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前期英国人在中国的贩毒

与中国订有条约承诺限期禁止鸦片输入中国的英国总体上是履行了条约，但对中国的毒品走私并没有完全停止。

1929年4月4日，英商大通轮运土案在上海被破获，共搜出烟土5万两，英国领事竟然要求发还。[130]

1929年9月5日，英国军舰培忒号装运私土多件由重庆驶往汉口，停泊在特三区四码头江面。事先获得情报的武汉总检查所立即通过交涉署照会英国领事会同海关登舰检查，当场在舰内查获私土91.5斤，重1464两。中方一面将走私烟土查扣，一面向英国领事提出强烈抗议，称“兵轮往来长江，原为保护外侨商务，今竟装运私土，实属违背条约，妨碍烟禁”，并提出今后要派员检查往来川汉间的英国兵轮，“以维国权而重烟禁”。[131]

1930年1月13日，英商太古公司大通轮上冒充中国药材的55担烟土在上海被查获，价值在10万元以上。

上海为水陆运输要冲，加上租界的存在，向为毒品之渊薮。1931年6月初，公共租界五马路中外药房秘密贩卖毒品案被曝光。经查，该药房五股东之一徐凤甲是个贩卖吗啡之惯犯，早在1922年就因贩毒在哈尔滨被捕，判刑一年。此次他又将吗啡、高根、烟灰等毒药暗藏药房之中秘密出售，害人匪浅。[132]1934年6月，上海实行《严禁烈性毒品暂行条例》之后，制运售吸毒品之徒均利用租界作为避重就轻之所。凡淞沪警备司令部与公安局要求租界方面相助拘逮或移案审理的毒犯，“该租界当局往往拒绝引渡”。另有外国浪人勾结本地土棍，利用警权不统一，专门选定租界与中国地界接壤之区，密设制造或储藏毒品场所，便于此拿彼窜。中方即使查实后，通知外国领事办理手续也是费时甚多，案犯不是逃走便是毁灭证据，“即使查获，亦多由领事提回，轻轻罚款”。[133]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公共租界存在，上海法租界也不例外，严重阻碍了上海地区的禁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