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其他地区军政官员的贩毒

1937年,吴铁城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与广州湾毒贩陈学谈勾结,多次贩运烟土出国。陈学谈在他的“大司马”和“天成”两艘轮船中设置暗仓,每船两个,一次可藏烟土300万两多,烟土运抵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后每两仅售4元,比当地开价便宜一半以上,因此销路极佳。吴铁城和陈学谈首次合作贩烟出国,各分得利润港币60万元。第二次又分得港币100万元,第三次跟第二次相差无几。第四次偷运烟土时遭到“大司马”轮船上工人的告密,菲律宾海关查扣了该轮两个星期,后罚港币20万元放行,船上烟土全部没收。[133]吴铁城在案发前为了逃避沿途地方官吏和缉私机关的检查留难,特请军政部派出全副武装的一连宪兵,标贴着军政部大印封条的烟土从云南一直护送到广东遂溪县寸金桥省政府的办事处,保证在境内万无一失。[134]

1938年,蒋经国就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时在赣州封存了江西省特种商品公卖处的80箱云贵高档烟土,后电告省府请示如何处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立即派特种商品公卖处处长余守真飞往重庆,通过军政部次长曹浩森沟通该部军医署,又向军委会活动。最后由军委会出面电复江西省政府并通知第四区专署,说明被查封的80箱烟土为麻醉剂是医治受伤将士用的,应予发还。公卖处待蒋经国被迫发还后公开标价每钱烟土两块现洋出售。[135]1939年,赣州的何记兴隆土膏行被蒋经国查抄后,重庆、会昌等地的大官们纷纷来电称,该土膏行是经过政府批准立案的,是合法的,不能查封云云。[136]

1938年10月间,福建土膏局龙岩分局将11箱川土(重300多斤)伪装成包裹邮件,从龙岩运到南靖水潮,然后再由省保安团派人武装押运到漳州出售。不料事不机密,被时任汀漳师管区连长的南靖人吴昂成获悉,吴便率亲信10余人到龙山、雁竹两乡交界处埋伏,一举截获了这批鸦片,然后分别运往和溪、华安、漳州等地销赃。事发后虽有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电令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严查,但谁也不愿出头露面,最后只能不了了之。[137]

1940年,驻扎在太行山淇县临淇镇的国民党军孙殿英部派人到沈邱水寨一带收购罂粟,每两法币6元,送到洛阳可卖到20—25元。因此孙经常派出整营的部队去沈丘水寨挑货,或去洛阳送货。孙殿英(1889—1947),河南永城人。早在1914年投奔河西悍匪张平时,他就在河南、陕西等地靠贩卖鸦片过日子,[138]因此对于贩毒并不生疏。孙殿英对友人说,他的军有两个师一个特务团,而中央军事委员会每月只下发16万元的经费,还赶不上中央军一个师的经费,因此只能自谋出路。但毕竟贩毒不光彩,所以每次派人去洛阳时每人只能在腰间用布捆带五六斤,回来时再运取服装弹药。如此贩运量是有限的,所以两三个月就要去洛阳一次,每次只能赚20万元。孙殿英部还秘密设有制造海洛因、红丸等毒品的工厂,并不断从沦陷区偷运进鸦片烟等毒品到洛阳。孙殿英部在第一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洛阳设有庞大的办事处,处长王松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负责向外地批销孙殿英从防地运来的烟土,因此该办事处总是车水马龙、宾客盈门。[139]

孙殿英的上述贩毒活动一直持续到1943年5月他以新五军军长的身份率部投降日军为止。在此期间,孙与顶头上司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冀察战区总司令、河北省主席庞炳勋关系十分密切。孙亲自用海洛因和鸦片混合起来给庞熬烟膏,使庞非吸孙熬的大烟不能过瘾。孙还竭力供应庞的日常生活费用。[140]因此庞炳勋是孙殿英贩毒利润的分享者,也是孙殿英贩毒的保护伞。

抗战时期,长期驻在皖南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是一支四川部队,其中有些官兵在路过附近的浙江淳安时顺便贩卖鸦片,习以为常。淳安地方当局对此很难查禁。[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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