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西部地方当局的贩毒

云南

至抗日战争中期,各省疏散到云南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吸毒者。由于烟毒的需要量渐增,烟毒的价格也随之上扬。1941年初,川康烟价突涨,云南省主席龙云认为时机已到,决定将统运处余存的生土提出2000箱,运往便于进川的昭通存储,由其次子、驻军旅长龙绳祖主持陆续销售。所有买烟的人都是龙绳祖身边的人,大多是他的部下或其亲友,均伪托一个商号名义来办。龙绳祖本人也买了不少,当然也是假托某商号出面,照一般手续办理。每人每次交易都以一箱起价,每箱1120两,价格由龙绳祖说了算,每箱国币5000至8000元不等,此外另加保管费100元。这种烟土买卖一直持续到龙云被调离云南时。当时龙绳祖将卖剩的60多箱烟土运回其老家燕山石洞内保存,直至卢汉执政后才运来昆明处理完毕。

龙云主滇时期,不适宜入川的其他烟土和吗啡、海洛因等均在省城昆明于1942年春后陆续秘密售出,凡邻省军阀与本省军政人员要买的,须由省财政厅长陆崇仁面报龙云,指定种类、箱数和价格。如果是亲属来办烟或有交往熟识的人来买,就由陆崇仁自行决定。一般讲经龙云决定的是箱数多而价格较低,经陆崇仁决定的反之。由于云南官方卖出的烟土质量、重量绝无问题,信誉卓著,所以卖出时原封点交,不开箱过秤,更不启封,买主对之深信不疑,也从未出过差错。[113]

龙云还支持部下张冲从烟商中筹款集资兴修弥勒水利。张冲先以指挥部名义派出军需桂灿用骡马真的为烟贩保运了一两次。一些走私烟犯、沿路土司不知是计,纷纷要求入股、保运。桂灿将这些人的名单连同请求保运的近20万两烟土交给张冲。张冲即要求龙云按名单抓捕李公弼、李湘廷、李子干等走私烟土之大犯。龙云最后收下了这批烟土,并未对三李判刑、罚款,还发给他们一点本钱放其回家。[114]

省政府贩烟,县政府也如法炮制。蒙化县长宋嘉晋与马某合伙,共同出资50万元办货,再串通姚某搞联运。有一次宋县长的货到楚雄时被人查出,大烟25000两连同其他财物、武器等统统被没收。驻蒙化县城的第五区专员公署也公开贩运大烟,1943年公署为了与县政府争夺关卡征收烟贩运捐税而动武,将县自卫队的一个队长打死在公郎街。[115]

贵州

1938年,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后明令宣布全省一律在当年禁种鸦片。次年他在贵州成立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自兼督办,以每两法币3角的极低价收缴民间存土,共收缴大烟3000担以上,呈送国民政府,运往香港销售,获取暴利。[116]在此期间,吴鼎昌又勾结奸商刘熙乙、赖元初等人,开禁特货,开征特捐,自己却把从民间搜刮来的烟毒运往武汉等地出售,大发横财。[117]由于黔省当局“假禁烟之名,行肥私之实……是以禁烟者庇烟,铲烟者分烟,年年禁烟,年年种烟。年年铲烟,年年收烟”,[118]加上省府扬言要提前禁绝烟毒,反而导致烟土价格在两年中陡涨数倍,助长了全省偷种偷运偷卖和偷吸。

1944年,黔南事变发生后,杨森由川入黔接任省主席。杨森一方面在表面上大做禁烟文章,另一方面暗中与烟商合谋,经营烟土生意。他派其长子、时任警卫团团长的杨汉烈带着大批武装,开着卡车在昆明、重庆、武汉、香港、贵州之间公开贩毒。杨森还在“查禁种”的幌子下,搜刮民间烟土,垄断烟土市场,牟取暴利。[119]他的一些亲信爪牙一旦升迁专员、县长后就把武装押运、贩卖毒品作为难得的生财之道、公开的副业,搞得民怨沸腾。[120]

西康

1939年西康正式建省后,在康定成立了西康省禁烟局,另有武装缉私队。禁烟局将在康定征收的公烟和云南、四川贩运的一些烟土动用武装部队护运到雅安学道街(今解放路)陆叙伦的公馆里。陆公馆实际成了刘文辉的烟土总库。用刘文辉二十四军参谋长伍培英的话来讲,“烟是军队的经济命脉”[121]。

在这之前刘文辉为了烟土生意,派二十四军处长屠仁治赴昆明与云南财政厅长联系洽商,双方订立了如下协定:“云南方面常年以官价供应烟土,临时指定地点交货,西康方面收货付款自运;云南官方烟土运经西康,免缴各种税捐,并协助保护。西康方面由香港等地进口物资,经过云南境内时,一律给予便利放行。”[122]该协定自1939年起开始执行。

关于此事另有一说称,龙云与刘文辉在1942年有密约:由云南供给大量鸦片烟,由刘文辉在四川秘密制造吗啡。刘文辉的秘书先后去云南三次,共运去100多箱鸦片,每箱1200两。这个秘书在昆明用某堆店的名义与云南省禁烟局接洽,所商条件不见诸文字,只是口头约定,云南如需要吗啡,西康方面本着互惠精神供应。[123]

不管这些协定真相究竟如何,1942年云南官方烟土在西康荥经被劫事件给双方的关系蒙上了阴影。事发之后西康方面借辞推诿,查处不力,云南方面则扣留由香港运往西康的大批物资作为报复。尽管刘文辉派专人前往昆明进行疏通,但仍未获云南官方的谅解。自此以后云南官方烟土不再运经西康。刘文辉只得在康定组织西康公司,并派出电台台长徐楚在丽江设了一座小型电台,专门联系烟讯。

抗战期间,刘文辉的弟兄刘文彩也大肆贩毒。刘文彩曾出钱买通成都行辕参谋长刘倚仁向实际负责行辕日常事务的谢葆生借口要了一张空白执照。刘文彩拿到此执照后自己填写,为走私烟土充当护符,不料烟土后来被军统截获。案发后军统头子戴笠特意向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追查执照的来龙去脉。[124]

甘肃、宁夏、青海

抗战之初,统治西北数省的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一面亲自兼任各省的禁烟委员会委员长,摆出禁烟禁毒的架势;另一方面把强行低价收购进来的鸦片,通过他们自办的商号卖出牟利。马步芳就通过“义源祥”、“德兴海”等商号,暗中兼营贩烟生意。他的弟弟、原西宁省会城防司令部副司令马步居然在其花园内大量私种罂粟,偷贩烟土。

1939年春,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电告陕西,“本省财政困难,现金枯竭,周转不灵”,打算运20万两鸦片去陕西销售,以维军政经费。5月上旬,中央财政部答复陕西省政府,同意宁货运陕销售,“照章完纳税费”。[125]马鸿逵用汽车运售鸦片并由军警护送,竟无人敢于过问。[126]

甘肃在1940年禁烟缉私时陇西团管区司令部主任部员、缉私队队长温自新等人私吞被查抄的烟土四五千两,在县长黄炘及党、政、军、警、商、学、绅12人中私分。案发后温自新等7个主要案犯被捕押往兰州,但温被人有意纵放,最后只杀了黄炘一人草草了事。[127]

同年,所谓禁烟计划完成后,西北地区的当政者就开始高价抛售他们所垄断的烟土。马步青本人在甘肃临夏大兴土木、广置产业,但不付现金只用烟土折价。而收到这些烟土的人为了兑现,又将烟土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因之市面上烟土充斥,像国家禁烟以外的特区”。马步青有事去重庆时,马步芳又乘机说业主们欺骗他老哥,多卖了价钱,指使驻军团长逼业主们交出已得烟土的30%,约一二万两,时价为十几元一两。然后马步芳硬性以每两20元的价格分配给土店经销,如此一进一出,马步芳就赚了几十万元硬币。[128]

在宁夏,地方各级税局是马鸿逵推销烟土的总商店和分店,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各税局、关卡为了完成马鸿逵下达的推销烟土的任务,不遗余力地向各烟馆派销、赊销由省财政厅长赵文府监制的板烟。马鸿逵通过独家销售贩烟很快收回了他私自发行的宁夏省纸币340万元,并提出部分烟土奖励各党政军官员,仅1938年一年就奖了30多万两。当时烟价是每两1.5元左右,至1940年涨至每两7块银元,原先分到烟土的官员们都发了大财。[129]1940年,马鸿逵为了加速贩毒,撤销了宁夏地方税局的鸦片经销权,改由省银行行长李云祥独家专卖。李云祥接手贩毒后,取消了零敲碎打的小买卖,烟土只能整件(75两)、整箱(20块1箱)地出卖。何时出售,以何价格出售,均经马鸿逵亲自议定、批准。有钱有势的客户还可以向省银行认息借贷,不交钱就先取货,得了利后再还本息。这样一来,省银行既卖了鸦片,又放了高利贷,一箭双雕。

1943年,马步芳兼任陆军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后在青海全省范围内实行又一次的烟毒大检查,仅西宁地区就查获烟贩四五百人,罚款总额为10余万银元,同时没收大烟土2000余斤,全部交给开赴新疆的骑五军军部运销。骑五军进驻新疆三台等地后,与土烟贩们相互勾结,从青海、兰州运来大批大烟各地偷销。[130]

马步芳等人毒品生意的来源除了在控制区低价强行收购烟土和罚没走私烟土外,抗战初在武威、张掖等地低价收购了烟土1600两,还派出亲信人员赴川、康地区采购。马的烟商代办马爷拥有10万银元的资本,长期坐镇马尔康索马赢官寨,专门收购懋功、靖化、理县等地的鸦片,然后转手卖给西北烟帮。[131]随着马家军政势力的不断扩张,其贩烟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1944年,马少伯凭借其叔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的势力,连续三次到临洮、岷县等地贩运枪支弹药,再由洮、岷贩烟土到宝鸡。

1945年,马步芳指使西宁东关“峻德号”持西宁商会护照,载运烟土共11驮子,取道民和县境运往甘肃洮、岷等地区销售。这一行人路经川口时被骑五军副官处查获。但该处报告军长马呈祥后,接到的竟是“奉主席电谕,护送过河”的指示。[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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