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禁烟计划
自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表面上对毒品实行严禁政策，但烟毒不仅没有得到抑制，反而达到新的高峰。
一方面，在地方军阀割据、工商业并不景气的情况下，鸦片烟税对国民党政权具有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政府开发“特业”，倡导“特货”，必然使得烟毒更加猖獗，并使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更加严重，政府威信扫地，而来自国内外的要求禁烟的呼声也愈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提出了六年禁烟计划。
这一计划的提出，是有其特定政治背景的。南京国民政府经过8年的内战，逐步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其统治已较原来加强。另外，大规模的内战已经过去，财政收入也大有好转，蒋介石实际控制的地区也已扩展。在禁烟方面，禁烟委员会的权力已转至军事委员会。随着国民政府权力加强和政令日趋统一，禁烟的时机日渐成熟。另外，国内各阶层民众面对日益深重的毒祸，强烈要求实行有效禁烟的呼声，也对政府形成不小的压力。而国际社会继续发展中的反毒运动，也是六年禁烟计划出台的外部条件。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蒋介石的“寓禁于征”政策，进行猛烈抨击，要求迅速采取切实措施，彻底禁烟。这些因素使得南京政府终于决定禁烟禁毒。
六年禁烟计划是以1935年4月军事委员会公布的两项禁烟禁毒实施办法为开端的。4月1日，蒋介石发出禁烟通令，公布《禁烟实施办法》和《禁毒实施办法》，决定“采分年推进逐步加紧为一贯之精神，且使地方官长与社会各界打成一片，共同努力于禁烟之扫荡” [1]。总目标是烈性毒品以1935—1936年为彻底禁绝之期限，鸦片烟类以1935—1940年为禁绝之限期。4日，蒋介石向国民政府提出，将川、滇、黔、察、绥、宁、冀、鲁、晋及北平（北京）、天津、青岛三市禁烟事务，由军委会统筹办理，行政院于4月18日发布第2260号训令施行。在组织方面，行营所在地成立禁烟委员会总会，而在各省市县设立禁烟委员会分会。
《禁毒实施办法》对吗啡、海洛因、红丸等毒品限禁最重，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从毒品中没有太多的税收好处，另一方面是因为毒品危害甚烈，所以决定在短期内遏止毒品的蔓延。规定吸用烈性毒品者须在1935年内自动投戒，违令者送戒毒所；如1936年仍吸毒者将处5年以上徒刑，而制造、运输、贩卖毒品者处以死刑。 [2]
《禁烟实施办法》对鸦片的种、运、售、吸四方面做了详细规定。1935年12月，军委会禁烟总会拟定《禁烟禁毒五年进度表》，作为指导全国的具体方针。
禁种方面，将全国分为绝对禁种区和分期禁种区。豫、鄂、皖、赣、湘、苏、浙、闽8省为绝对禁种省份。分期禁种区又分为绝对禁种分期禁运禁售禁吸区和分期禁种禁运禁售禁吸区。前者有粤、桂、冀、津、晋、（北）平、察、西康等16个地区。后者亦称缓禁省份，包括陕、甘、黔、滇、川、绥、宁等7省，分期禁种。如陕西省分三期禁绝，第一期长安等57县于1933年冬禁种，第二期咸阳等16县于1935年冬禁种，第三期武功等19县于1937年冬禁绝。甘肃省分五期禁种，至1938年禁绝。贵州省由省政府于1935年10月第190次会议通过《分期分区禁种鸦片办法》，宣布至1939年10月禁绝。云南省分三期到1937年秋禁绝。四川省分四期，酆都、涪陵、宣江等10县到1939年冬禁绝。
禁运方面，逐年完成预定任务。如1936年废止商采商办的制度，由禁烟机构收购川、黔、滇、陕、甘、绥、宁7省的鸦片，设厂制膏，然后运至各地销售。各地缉私没收的鸦片也一律运往制膏厂。以后逐年递减运往各地的烟膏数量，到1940年只收购川、黔、甘、绥最后减种区的鸦片，在全体烟民最后戒绝时停止运膏；并清理制膏厂剩余鸦片及公膏，结束各地公栈及运输机关，将土膏运交中央卫生试验所麻醉药品经理处作制药原料。
禁售方面，分年实施计划。最初是确定烟民人数，实行凭照购膏的办法；除禁烟机构认定的土膏店以外，一律取缔；还要选择边省产土集中航运便利之地建立公膏厂。以后逐年递减，到1940年，公膏厂按照预定最后减制量，生产公膏；然后由各地禁烟系统的公膏店出售，并收回烟灰予以销毁；最后关闭公膏厂，撤销各地代销公膏的分销商人。
禁吸方面，1936年颁布检举烟民登记办法，由各省市的检举烟民登记专员，会同政府进行检举，向烟民分发限期禁烟执照；每年须戒断五分之一烟民人数，并进行检验，各地完善戒烟医院。到1940年6月底换发最后一批烟民的执照，并酌情减少吸量，到是年底一律戒绝，吊销执照，收集烟具并公开焚毁，完全肃清烟毒。
六年禁烟计划一反国民政府初期的表面“严禁”政策，仿效晚清的禁烟，实行分阶段的渐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部分地区为地方军阀所统治，没有实行有效禁烟，有些地方甚至还有扩大趋势。各地禁烟进度参差不齐，政府假借禁烟之名、行寓禁于征之实的事例屡见不鲜。
禁烟总监的设立
1935年5月29日，国民党召开第459次中央政治会议，讨论禁烟问题，由于军事委员会所颁之六年禁烟计划采取渐禁办法，而《禁烟法》则是严禁措施，但对贩毒的处刑较轻，因此双方已有抵触；因行营所在地即将成立禁烟委员会总会，原设之禁委会已无存在之必要，最后该会作出如下决议：一、废除《禁烟法》；二、裁撤禁烟委员会；三、设禁烟总监，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办理全国禁烟事情；四、禁烟总监参照军委会所颁禁毒法令，分别制定禁烟禁毒法规，送中央政治会议备案；五、新刑法中第二十章关于鸦片罪之规定，在适用禁烟总监所订法规区域内，停止执行 [3]。
禁烟组织系统
6月5日，南京政府任命蒋介石兼任禁烟总监，主持全国禁烟事务，并明令裁撤禁烟委员会。蒋介石就职后，设立禁烟总监部，下设设计委员会、禁烟查缉处、禁烟情报处及总务处，总部设在武昌，各会处分设于汉口、武昌、南京等地，形成完整的禁烟组织机构。
蒋介石兼任禁烟总监这一举措，与其说是表明了南京政府对实质性禁烟工作的重视，还不如说是鸦片烟税对国民党政治和军事有特别意义。因此，蒋介石上任伊始，首先抓的就是鸦片特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由于失地日多，特税地区大大缩小，蒋才于3月1日辞去禁烟总监之职，禁烟与特税分别由内政部和财政部接管。
事实上，蒋介石很少光顾禁烟总会，只在1936年“六三纪念日”等几个日子，蒋才象征性地视察一下。当时总监的文件是由禁烟总会代办后送军委会画行的。“日理万机”的蒋批阅时，有时会批错文件，批错后刚愎自用的蒋却不愿轻易改正。一次，某省呈报惩治贩毒犯，内有一举报的内线，已注明举报人证，例应嘉奖。但蒋批阅时竟红笔一勾，批上四字：一律枪决。禁烟总会得此批文后大吃一惊，连忙送还侍从室请蒋复核；过了几天，仍原文退还。就这样，这个立下功劳的揭发者和被揭发者一起被押上了刑场。
禁烟总会和各地分会的成立
1935年6月15日，蒋介石颁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禁烟委员会总会组织章程》14条，到11月，蒋介石的行营因追击红军进入西南而移至重庆，又将该章程改为17条。军委会禁烟总会委员有许世英、吴鼎昌、章元善、张伯苓、张季鸾、程颂云、刘瑞恒、杨永泰、范石生、钟可托、钟伯毅、马愚忱、马亮、金汉鼎、任可澄、彭程万、徐子休、周菶池、熊仲韬、黄为材、俞凤韶、文群、吕苾筹、甘乃光、李仲公、张开琏、李基鸿等人。 [4]1936年1月，军委会禁烟委员会总会由渝迁至南京办公，旋改称禁烟总会。2月1日，禁烟总会召开第一次常会，通过各项决议，并以吕苾筹、甘乃光和李仲公为常务委员，李基鸿为秘书主任。为制定禁烟文件，禁烟总会于1936年2月成立禁烟法规编审委员会。
此后各省依照《禁烟实施办法》，分别成立禁烟委员会。
各省市禁烟委员会组织概况：
| 省市别 | 成立日期 | 委员姓名 | 组织概况 |
| 湖 南 | 1935.5.1 | 何键 彭施涤 王士键 曹伯闻 黄家声 张冈凤 | 设3科，有主任秘书1人，科长3人 |
| 安 徽 | 1937.7.1 | 徐平轩 郭景岱 陈宝珍 赵霁 徐会之 先映垣 毕澍森 | |
| 上海市 | 1935.7.1 | 王晓籁杜月笙颜庆福汪伯奇虞洽卿俞佐廷王一亭 | 设2科 |
| 北平市 | 1935.7.26 | 方枢夏循恺汤铁樵孔昭炎孙葆蓉孙培基袁毓麟 | 设2科 |
| 四 川 | 1935.8.31 | 王又庸蔡干卿冷遇春钟体干尹昌龄刘坤南龙灵唐宗尧洪壁 | 设2科 |
| 江 苏 | 1935.9.7 | 叶楚伧钮永健韩国钧冷御秋狄军武程沧波顾子扬周厚钧于锡来 | 设2科，有主任2人 |
| 福 建 | 1935.10.2 | 陈培锟雷寿彭陈之麟谢东山郭公木苏寿乔 | 设2科，科长2人 |
| 察哈尔 | 1935.10.20 | 张九卿过之翰佟凌阁张吉墉张维藩杨兆庾乔嗜冰岳增祥张子元 | 设2科 |
| 河 南 | 1935.11.1 | 杨捷三胡石青林襄萧洒刘振群钟亚藩杜俊蔡其幡贺幼吾 | 设2科 |
| 江 西 | 1935.11.1 | 廖士翘王次甫谢杰王继春杨不平潘骥俞百庆黄绍宏鲁师曾 | 设2科 |
| 甘 肃 | 1935.11.1 | 孙希文水梓张维翁燕翼汪震赵元贞王轩令俞方皋范振绪 | 设2科 |
| 天津市 | 1935.11.9 | 7人（名单未详） | 设2科 |
| 湖 北 | 1936.1.11 | 夏国桢万寿扬贺衡夫孟广澎刘汉清苏太余曾广锡陈时 | 设2科 |
| 广州市 | 1936.9.28 | 曾养甫许崇清李洁之李江钟荣光金曾澄钱树芬刘石心欧阳慧璁 | 设2科 |
资料来源：《内政公报》，第8卷第21期，1935年11月；《禁烟半月刊》，第1卷第1期；《禁烟月刊》等。
1935年12月7日，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便令禁烟委员会总会制订禁烟禁毒详细计划，当时，原定之六年禁烟已过去了一年，总会遂订出《禁烟禁毒五年进度表》，并向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派出禁烟特派员，以协助省府实施禁烟。禁烟特派员任期一年，全权负责督促该省市的禁烟事宜，未派省份则由省政府负责。
各省禁烟特派员表：
| 省 市 | 1935年 | 1936年 | 1937年 |
| 河 南 | 罗心汉 | 吴志刚 | 吴望汲 |
| 安 徽 | ？ | 钟伯毅 | 马 亮 |
| 湖 北 | 王 烈 | 王 时 | 钟可托 |
| 江 西 | ？ | 蔡绍忠 | 卢奕农 |
| 湖 南 | 刘仲荻 | 黄纪清 | 黄纪清 |
| 福 建 | ？ | 邱鸿钧 | 邱鸿钧 |
| 四 川 | 无 | 萧致平 | 钟伯毅 |
| 云 南 | 无 | 金汉鼎 | 黄毓成 |
| 陕 西 | 无 | 钟可托 | 吴志刚 |
| 甘 肃 | 无 | 路邦道 | 路邦道 |
| 广 东 | 无 | 无 | 李基鸿 |
| 广 西 | 无 | 无 | 龚杰元 |
| 贵 州 | 无 | 无 | 何玉书 |
| 浙 沪 | 无 | 无 | 陈凌云 |
资料来源：《禁烟半月刊》《禁烟月刊》。
禁烟法规的颁布
六年禁烟计划实施后，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禁烟法规，制定者主要是禁烟总监。内容涉及种植、贩卖、运输、零售和吸食等各个方面。
1935—1937年颁布的禁烟重要法规一览：
| 法 规 名 称 | 公布日期 | 制 定 者 | 公 布 者 |
| 限期办理吸户登记办法 | 1935.6.15 | 军委会委员长行营 | 军委会委员长行营 |
| 购用麻醉品暂行办法 | 1935.8.13 | 卫生署 | |
| 铁道检查毒品暂行办法 | 1935.9.18 | 军委会委员长行营 | 军委会委员长行营 |
| 禁烟治罪暂行条例 | 1935.10.15 | 禁烟总监 | 军委会委员长行营 |
| 禁毒治罪暂行条例 | 1935.10.15 | 禁烟总监 | 军委会委员长行营 |
| 审判烟毒案件办法 | 1935.12.24 | 军委会委员长行营 | 军委会委员长行营 |
| 检查邮件包裹私递麻醉药品办法 | 1936.2.8 | 交通部 | 行政院 |
| 检举烟民登记办法 | 1936.2.21 | 禁烟总监 | 禁烟总监 |
| 处理烟毒案件罚金充奖支配标准四项办法 | 1936.3.4 | 禁烟总监 | 禁烟总监 |
| 检举党政军服务人员吸食鸦片烟暨毒品办法 | 1936.4.11 | 禁烟总监 | 国民政府 |
| 禁烟考成暂行办法 | 1936.4.11 | 禁烟总监 | 国民政府 |
| 修正禁烟治罪暂行条例 | 1936.6.3 | 禁烟总监 | 国民政府 |
| 修正禁毒治罪暂行条例 | 1936.6.3 | 禁烟总监 | 国民政府 |
| 禁烟禁毒考成规则 | 1936.8.12 | 禁烟总监 | 国民政府 |
| 禁烟调验规则 | 1936.8.12 | 禁烟总监 | 国民政府 |
| 公务员调验规则 | 1936.8.12 | 禁烟总监 | 国民政府 |
| 禁烟禁毒实施规程 | 1936.8.19 | 禁烟总监 | 禁烟总监 |
| 戒烟医院章程 | 1936.8.19 | 禁烟总监 | 禁烟总监 |
| 特许商人采办烟土暂行规则 | 1936.8.19 | 禁烟总监 | 禁烟总监 |
| 特许设立土膏行店暂行规则 | 1936.8.19 | 禁烟总监 | 禁烟总监 |
| 禁烟罚金充奖规则 | 1936.8.19 | 禁烟总监 | 禁烟总监 |
| 防止公务员私吸烟毒规避调验办法 | 1936.11.10 | 禁烟总监 | 国民政府 |
| 限期戒烟补充规则 | 1937.7.15 | 禁烟总监 | 禁烟总监 |
资料来源：赖淑卿：《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及其成效》，台北国史馆1986年版，第142—144页。
六年禁烟计划中，对禁毒做了严厉的规定，在民国时期，毒品特指除罂粟、鸦片以外的毒物，主要是指吗啡、海洛因、高根、红丸、快上快、大麻、可卡因等品种。它们与鸦片相比，更容易成瘾，且难以戒除，因而危害更大。因此，南京政府提出二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
自南京政府成立后，对贩毒及吸毒采取了一些措施，中心是打击毒贩。
内政部禁烟委员会根据《禁毒治罪暂行条例》，展开禁毒，取得一定成绩，据其报告，全国缉获毒案最多的是1936年，共破获毒案13091件，抓获人犯4466人。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的禁毒事业也会进一步巩固与好转。
1935—1939年缉获毒案及人犯统计表
资料来源：赖淑卿：《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及其成效》，第326—328页。
各省禁毒状况
吗啡、海洛因等毒品输入最多的地区是沿海的山东、河北、北平、天津、上海、青岛、福建等地，山西、安徽、察哈尔等地也较为严重。为切实进行禁毒，国民政府于1935年和1936年所派的禁烟禁毒特派员兼负禁毒工作，对烈性毒品泛滥之地还增派禁毒专员督办。如浙江省在1936年缉获的吸毒人犯陡增，尤其是临海、兰溪所辖各县，于是蒋介石特委吴望及为禁毒专员，到浙江严密查缉。福建省的禁毒专员邱鸿钧到省后，也实行禁毒总检举。[5]
总之，在六年禁烟前期，政府责成警察、军队、海关、法院等对毒品走私加强了打击，并加紧对烟民进行登记，有些地区对烟民实施阶段性戒烟，而且如戒后复吸，一经查实，将受严厉惩罚。在各界民众的配合下，全国性禁烟运动的展开，也使吸烟的环境有所改变，因此，1935年后，吸毒者的人数略有减少，据国民政府公布，1937年全国登记的烟民4160285人。
1937年登记烟民人数统计：
| 省 市 | 登记人数 |
| 江 苏 | 122943 |
| 河 南 | 62547 |
| 湖 北 | 183946 |
| 安 徽 | 223181 |
| 江 西 | 137731 |
| 福 建 | 111428 |
| 湖 南 | 285942 |
| 广 东 | 182242 |
| 广 西 | 75524 |
| 四 川 | 1458964 |
| 贵 州 | 264844 |
| 云 南 | 176120 |
| 山 西 | 207582 |
| 陕 西 | 268597 |
| 甘 肃 | 185302 |
| 绥 远 | 42259 |
| 宁 夏 | 123564 |
| 青 海 | 1554 |
| 北 平 | 4953 |
| 天 津 | 146 |
| 上 海 | 43020 |
| 威海卫 | 851 |
资料来源：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二十六年度禁烟年报》，第53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像烟毒泛滥的天津，实际的烟民人数恐怕在统计数字的百倍以上。至于青海、北平等地的数字，也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因此，实际的吸毒人数肯定远远超出该项统计。
上海因有外国租界存在，获取毒品极易，毒况严重，而且禁毒困难。1927年上海市公安局成立后，即宣布禁烟，1934年5月颁布《严禁烈性毒品条例》，但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安徽的蚌埠、怀远、嘉山、宿县、凤阳一带毒品蔓延，1936年禁毒专员钟可托与省政府创办禁毒密检队，查获人犯1021人。江苏省的禁毒由警备司令部负责，从1936年2月16日至3月18日，检举烟毒犯达20058人。 [6]华东地区除上海以外，禁毒曾取得一定效果。
华北为毒品泛滥之地，有资料统计，如河南省，吸毒者从达官贵人一直蔓延到赤贫阶层。该省组织厉行烟毒密查队，分赴各地查拿，然毒品远没肃清。1937年3月，根据各县毒况，分为“加紧”“注意”“普通”三类缉毒地区，限5月底完全肃清，结果虽有进展，但肃清谈何容易。直到抗战时期，河南的毒况仍十分严重。同样，毗邻东北、热河的河北，因地理位置特殊，禁毒工作困难重重。该省鸦片并不流行，但吗啡、红丸、海洛因却异常猖獗，原因是日人利用汉奸大举贩毒，以天津日租界为中心，成为中国烈性毒品的策源地。河北军政当局虽曾屡次要求厉禁，如1936年1月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发布清毒文告、6月公布《禁毒治罪暂行条例补充办法》和《续订禁毒治罪暂行条例补充办法》等，但由于日伪的破坏，河北的毒况始终没有改善。北平于1934年9月成立戒毒所，初次进入戒毒所者，出所时在右臂刺一个“十”字，如以后再犯，捕获有“十”字者即行枪决，到1936年共计有6000人在此戒毒，但北平的毒品仍相当猖獗。同样，山西也是毒品泛滥区，金丹、白面到处充斥，自1931年该省公布《惩治制贩毒品暂行条例》后，组织省查禁毒品委员会，专司其职，发布连坐处罚办法，每年查获大量案件。
山西省查获贩毒案件统计
资料来源：《禁烟半月刊》，第1卷第1期，第132页。
由于日本占领东北，日益蚕食华北，并不断向华北各省走私毒品，因此，在察哈尔、河北、山西、天津、北平、上海等地，直到抗战爆发，毒品泛滥状况并无改善，相反，这些地区还成了日本毒化中国的大本营。
新生活运动与禁烟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以配合“剿共”“反共”，阻止和消除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同时推行“社会教育运动”。为开展这一运动，国民政府颁布各级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组织大纲，各地相继组成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介石亲自担任南昌“新运会”“新运总会”的会长，宣布将礼义廉耻习之于国民日常生活中，培养有礼义、知廉耻、守纪律的“新国民”。新运的标识以盾为背景，以指南针为中心；盾表示自卫，指南针表示生活有一定的准则。
对于海洛因等烈性毒品，蒋介石的态度较为坚决，其原因：一是毒品的危害比鸦片更烈，蒋曾说烈性毒品“极其祸毒，不惟足以亡国，抑且足以灭种” [7]；二是毒品多从日本走私入内，毒品越多，国力越弱，而日本所得好处越多；三是国民政府基本上从毒品中没有什么税入，因此禁毒无碍特税。这样，禁毒便成了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部分。
1934年3月20日，蒋介石召见各省军政要员时指出：“现在各地无论贩卖红丸、白面、吗啡这一类的毒品，如果我们照普通的刑法和司法手续来办，就永远禁不绝的。以后无论卖哪一种的毒品，如果犯了以上各种的罪恶，我们拿到之后，一定要依军法审判，惟有军法从事，才有禁绝毒品的一天。” [8]5月11日，蒋介石以军委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布《严禁烈性毒品暂行条例》。1934年6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全国禁烟委员会呈请行政院，将十省禁烟事宜交给军委会办理，获国民政府第480号训令颁行。此后，军委会管辖之禁烟范围扩大至冀察绥三省和北平天津。
为此，南昌与各地的“新运会”制定各种章程，公布《新生活须知》，对民众的各种言论进行严格而具体的规范，它包括禁烟禁赌，甚至衣服要整齐、纽扣要扣好等关于生活规矩的54条规定和要灭蝇灭蚊等关于清洁卫生的42条规定，涉及民众生活的各方面。上海“新运会”还制定了更为详尽的《新生活公约》，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工作娱乐的各个领域，计有110条规定。此外，还有旅栈、寄宿舍新生活办法，茶馆酒楼新生活办法，澡堂新生活办法，公路汽车及车站新生活办法，码头新生活办法，娱乐场所新生活办法，连人力车也有新生活办法。
新生活运动展开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高潮，在政府和国民党的各种机关团体里，不乏真心实意推行新生活的工作者，社会上也有许多新生活运动的热心者和支持者。但是他们的工作也常常遭到国民党内的腐败势力和社会恶势力的阻挠。如揭觉安是个较正直的青年，被任命为安徽省交通枢纽临淮关警察局局长，决心为社会伸张正义，搞好治安和禁烟。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即关照他说：“你这次到临淮关去上任，那里有个杜墨林，他是临淮一带的安清帮头子，……你对此人要特别注意。” [9]揭觉安到任后即率警察到杜墨林处拜访，实是予以警告。然后亲拟告示，下令撤掉戒吸所，封闭大烟馆，严禁吸毒、贩毒，违者重罚，甚至枪毙。一时淮河两岸为之震动。但流氓们仍公开贩毒，被警察抓获后，即以毒品是给杜三爷买的相要挟。揭觉安意识到要禁烟必须除去杜墨林这一恶霸。经周密策划后，揭觉安率部直入杜公馆，枪毙了杜墨林。揭觉安随即到省会述职，刘镇华闻知后叹曰：你打死杜墨林漏子捅大啦！杜是黄金荣的换帖子把兄弟，随蒋委员长干过侍卫官，号称江南五虎之一，其徒众怎会放过你，赶快离开临淮关。得不到上司的坚决支持，揭觉安只得回临淮关辞职办移交。不料第二天，揭觉安即被杜墨林的老婆杜三娘及其徒众打死。此后，临淮关烟毒泛滥比先前更猖獗了。
经三年的实施，在六年禁烟计划的配合下，新生活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在大城市，对去除时弊、改良社会风气具有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新生活运动的指导者是“一班生活习惯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他们倡导“新生活”，不可避免地“引起种种揣摩风气、虚应故事的恶习惯” [12]值得肯定的是，进入抗战以后，“新运总会”等在抗战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禁毒是“新运”的一个内容，在“新运”的各种规定里，均有禁毒条文。不少地区还设立戒毒所、戒毒会。在鸦片主产地的四川，四川新运促进会与川省各界禁烟促成会合作，建立劳工戒烟所。时川中烟毒弥漫，黑雾深沉，到处是颓废堕落散漫麻木的景象，尤其劳工中吸食鸦片普遍，且一旦上瘾又无力戒除。因此，劳工戒烟所旨在帮助劳工戒除恶习。尽管这些戒烟活动，不可能根除烟毒，但是对减轻毒品对民众的危害，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华国民拒毒会的卓越努力
中华国民拒毒会成立后，即投身于禁烟禁毒的伟大实践。他们首先号召各地有志于拒毒救国的人们行动起来，创建拒毒同志会，建立拒毒会的分会。这一号召得到了各地仁人志士的积极响应，仅1925年一年，全国已成立758个分会。同时，拒毒会还注意联络其他的禁毒组织协同工作。历史比拒毒会久远的万国拒土会，对拒毒会的章程主张十分钦佩，毅然将各地分会并入拒毒会，共同推动禁毒大业。 [13]在拒毒会的努力下，全国的大小禁烟团体发展到数以千计，如安徽宣城有禁止烟赌娼委员会，太仓成立铲除烟赌会。1924年拒毒会曾发起向政府呼吁严厉禁烟、制定禁烟公约的活动，全国有4264个社团响应，共有4264979人签字赞成。1929年1月，北京市的中华戒烟节俭会，举行劝戒烟酒跑拜团。南昌市政府将300名烟犯游街示众，福建举行化装游行，宣传禁毒。
宣传是拒毒会的主要活动之一。其做法有召开拒毒大会、创办拒毒运动周、举行巡回拒毒大运动以及出版禁毒宣传刊物等。各地分会经常主办拒毒大会，发动民众起来禁毒。如在贩毒大本营的上海，拒毒会每年要举行多次拒毒大会。1925年12月7日，拒毒会在四川路青年会召开上海市第二届拒毒大会，到会响应者达2000人。拒毒会负责人还经常到大学、中学和社会上举行讲演。拒毒运动周创办于1924年，以10月初作为全国拒毒运动周，7日为期，依次为宣传日、法律日、戒烟日、家庭日、学生日、国际日、组织日。其间，举行演讲，举办展览，宣传毒品之危害，号召民众起来戒除毒瘾。以后每年一届，举办的地点年年扩展，越办越兴旺。巡回拒毒大运动于1929年创立。拒毒会将全国划为四大区域，即江浙区（苏州、镇江、宁波、杭州、温州）、长江区（武汉、长沙、南昌、九江、重庆、芜湖）、华南区（福州、厦门、广州、虎门、汕头）和东北区（沈阳、长春、哈尔滨），每区总会各派两名专员前往指导，并随身携带拒毒展览品多种，如图画、塑像、表格、影片、标本等。在上述城市各展示3天。第一届巡回拒毒大运动于3月6日在上海开幕，第一期到7月28日结束，在江浙区和长江区巡回完毕，共计6省12区，参加人数达13万人。
第一届巡回拒毒大运动第一期概况：
| 地 点 | 日 期 | 参加人数 |
| 上海 | 3.6—3.8 | 15000 |
| 苏州 | 4.9—4.11 | 8000 |
| 杭州 | 4.14—4.17 | 15000 |
| 宁波 | 4.21—4.23 | 7500 |
| 温州 | 4.27—4.29 | 8500 |
| 九江 | 6.4—6.6 | 8500 |
| 南昌 | 6.8—6.10 | 12500 |
| 沈阳 | 7.4—7.6 | 12000 |
| 哈尔滨 | 7.9—7.11 | 7500 |
| 长春 | 7.19—7.21 | 15500 |
| 安庆 | 7.25—7.27 | 12000 |
| 芜湖 | 7.28—7.30 | 9000 |
| 共计 | 12区37天 | 131000 |
资料来源：《中国烟祸年鉴》，第4辑，第68页。
拒毒会成立后，即着手出版拒毒宣传品。每年拒毒会都印制大量的漫画、宣传画和《毒剂问答》《禁烟条约法令概要》《铲除烟土办法》等小册子，出版权威的《中国烟祸年鉴》，影响较大的专著有会长罗运炎的《鸦片痛史》和《中国鸦片问题》，哈尔滨分会会长伍连德的《毒品问题与公共卫生》，总会调查科干事戴秉衡的英文著作《远东与殖民地之鸦片毒祸》，淡君的《黑籍人鬼》等，其中尤以罗运炎的《中国鸦片问题》，史料翔实，立论公允，代表1949年以前鸦片史研究最高学术水平。拒毒会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编辑出版了定期刊物《英文拒毒季刊》《中国新闻周刊》《拒毒月刊》，尤其是他们顶住来自军阀和英国等国内外的压力，每月出版《拒毒月刊》，报道各地烟毒状况，抨击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呼吁实行严禁政策，振兴中华。该刊出版整整12年，不仅为民国时期的反毒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在中国报刊史上也占有特别的地位。
为展开禁毒工作，需要调查全国的毒况，但由于政府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禁毒不坚决，因此，拒毒会果敢地承担起重任。总会要求各地分会和成员义不容辞地进行社会调查，对罂粟的种植、鸦片的产量和运输、吸毒者的人数、其他毒品状况，以及禁毒效果等进行细致调查，搜集统计材料等，从而使烟毒泛滥状况昭布于天下，并为今日研究毒品史提供了许多翔实可靠的史料。为切实戒烟戒毒，拒毒会也亲身参加戒烟戒毒的社会实践。他们协助建立上海模范戒烟医院，研究最佳的禁烟方法，并总结推广。
拒毒会还致力于批判政府暧昧的毒品政策，敦促历届政府和各地军阀改弦易辙。其主要方法是：第一，呼吁政府定6月3日虎门销烟日为禁毒纪念日。最后迫使国民政府于1929年5月公布《纪念办法八条》，确定六三禁毒纪念日。此后，每逢六三纪念日，各地的地方长官都要出来发表演说，像模像样地声讨毒品的罪恶，宣示禁烟禁毒的决心，最后，按惯例当场焚烧所缴之毒品。拒毒会还协助各界为纪念林则徐在上海设立林公纪念堂，在广州竖立林公纪念像，在苏州奠基林公纪念碑等，以发扬林则徐为民禁烟、为国驱毒之精神，消灭毒品。第二，严正要求历届政府取消“寓禁于征”的政策，取消鸦片专卖制度。经拒毒会的不懈努力，最后迫使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第三，不断揭露贪官污吏、军警特务包庇毒贩，甚至自行贩毒的恶行，要求政府澄清吏治，严惩违法乱纪者。第四，为实行有效的禁烟政策，拒毒会通过调查研究，数年中提出了大量的禁烟提案。尤其是国民政府时期，在历届禁烟会议上，拒毒会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提案，其中不少成为禁烟文件而推行于全国。如提出在中小学课本内增加拒毒的内容，以激发青少年拒毒的决心。
拒毒会还积极参加国际禁烟活动，运用国际舞台，争取国外进步人士对中国禁烟事业的支持。1924年8月，拒毒会曾推举蔡元培等3人作为中国国民的代表，出席国际禁烟大会。1924年11月21日，拒毒会致函印度圣雄甘地，请印度国民联合禁烟，放弃烟税。
拒毒会成立和活动于中国毒品泛滥时期，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逆流而上，继承林则徐的遗志，联络万千有志之士，发动持久的、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以各种方式呼吁禁烟禁毒，并创造了各种禁烟形式，坚持不懈达10年之久，为中华民族的禁烟禁毒、健康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红军与禁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战略，从而走上了艰苦而漫长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鉴于毒品对民族的危害，继续执行禁烟政策，由暴动起义而诞生的红军，在打土豪分田地中也对鸦片烟毒发动了冲击。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领导的红色政权痛责国民党以苛捐杂税剥削农民，尤其是大烟税。 [15]打土豪得到的财物，一律归公。井冈山地区的红军规定：区、乡赤卫队、暴动队筹得的金银款项要缴县工农兵政府，主力红军得到的金银现洋、鸦片、布匹、食盐和药材等物则归红军使用，存放于茅坪的茶山源军药库等处，浮财分给穷苦大众。
时军阀勒逼民众种植罂粟，强征烟税，这往往是引起民众暴动反抗的原因。如1928年1月，闽南地区的农民由反抗烟捐的斗争而发展为武装暴动。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建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该政府的政治纲领明确指出：“吃鸦片、嫖赌者绝对禁止。” [18]
1929年，邓斌（邓小平）、韦拔群和张云逸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建立了左右江红色根据地。10月，韦拔群率部占领东兰县城，建立县革命委员会，发布《最低政纲》，规定“严禁烟赌” [20]1930年2月1日，在邓小平领导下，在左江的龙州组建了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
1932年，红四方面军向西挺进，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红军和红色政权均十分重视禁烟工作。1933年2月颁布的《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区、乡两级苏维埃政府设劳工内务委员，以“注意卫生防疫和戒烟工作”。 [26]。从而启发了民众对烟毒危害的认识。
共产党对日伪在“满洲国”实行假禁烟、真贩毒也给予彻底揭露。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何成湘在报告中指出：伪满洲国建立后，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公开种植鸦片的结果，许多肥田沃土都用来种鸦片，收成变坏。而日军宣传“丰收成灾”，意为收成太好，反而粮食价贱，其实丰收根本没有，成灾却是事实。 [28]
红军长征与禁烟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据说中央红军长征时，曾将鸦片作为财产带着上路。沿途也遍打土豪，仅在广西境内，就镇压了32人，还专门成立“没收委员会”，对这些大土豪的财产进行登记、转账和处理，这当然也包括鸦片。 [29]
川滇黔是著名的产烟区，陈云一进入贵州就发现“贵州军队则抽丁、苛捐杂税，勒种烟苗”。因此“鸦片遍地”。“全国闻名之云南鸦片烟，确是遍地种植。” [34]贵州的青年男子几乎全都抽鸦片，如果不准抽鸦片者加入红军，那么“扩红”就是空话。于是红军灵活掌握，欢迎所有的青年加入红军，新兵最初准许抽些鸦片烟泡，然后逐渐在新兵连里戒除后才正式入伍。因此，当地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对吸烟之群众，红军也取禁烟政策。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特区，广泛组织雇农工会，其职能之一就是开展禁烟。1934年8月7日，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乡政权的纲领性文件《乡苏维埃》，特别强调“要反对强迫式的禁烟”[36]。
当然在危急时刻又另当别论。中央红军突破金沙口时，征用6艘渡船、27个船夫，根据当地盛行抽鸦片的习惯，红军除了每日给每人工资现洋5元外，还烧了鸦片膏，随便工人抽吸。经这些船夫的努力，九天九夜后红军顺利渡江。临别，红军又送每人30元和数斤鸦片。 [37]
在红军长征到达前，陕北、陕甘根据地因财政困难，在没收地主富农的财产时，对烟土与金银衣粮一样，予以归公，用以保证部队及红色政权人员的财政供给。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