系太平帮第五号总头，受雇包送烟土不讳”[100]。此外，曾宝和曾在广东乐昌小码头与在当地贩烟的江西上犹县人朱义兴等人拜神结盟，吸收他们加入红会，向他们分发红布和尖刀。前者用作暗记，后者便于“贩烟互相帮助，以免他人抢夺。”[101]
另据当代学者茅家琦的研究，原广西天地会首领之一后任太平军镇江主帅的罗大纲原先似乎也与广州奥立芬洋行的股东“景公”（C. W. King）贩卖过鸦片。[102]
上海小刀会首领、广东人刘丽川在1853年小刀会起义前曾在上海小东门“开烟店为生”[103]，其他头领如“闽人陈阿林、林阿福、陈阿六、李仙云等，粤人则李少卿、李爽轩，平素皆卖烟聚赌，刁悍不法，广结党羽，无籍游民多附之”。[104]游民们“兴贩鸦片，遇事生风”[105]，一些人“以护送鸦片烟土为业，嗜利好争，动辄纠众，械斗拒捕，暋不畏死”。[106]1853年7月，广东嘉应州人李少卿从上海押运一批鸦片烟土去苏州贩卖，途经青浦千秋桥时被人假冒周立春之名劫夺一空。经过李与周立春的当面交涉，周答应将鸦片“押令赔还”[107]。周立春也由此经李少卿介绍结识了刘丽川，加入了上海小刀会。
从事非法的贩烟经营一直是中国近代帮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由此帮会可获取厚利作为维持和发展自身组织的物质基础，吸收大量的无业游民为其奔走效力。但人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帮会与外国侵略者有着共同的鸦片利益，仅就这点而论也极易被民族的敌人所收买利用，损害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