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普通百姓的贩毒

1940年6月3日,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全国禁烟会议。蒋介石在为会议发出的训词中提出了六条禁烟意见。其第2条:“治烟应用重法。凡运售鸦片及开设烟馆者,依法执行处决无赦。”[142]但此后的事实表明,蒋介石的这条意见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

1936年至1940年,广西全省共有烟馆3000余家,其中南宁市有100家,桂林市每天销售烟土量为2000两。[143]广西西隆县土匪烟贩杨登鹏1937年底出了千余银洋向县政府投诚自新,1938年冬被县府送到南宁民团干部学校培训了四个月,结业后历任长发乡民团大队长、副乡长、乡长。1944年末,日军入侵广西,国民党官员们在西隆、西林一带暗中鼓动广种罂粟,杨这时乘机公开强迫农民种鸦片。次年夏初收获时,杨登鹏经县府委任负责征收长发等乡的烟税,巧取豪夺,乘机独吞了约12万两烟土。接着杨以这批烟土为资本,加入了专职贩卖烟土的洪帮组织。他把大烟从西隆运到百色即可获利数倍,又以贩烟所得之暴利,添置轻重机枪、新式步枪、手枪等,赫然成了西隆的霸主。杨登鹏还派出爪牙洗劫村庄,抢劫来往客商,案发后又装模作样派人去“缉拿凶手”。[144]

1943年以后,滇桂交界地区那洒、珠街等鸦片主要产区的一些人常用鸦片换取马帮从云南省内外驮来的枪支弹药。1944年广南八宝的王子文与路过该地的国民党中央军补充团相勾结,用鸦片、白银换取部队的步枪、机枪和六〇炮。交换的比率大致为鸦片60两换美造小卡宾枪1支,鸦片300两至400两换捷克式轻机枪一挺,鸦片300两换六〇炮一门。从广南出发的贩烟马帮,货源充足,一批一般都在千两以上,有的甚至多达上万两。[145]

在1938年禁种鸦片后,云南一些地方大烟来源紧张,安宁县有实力的商人便招兵买马,组织马帮,购置枪支弹药运到景东县一带换回大烟,进行贩卖。他们所招的马夫均为亡命之徒,往返途中如遇土匪来抢,必拼死抵抗,将人杀死后扬长而去。[146]1941年7月,昌宁县烟贩莫文炳从麻栗坝一次就走私鸦片23包,总计25300两,在檀扇水大寨被查获后又行贿4000元得以放行。[147]腾冲地区的经营鸦片者在1940—1942年数量猛增,他们把鸦片贩运到保山、下关、昆明、四川、广州等地销售,每年总量达七八百驮。由于经营此业有5%—300%的利润,因此,有不少人不顾生死,铤而走险。腾冲80%的大商号也都在做这一罪恶的买卖,在小小的县城中烟馆多达50多家。[148]

四川汶川是第十六行政区的总口子,从卧龙关到邓生沟是盛产大烟的地方,同时又是土匪窝。烟贩们运烟出来不是有军队护送就是有哥老帮口保驾,动辄几十人几百人一帮,而且配备有武器。汶川县长康栋哀叹,“我们也惹不下”,县府甚至连检查哨的壮丁被烟帮打死都没有办法。[149]在重庆原来准备停业的鑫记土行总经理曾俊臣看到官方垄断烟土经营不久就碰了壁,只能退回到原来商营的老路,于是抓住机会,在1938年把成都帮、江津帮的10多家土行合组为庆康字号,继续并扩大烟土经营。庆康总资本为200万元,在省内各产销区下设40个分庄,几乎控制了四川全省的内销,同时也发展省外的业务。庆康在一年时间内从贵州及本省涪陵、南坝等地共买入2万多担烟土,绝大部分用于外销,获利甚大。1939年,由于最大的外销市场汉口等地已经沦陷,内销方面又有不少货款收不回来,股东们意见很大,于是曾俊臣决定趁势结束庆康生意,再作其他投机打算。[150]

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各省从1938年起贯彻禁绝烟毒令,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由于马步青等军阀政客本身是贩运烟土的巨贩,加上当时川康一带的地主军阀为了扩充实力,牟取暴利,依然在其防地广种罂粟,因此甘肃省内外可供贩运的鸦片还是源源不断。甘肃临夏、兰州时称“马客”的不法商人成群结队地赶赴川康边界的黑水、那娃等地贩运烟土。马客作为一种贩毒集团一开始人数并不多,十人、几十人为一伙,后来竟发展到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规模。[151]在临夏一地,马客最多时达3000多人。去黑水、那娃贩烟的马客返回甘肃时,只要按马家军阀的规定有马者每匹马上交200元硬币,无马者上交100元,即可在市场上公开发售。临夏有40多家经销杂货业的店铺在推销烟土。当然马客要想在地方上平安无事,向地方官吏和驻军行贿也是必不可少的。

马客在长途跋涉时常会遭到大股土匪的拦路抢劫,有生命危险,因此必须有枪防身自卫。他们有的是一马一枪,有的是两马两枪,到了那娃后也可用枪支弹药作价换取烟土,获利更多。如途中遭遇抢劫就要开展小规模的防御战,由事先推选出来的富有经验的人负责指挥。马客夜间宿营时要选择可战可守的有利地形,炊事员、警卫员各司其职,俨如部队。然而与土匪的交火却很难避免,并且每次战斗总会有几人或几十人伤亡。

马步芳一方面搜刮马客,强逼他们上交税款,从1938—1949年秋,每年马客最多达3000人,上交马步芳硬币约六七十万元,总共不少于600万硬币。另一方面马步芳又为马客贩毒创造必要的条件,把军队中退下来的残枪修理后卖给马客,便于他们武装贩毒。[152]

宁夏武装贩毒的土客帮形成于1941年底,其前身是一些来往于吴忠、灵武地区和包头的走私商人。当时的背景是由于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禁烟导致烟土奇缺,致使烟土的价格从每两1块银元疯涨至7块银元,还是供不应求。而日本侵略者自1938年3月占领包头后公开贩卖鸦片。于是吴忠、灵武地区的走私商人雇佣亡命之徒,购买枪支弹药,配备快马组成宁夏土客帮。当时在包头2块多银元买进的一两烟土可在吴忠卖到7块银元。一匹快马一次就可驮回600两烟土,即可净赚1500块银元。如果马驮的烟土更多些,则钱赚得更多。

宁夏土客帮的主体是吴忠和灵武地区的农民,少数是同心县和甘肃省河州的农民,他们都会骑马打枪,不怕死。这些人拿雇主提供的快马和捷克式长枪去包头,一路上为了避开缉查过往客货的官府哨卡,只能夜行昼伏。他们行至伪蒙军驻军区域时只需拿出一点好处给对方即可安全通过,因此改为正常的昼行夜伏。土客帮行抵昭君坟时由伪蒙古民团僧格司令派专人接待,并负责保管土客携带的枪支弹药(因为日军严禁中国人携带武器进入包头),土客进入包头城后,在指定客店通过店主用黄金向日本商行兑换烟土。事成之后,店主按烟土总量的2%提取劳务费。僧格民团在昭君坟收取枪货保管费,标准是每匹马20块银元。土客帮返回吴忠后,得烟土30至40两作为佣金,每帮少则6人,多则超过百人。

土客马帮在长期的贩毒过程中形成了不成文的帮规:(1)绝对服从帮头指挥,不得擅自独立行动;(2)土客之间不准暴露各自的雇主姓名、住址、驮货量;(3)遇有不测,丢货不丢枪;(4)帮头指挥突围,会合时以向空中扬土为号;(5)若被官方逮捕,至死不出卖雇主和同伙;(6)在与马家缉私队枪战时,只打马蹄不打人,或枪打指挥官,以便乘乱逃跑而避免结仇。帮头则多由熟悉往返路线、骁勇善战,有指挥能力的人担任。出发时间、会合地点均由帮头秘密通知随帮的土客。

自土客马帮兴起后,冲击了马鸿逵垄断的宁夏烟土市场,双方矛盾趋于激化。马鸿逵一面组织缉私队和骑兵保安团在内蒙新召至灵武长城一线布哨设卡武装缉私,1944年骑兵保安队与吴忠土客帮发生遭遇战,土客帮在打死保安队连长后突围逃跑;一面于1942年春派省府财政厅长赵文府、便衣特务队长陈俊升率特务队到吴忠严查烟土走私。他们逐商号搜查,结果在马福元家搜出30两烟土,马福元等11人作为大烟走私犯被枪决。

1944年春,灵武土客帮头查克连在湃土附近被官方的黑马队击毙,其首级悬挂在灵武、吴忠街上示众。次日,土客马帮即在湃土附近击毙了黑马队连长。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闻讯大怒,亲率部队赴吴忠查办。著名土客帮头吴忠的马万良、南乡的马宝贞等人经过枪战,机智地摆脱了追捕,突围而逃,土客周三在突围枪战中被击毙。与此同时,马鸿逵通过商会勒令收缴一些富户的走私烟土,马维洲因拒交走私烟土被重铐关押了两个多月,最后交了600两烟才得以释放。在此以后靠走私烟土致富的刘锡和、刘锡风、马鸿钧等只得被迫交出数百两烟土。宁夏的烟土市场又重新处在马鸿逵的一手控制之下。[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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