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和西康是生产鸦片的大本营，不少农民以种植鸦片为生，一些地方十分偏僻，交通不便，地广人稀，地方政府本来就难以进行有效的治理。当地的地痞、土匪以及拥有武装的恶势力形成了一个武装护烟集团，多则千余人，少则数十人，出没在产烟的地区。他们利用农民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对鸦片寄予的希望，遍地种烟；对贩烟之人实行武装护卫，“遇江过江，遇关闯关，遇有阻拦，就不惜性命硬冲，与官兵开火……那些冒险家的护烟集团，都有背景，不是地方上一流大亨，便是地方长官都得买他三分账的大袍哥头子，或是那些地方官吏自己在干。他们将烟土整卡车地送入都市，再慢慢地化整为零，直到宪兵警察们拿到的，都是小吃户，数目极微少了”。[31]国民政府有关方面承认，川康等地“或以境内边区少数民族违法犯禁，或以地当冲要，为走私必经途径，盖以抗战期间，地方政府政务纷繁，不克全力施禁，遂致烟毒迄未能彻底肃清”。[32]
1945年12月13日，行政院下令，“全国各地烟毒，统限于抗战结束二年内彻底肃清，各省市应分别依限提前完成，不得展限”。[33]次年6月，蒋介石在对首都各界“六三”禁烟节纪念大会上训词时指出，“其他边僻地带，莠民往往私种鸦片，资为图利者，尤必严密注意，查禁毋稍疏忽……各级政府官吏，应知禁烟责任之重大，不特攸关政情之考成，且为各人应尽之天职。如果执行不力，使令为禁废弛，固难逃法纪之制裁，亦应任良心之谴责”。[34]12月初行政院又电告各省市长，声称“迩查近年以来，各地禁政尚无显著进步，是皆由于各省长官未能认清责任，而各协办机关首长未确尽协力责任为其主因……今后各级长官之考成，对于禁烟之能否肃清，亦应列为其重要依据，并由内政部加强督导，认真考核严予奖惩”。[35]
在中央政府的严厉督责下，川康地方当局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有所动作。1945年12月川康绥靖公署、四川省政府联合发出布告，宣称“查烟禁毒，乃中央既定政策，早经宣示中外，悬为厉禁，际兹抗战胜利，更应加紧执行，彻底肃清……敢有执迷不悟，罔惜以身试法，一经拿获，凡种烟制毒人犯，概处死刑，财产没收充公；运售吸犯，按律科处”。[36]据此，川省的一些县政府发出了措辞严厉的布告，如大足县布告宣布：“禁绝烟毒，十家连坐、互为监督。一户犯法，十家连索。实行充公，田产房屋。特此告谕，切勿犯触。”[37]然而上述禁烟措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种烟农民的过激反应以及包括烟贩在内的地方烟匪集团的抵制和破坏。
1946年3月，在四川靖化禁烟的官兵被烟匪包围，死伤8人。没隔几天，烟匪又因其首领杜铁樵被县长黎光明枪决，公然“啸聚围攻县城，全县陷入混乱状态。黎县长及民政科长被匪击毙殉职。县府职员多人失踪”。天津一家报纸就此发表评论认为“川西烟匪，会如此人多势众……该是官纵而致造反”。另外，“售烟利益极大，烟匪为了得利，乃不惜拼命，是禁烟办法何以不彻底如是”？[38]这多少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新任十六专区专员何本初闻讯后率一团人马偕同懋功县长向新堂率民团1000人赴靖化平乱，杀了祸首杜锡麟等7人后返回成都。然而在何本初主政时期，十六区的烟毒问题不但未能根治，相反日益猖獗。在以前荒凉寂静的各个县城和懋功的达维、两河口，靖化的崇化，理番的威州、杂谷脑、马塘、马尔康，茂县的沙坝，松潘的镇江关、兰坪等场镇，外来商旅云集，公开买卖烟土和枪支弹药。土匪们分段包占了区内各重要交通道路，经常与通过那里的大小烟帮发生战斗。如汶川卧龙关到邓生沟一线长期是土匪袁旭东、宋国太、孔锡之、任升高等都与过道烟匪厮杀的战场，“被土匪劫杀后悬挂林中的尸体和朽烂在道旁的白骨，成串成堆，无人过问。但被暴利驱策着的冒险之徒，仍络绎不断地向这些死亡的道上涌去”。留在懋功和松茂理番一带的保安部队仅有两个团，有限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吓唬哥老恶霸，促进禁烟事业，相反连他们自身的安全也有赖于和当地烟匪土匪的私谊交情。1946年夏，驻懋功的一个团途经邓生沟时，因事先未与土匪办好交涉，结果被任升高、孔锡之等匪部将一个大队全部缴械消灭。[39]
十六专区的保安部队无法禁烟，十四专区的警察也同样束手无策。1947年11月上旬，江油县警察中队在桂溪讨口岩截击了来自平武的川西哥老会烟帮，当地帮会流氓也乘机抢劫。事发后，川西哥老会烟帮通过安县哥老会巨头郑慕洲出面向江油帮会交涉。江油帮会在谈判中表示拟出70两黄金赔偿烟帮的损失，并退还所劫的鸦片和枪弹，但川西烟帮仍未满足。最后由专区专员出面，把全部责任推到依法执行任务的江油县警察中队方面，并将中队长孙文光拉到绵阳枪毙才算了结。[40]至1948年，十四专区的哥老会头目们纷纷出钱购买各乡、保、甲长职位，利用职权跑码头贩鸦片，成为一股不可轻视的黑势力。各县保安队、警察局、乡公所也随机应变：一面继续应付着查缉烟毒的差事，一面秘密加入贩毒的行列，与烟贩同流合污。[41]
当然政府在与烟匪的交锋中也有得手的地方，如1947年冬，四川第五区专员公署督剿峨边烟匪木干儿，不匝月而一鼓荡平。[42]
在西康，查处烟毒更为棘手。1946年初，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蒋介石的多次严令督促下被迫派出雅属保安司令张禄宾前往荥经查铲烟苗，结果引起了死抱住种烟贩毒这棵摇钱树不放的哥老会烟匪的武装抵抗。3月8日，荥经人民义勇军成立，次日攻克了荥经县城。张禄宾在全队覆没后只身化装潜逃，但在大通桥被烟贩车光光截获。由于车以前在汉源走私鸦片烟时被张的保安队处理过，后来用钱赎身才取保获释，因此对张恨之入骨。此次车将张捆绑吊打，枪毙后又斩下首级，准备拿到荥经县城示众。[43]早已有意搞垮刘文辉入主西康的重庆市长张笃伦闻讯后派人煽风点火，发动天全、芦山、雅安、全兴等县的哥老会武装全力攻打继续查办此案的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刘元琛部，极力扩大事态。在国民政府内部，有人在同年6月起草了解决问题的方案：首先，整饬人事，“彻底改组西康省政府，继任人选以公正廉明者充任之”；其次，“彻底整训二十四军，另调纪律严明之国军至少二师接防，负剿办夷匪、查铲烟苗之全责”；第三，“成立西康省禁烟善后督理处，直隶省府，负督理全省禁政之责”。此外必须“彻底取缔帮会哥老组织。
（1）切实调查其组织，以强大之行政力量，予以解散，并惩治其首领；（2）利用党团力量，以组织消灭组织；（3）发展并健全人民团体之组织，严防会员参加其组织；（4）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切实保障人民生活，以与哥老会争取群众”。[44]几乎与此同时，不甘被人摆布的刘文辉为了争取主动，授意西康省政府委员会第三百三十九次会议通过了《西康省提前肃清烟毒计划》，并于6月25日上报内政部。《计划》明确提出，“本省残余烟毒，限于三十六年八月底以前一律提前肃清，并特重禁种与禁吸”。《计划》规定，“康属雅属各县局及宁属各县局汉区地方，在罂粟未播种以前，侧重宣传工作，饬由县政府负责防范下种。出土以后，责成县政府督饬保甲人员查铲净尽，并奖励密告及严厉执行联保连坐层级治罪办法，限三十五年夏季绝对肃清”。在禁运方面，“各县局境内交通要隘及运销孔道，设置查缉队，无论军商运物品，均应严格检查。倘有携带烟土及毒品者，全部没收，依照肃清烟毒善后办法第十条规定办法办理”。在禁售禁藏方面，《计划》“限于三十六年六月绝对肃清”，“各县局无论乡镇发现出售抵瘾药品，责成县局乡镇长负责查禁、没收、销毁并惩究之”。此外，还要“严惩售藏烟土莠民”。[45]
荥经人民义勇军在1946年5月至7月遭到了二十四军一三七师的全面进攻和扫荡，损失惨重。次年1月，该军总司令朱世正等人纠众五千余人拥芦山县哥老会首程志武为首，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刘武装起事，先后攻占天全、芦山、宝兴，直扑雅安，最后在雅安西面的飞仙关被一三七师击溃。几乎与此同时，刘文辉到雅安主持召开行政检讨会议，议决：（1）彻底禁烟；（2）不收烟税；（3）军政人员不许贩烟。会后陈耀伦、羊仁安受众人推举前去说服招抚武力对抗省政府的武装头目。[46]1947年4月，朱世正接受招安，出任西康省保安司令部雅、荥、汉联防总队长，雅属事变以满足哥老会匪的要求而最终平息。[47]在这之后，事实上得到官方承认的哥老会恶势力种烟贩毒依然如故。据内政部西康区禁烟特派员姚应龙报告，“雅属除雅安县境及沿交通大道附近确未偷种外，余如天全、荥经、宝兴、汉源、芦山等县偏僻地带，亦经普遍偷种。……至其他运售吸藏各项，更未能收断禁之效”。姚应龙认为，“康省禁政其所以演成如此严重状态，揆厥原因，夷患匪患，未能解决，固多影响。然低级办理禁政人员不能认真查禁，亦为推行禁政收效迟缓之一大因素”。[48]对此，刘文辉则强调，“本省僻处边陲，地域辽阔，民族复杂，语文殊异，交通不便，文化低落”，实施禁政有诸多的特殊困难。他承认，“雅康属毗连川省懋靖各县，肃清亦多困难”，因此刘在1947年10月6日以省政府名义上呈行政院，要求“组设禁烟善后督理处……严厉施禁，及早完成任务”。[49]10月25日，这一请求被行政院驳回，于是西康省的禁烟事实上因种种困难无法解决而被搁置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