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民众贩毒

东北沦陷区的民众贩毒

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东北民众饱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蹂躏,家破人亡,民不聊生。为了谋求生存,有些人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中偷种罂粟。有偷种必有偷贩。这些偷种偷贩者既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又是害人者。他们的勉强生存是以吸毒者们的慢性自杀为代价的。

从1943年起吉林的一批百姓因生活日迫,走上了贩毒牟利的道路。他们去产鸦片最多、价格又相对便宜的热河省买烟再向北贩运,一开始是乘坐火车随身携带,后来日伪方面检查严了,又改坐汽车、马车或干脆徒步贩运。过了一阵子这些办法也不行了,于是烟贩们花钱托火车司机或烧火的司炉代运。后来日伪方面命警护团仔细检查火车头以及司机、司炉本人,检查出烟土一律没收归警护团官兵个人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烟贩采用了吃运法。他们买进烟土后用三层避孕套装入一两鸦片烟,放在烫手的热水中泡软,使之成为半流体,又滑又软,空肚吞下十几个,然后乘火车而返。回到家里马上进食,静候肚子中的鸦片随大便排下,洗净剥出,卖给吸食者。烟土的本钱以一次10两计算,在热河买入是40元,加上往返火车费20多元,共60多元,在吉林卖出后可净挣200元。当然这一只挣不赔的买卖也不是没有风险的。有一次一个烟贩在热河叶柏寿吞下了鸦片,不料坐火车至打虎山时避孕套爆裂,中毒身亡。在进行尸体解剖寻找死因时发现了这一秘密,以后铁道警护团就强迫铁路人员将可疑的乘客在开通站下车,拘禁三四天。在这近100小时内任何人都不可能不排便的,于是在烟贩中有了“火车好坐,开通难过”、“开通是雁过拔毛的地方”等说法。但无论如何,空隙和漏洞总是有的,因此冒险贩烟侥幸过关者仍然不少。[101]

1944年6月,据伪满保安局一份文件《热河鸦片与走私》统计,热河每年生产的鸦片中有600万两流于走私,“按通过省境时的价格每两平均60元计算,约达3.6亿元之巨”。“走私者几乎全是满人,但在热河的2000名朝鲜人亦与鸦片走私有关联”。1943年一年热河共抓捕了走私者649人,缴获鸦片十二三万两。此外,从1937—1940年伪华北禁烟总局对热河烟土入口实行免税政策,间接地刺激了热河烟土流入华北。这一政策在1941年度一度停止,但从1943年起又重新开始实施,实际上对热河的鸦片走私起着引诱的作用。据统计,1943年热河走私入华北的烟土高达200万两。[102]

华北、华东沦陷区的民众贩毒

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后,日军通过禁烟局专卖的官土税重而价高,而私自贩运逃税后可获重利,因此有些无业男女便冒生命危险往返西北偷运大烟土。为了逃避在车站和列车上的搜查,贩运者利用人体器官秘密藏匿烟土。男人将大烟土搓揉成长条状,用避孕套在两头套上十几层,空腹不食塞入肛门内,妇女则把烟土包好后塞进阴户中,这些“肛门队”和“水门队”频繁穿梭北平至绥远包头一带,贩运大烟土。[103]

天津大毒贩石子文在“七七”事变后即勾结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大量制贩毒品行销各地。此人先后在涿县、天津西营门外,霸县堂二里和子牙镇等地共开设了5个制毒工厂,制造白面1万余两,另在平津两地开设土膏店3家,大肆贩毒。他还勾结日本人前往济南、河南、南京、上海等地贩毒,赚得黄金300余两。当时与石子文并称“白面大王”的还有康世清、康少山等十余人。康世清从1940年起即在天津小站与王景山等勾结日寇、汉奸开厂制毒。1942年他兼任日本宪兵队特务后更是有恃无恐,大肆制贩毒品,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共制毒40余万两。从1934年起就利用邮局职务之便贩运毒品的刘树人(又名刘家森)在这一时期也伙同石子文等人在天津、宣化、小站等地开厂制造白面。[104]

1939年,傅作义部进驻河套地区,动员全民抗战,禁种大烟。此后,从河套东面的沦陷区就有些平民潜入河西贩运鸦片,若被关卡查获,轻者没收,重者坐牢以至枪毙。烟贩们为了逃避关卡检查,有的将烟土包扎成圆柱形,塞入自己的肛门内,有的表面上是用棺材装死人,实际上是挖空棺材板壁或在死人的尸体内填装鸦片偷运,有的把鸦片缝裹在羊尾巴上,以赶羊为掩护实行偷运。最常见的则是在衣服、行李、用具中进行暗藏夹带。[105]

在山西应县也有一些不顾国难当头大肆贩毒的人,如南河种村的毒贩洪七娃、洪八娃和茹越口的姚某等,均与汉奸紧密勾结,以售其毒。在当地民办而由日伪政权公助的晋北烟土组合与私贩们各行其道,各显神通。前者走平津一带,后者或西出包头或南下太原、河南,再分散各地。[106]

山东济宁沦陷期间,有领照营业的“三义成”、“德隆”等土药店,经营销售来自滕县、羊山的“草货”,每两3—5元,来自口外的“北土”,则每两索价10—20元不等。济宁还有“盛华”、“鸣石”、“寿康”、“洪园”、“新新”等13家土膏店,他们都从土药店或毒贩处购得烟土,再加工成烟膏、烟棒零售的。此外另有约200余家私烟馆以及长途贩运、囤积储藏、零整批发,提供烟土货源的大毒贩数十人。这伙人资金雄厚,交游广阔,兼营烟土和海洛因,号称“黑白大仙”。他们能呼风唤雨,仗着贩毒发财致富,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佟坤元、张福林、贾广义、钱玉彬、曾广誉、时耀亭等。[107]

在江苏昆山,青帮通字辈、新镇制毒惯犯刘厚吾在“八一三”战事后又勾结部分广东大埔同乡开设土膏行,串通黑道,贩运白粉、红丸。刘特意长期雇用四个朝鲜浪人假冒日本人,横行城乡。杜月笙的门徒、浙江台州人罗秀江、罗秀山兄弟抗战前就几乎垄断了昆山的鸦片买卖,二罗开设的“祥生”、“祥泰”土膏行专营批发兼做零售,销量占全县的80%以上。昆山沦陷后他们又勾结日伪,与黄金荣的门徒一白相人合伙,恢复“祥泰”土行。这一白相人收徒500余人,二罗为了利用他的恶势力,高薪聘请他为经纪人。抗战前,曾在周市更楼桥以开茶馆为名,设赌贩毒甚至纵徒抢劫分赃的胡维藩,在昆山沦陷后搬进城里,与安庆同乡数人合伙在南街口开设土膏店,其烟土来源主要从祥泰行以较优惠的价格买进,此外一部分由苏北大亨、原上海法租界捕房督察长金九龄负责提供。此外还有一些专贩白粉的,他们同样与日伪势力、帮会狼狈为奸,运销牟利,坐地分赃。[108]

浙江西部沦陷后,受日军毒化政策的影响,吴兴县城内即有烟馆200多家,并雇用女招待,迷惑烟客;安吉县梅溪镇上有7家鸦片馆。此外安吉、孝丰、长兴各县都有一些人在暗地贩卖鸦片,进价为1两20元,但带到吴兴即可卖到1两60元。[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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