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东兴公司是日本黑龙会要人佐伯悌弘仪发起组织的，具体时间不详。
据佐伯悌弘仪自称，1910年“受孙逸仙、黄兴的邀请，前往湖南省长沙，以此为根据地，作孙、黄的顾问”。但当时无论是孙还是黄均不在中国国内，此事尚有待考证。在这以后，他“亲眼目睹支那四亿民众的百分之八十成为吗啡中毒者”，便将从德国获得在亚洲有独家销售权的解毒剂“氨基林”改称东光，从1913年起在中国各地销售。
东光剂据称“是由海洋软体动物胆汁的主要成分中提取出来的‘氨基乙磺酸’中加入特别贵重药剂‘石蒜碱’以及其他两三种贵重药剂合制而成的……它的颜色、形状均酷似吗啡、海洛因”，据说对解除吗啡、鸦片中毒有良好的疗效。[85]但实际上东光剂是打着解毒剂招牌的变相毒品即“吗啡的缓和增量剂”。在东北沦陷时期，东光剂是伪满禁烟医院“康生院”的主要“戒毒剂”，然而多数烟民吃了这种烈性毒品后“神经错乱，眼睛瞳孔发散，成天胡言乱语，不思饮食。因服此剂送命的大有人在”。[86]
东光的批发价从1913年至1936年一直是每封350元。“七七”事变后中国官方禁止吗啡、海洛因进口，加上生产又少，致使作为代用品的东光剂价格暴涨，至1942年每封价格已突破8000元。
佐伯悌弘仪承认，东光剂的销售以前得到过原总统曹锟及其弟弟曹谦等人的帮助，“但因没有此方面的销售经验，又缺乏对商业民情的考察……一直不尽如人意”。自从经时常来曹锟北京寓所的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介绍，与青帮头子杜月笙结交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杜月笙受佐伯悌弘仪委托，“召集潜居各省的青帮头目，销售东光，并不断改善东光的缺点”，终于使东光打开了销路。公司方面曾遍访各省青帮头目，送出东光剂40封作为礼物。受礼者无不欣喜万分，誓言“献上自己的生命，以供自由驱使”。与此同时，东兴公司用东光剂“笼络了一部分中国百姓的心”。[87]1939年2月，东兴公司一次就向中国贩运东光剂1万公斤，攫取中国铜、铁、铝、钨、桐油等军用物资数千吨以上。同年12月15日命名“天的”的青帮总管张相思与命名“地的”的王立山交换换货证据单，主要内容是：（1）对“地的”送货东光价钱一个，“天的”送货铁、铜、五金、桐油、芝麻、牛皮、蓖麻油；（2）“地的”对“天的”换货现钱要支开；（3）一次换货头要500万元；（4）运脚货主要支开。[88]这张换货单后附有一张东兴公司编的“各省青帮系头目姓名单”：
青帮头领耿嘉基 副头领王茂亭 书班长俞子英 浙江汪静宜 山西韩吉祥 察哈尔屈德泽 陕西李仲符 四川民生渝 绥远杨雨农 福建叶心镜 甘肃白映一 河北边行书 安徽李蔚堂 湖南严德明 云南许慰农 河南龚仙舟 广东胡文林 江苏陈祥卿 山东度锡藩 江西王荣华 青海黄在中 宁夏康特璋 广西马君武 湖北杨春洲 贵州王秉中 西康张一鹏 新疆钟振东[89]
上述名单中的这些人是否会真的听命于“天的”张相思、“地的”王立山另作别论，但日本侵略者利用各省青帮网络来推销东光剂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1942年，东兴公司经过多年努力，独立地研究出制造东光剂的方法，每月可生产东光5000公斤，完全取代了德国产品。在东京本社内存有2000公斤，在台湾高雄工厂中存有5000公斤，在北海道工厂存有10000公斤。
这年东兴公司代表佐伯悌弘仪为了“奉献一心一意奉公本职的至诚，作好战争后援”，特向日本军方呈上请愿书，要求批准将东光交换日军尚未占领地区的旧五金、杂粮、油类、矿产、皮革、棉纱等军用物资，并批准把这些军用物资“从未占领地区搬到占领地区，并将其划归军队”。《请愿书》称此举“既可削减敌人的军需物资，又有利于报告敌军状况”。具体计划是在预定交换物资的汉中、九江、海州、杭州、福州、厦门、广东某地之附近设立十个东兴公司的出差事务所，由公司派10名职员前往这些未占领区。公司方面负责将青帮一次性订购的500万元以上的东光剂从各产地“无滞压无破损地切实运往目的地”，青帮总代理张相思负责指挥各省头目从中国军队的仓库中搬出军用物资运往位于华中南10多个地方的青帮基地，以日本统制价格的70%与东兴公司交换东光剂。东兴公司“以每封840元的批发价提供东光，并加入一半分量的吗啡，用以每封八千日元的价格销售，可获得无法比拟的巨大收益。本公司在此利益关系方面，已捕捉到他们的特殊性格，可随意控制他们的生死”。
东兴公司还计划向各省青帮头目（必要时也可向下面的成员）赠送100公斤乃至200公斤的东光，指使他们从事以下工作：“（1）侦察报告敌军的军备及计划；（2）警戒护送敌占区的军用物资到安全地区；（3）把英美提供给重庆的物资运到我安全地区；（4）集合商工农协助易货交易；（5）可作其他方面的紧急报告；（6）安抚中国民众。”[90]这一计划表明日本侵略者一手策划的毒品贩卖还会引发一系列相关的军事、经济和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