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清和是厦门鼓浪屿人，1898年生于一个杂货店老板家庭，少年时期曾就读于英国教会学校——英华书院。青年时期开始经商与贩毒，后来成为厦门大鸦片贩子丘俊的押运员，时常从上海向厦门押运鸦片。不久，被提升为“裕记”鸦片行驻上海办事处的经理。1924年，“裕记”行上海办事处因为偷漏鸦片税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现，叶清和与另一职员被逮捕，鸦片也被全部没收。叶清和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多，狱中发生越狱事件，事前叶清和曾与试图越狱的人一道密谋，而后又串通巡捕告了密，因此获得提前释放。
出狱之后，叶清和利用小老婆李惠珍的关系与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拉上了关系，被安插进禁烟局。有了禁烟局的肥缺，叶清和抓住一切机会走私鸦片，很快发了财，在禁烟局干了一年多，或者通过公开敲诈，或者通过暗地走私，便拥有了数万的家产。1925年，叶清和辞去禁烟局的职务，在上海法租界吉祥街德福里95号开办了自己的“和源行”，公开的业务是代理德国洋行的颜料和五金，实际是推销鸦片。狡兔三窟，叶清和不仅在上海有了自己的行店，而且在厦门让自己的弟弟开了分店，名字叫作“和益行”。有了先前的教训，叶清和为了贩毒的便利，购买了葡萄牙国籍作“护身符”，随时准备逃避打击。“和源行”推销的鸦片主要来自伊朗。在上海经营鸦片生意的人很多，但由于经营毒品风险很大，真正能够做大做强的并不多。叶清和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海滩上的“鸦片大王”，除了依靠自己手腕之外，关键是依靠了他的合伙人。他的合伙人华清泉、汪少丞（杜月笙的徒弟）、黄彰发、郑耀光（潮州帮鸦片商人）等人全是上海的大流氓。
1926年，叶清和在国民药房二楼设立了“源和行”，专门贩卖海洛因。这些海洛因主要来自法国，采取罐装方式，每罐重量1公斤，每月供货一次，每次大约100罐左右。海洛因在当时已经被定性为毒品，不能公开大量输入，只能采取走私方式。叶清和走私这批毒品主要使用了偷天换日的方法。按照当时海关的惯例，凡是转运其他口岸的货物，一律上岸入仓，上海海关一般不开箱检验，等到运到目的地以后，由当地海关负责查验。叶清和就钻了这个空子，在法国马赛装船时，诡称这批货物是运往天津的，运到上海以后，利用在仓库等待转运的机会，通过已经收买的仓库管理员悄悄将海洛因取走，然后把同样的瓶装罐头装进去，转运到天津。利用这种方法走私毒品，叶清和从未失手。源和行销售毒品的方法也很安全，海洛因从不进入行里。从法国购买的海洛因一般放在法租界的一个流氓家中，客人在源和行购买海洛因，谈好价格后，由叶派人在指定地点交货，客商从不知道货物自何而来。海洛因整瓶售价在上海大约为1100银元，散装价格要翻一番。
20年代末期，四川军阀范绍增曾经派遣代表驻在上海，为其秘密购买武器。一次，军火买卖出了问题，代表王君白在法租界被捕，国民政府要求引渡。范绍增十分着急，想通过杜月笙摆平事件，派人与叶清和取得联系，允诺事成之后，将在四川设厂生产海洛因的特权交给叶清和。叶清和一口答应下来，花费5万元，利用杜月笙的关系释放了王君白，叶清和也在范绍增的合伙帮助下在重庆设立了毒品加工厂。双方合伙的条件是，各投资50万元，范的投资是掠夺来的鸦片，叶的投资是机器设备和化工原料。技师最初由叶清和从国民药房雇佣而来，但因生产出来的海洛因质量不佳，又改换日本技师，但仍然没有生产出高质量的海洛因。为了顺利销售在四川制造的毒品，叶清和准备在上海设厂，进一步加工成精细的海洛因。为此，聘用了一个日本技师，每月工资1000元，于1931年底在法租界十三层楼附近开始了加工。1932年夏天加工厂转移到公共租界的虹口，辞退了日本技师。代替日本技师的是自己的两个亲信，一个叫周养元，一个叫王开炎，都是叶的同乡人，拜把子兄弟。原来在法租界设厂之前，狡猾的叶清和就考虑到必须培养出自己的技师，以防止日本人垄断技术。因此，当他高薪聘请日本技师后，就指使周、王二人担任总务，随时准备窃取加工海洛因的秘方。日本技师也很狡猾，生怕自己的秘方泄露，失去月薪1000元的岗位，所以，他在配药时，总是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工作室里，不让任何人接近。但是，为了窃取配方，周、王二人也费尽心机，凡是发给日本技师的药剂，都尽量装在有刻度的量器中。等到日本技师离开工作室之后，他们偷偷进入工作室查看使用了多少药剂，然后与生产海洛因的数量加以核算，求出配方。但是用这种方法得到的配方每次都不一样，试制了三次都失败了。那么，为什么每次的配方都不一样呢？经过周、王反复观察，终于找到了秘密。原来日本技师在配完药剂之后，每一次在洗手时，都随意将一部分药剂倒入通到地下的水管里，用意很明白，就是防止有人盗用他的配方。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周、王在叶清和的指使下，派了两名水泥工匠，趁日本技师晚上下班回家，连夜在地下管道下面装了一个玻璃瓮，专门盛接日本技师倒掉的药剂和废水。接着，周、王继续采用先前的方法进入日本技师的工作室，记录下药剂的存量，然后把玻璃瓮里的水取出来，聘请药剂师化验成分，终于得到了真正的配方。这么一来，日本技师的饭碗也就丢掉了。
重庆制毒厂生产出来的海洛因是通过邮局以中药川贝的名义寄到上海的。在重庆寄出时，靠范绍增的庇护，不用检查。到了上海，叶清和通过贿赂在邮局派驻的海关人员，使检验成为过场。重庆的制毒厂大约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停办了，原因是靠山倒台，失去了范绍增，毒品生产无法继续下去。叶清和不甘心失败，又在成都找到了一个军阀，将重庆的机器设备和化学原料全部搬到了成都。成都制毒厂的合作方式类似于重庆，叶清和投入资金80万元，派了两个亲信去经营。成都的制毒厂生产了两批海洛因，姓谢的合作者就死掉了，新厂又一次停产。
不过，真正使叶清和倒霉的是上海的毒品加工厂。上海的毒品加工厂提高了质量，销路好了起来，这对于叶清和来说本来是发财的好机会，然而利益发生矛盾，引起了竞争对手的嫉妒。一天，趁叶清和未在上海，公共租界查封了虹口的毒品加工厂，将厂里亲信一网打尽。公共租界之所以出手这么坚决，是因为另一家海洛因加工厂收买了租界的华人侦探长陆廉奎，而陆廉奎肯效力又是因为本来就与叶清和有宿怨。据说，叶清和在公共租界设厂之初，陆廉奎前来敲竹杠1万元。叶清和认为自己与工部局关系密切，不吃这一套，因此得罪了陆廉奎。陆廉奎积怨在心，伺机报复。叶清和自天津返回上海后，探知被查封的底细，托人与陆说项，但陆认为叶清和翻脸不认人，不能与他有交易，声称要将他缉拿归案。叶清和受此恐吓，活动十分谨慎，但最后还是被陆廉奎捕获。叶清和被捕后，托人找关系，获得保释，保释条件是一家殷实的店铺与4万元保金。叶清和保释之后，心有不甘，用重金聘请著名律师章士钊试图翻案，控告工部局侦探队长陆廉奎敲诈未遂，滥捕无辜。官司一直打到高等法院，连续败诉。陆廉奎赢了官司，不肯歇手，责令保释人追回被保人叶清和。事到如今，叶清和看到无力回天，只好悄悄逃离了上海。毒品加工厂被查封，官司连续败诉，赔偿保释人的损失，前前后后至少花了20万元。
1933年，叶清和潜回厦门避祸。是时，掌握福建统治大权的是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担任省主席兼民政厅长。1930年代前半期，禁烟禁毒在各地都在真真假假地进行，福建也不例外，组织了一个禁烟委员会，委员长由蒋光鼐亲自担任，副委员长由高等法院院长魏大同兼任，委员有当地著名人士萨镇冰、高登艇、邓世增等十多人，各省市也都设立了禁烟督察员。十九路军在福建的禁烟未能使鸦片走私中断，却使鸦片价格涨了一倍。叶清和熟知鸦片行市与走私经营方法，立即与老搭档黄彰发联络，与先后担任台湾公会会长的台湾籍民施范其、曾厚坤、陈长福等人合伙组成了“五丰公司”。五丰公司的总公司设在厦门，另外在福州的南台上海路设有分公司，专门进口伊朗鸦片。1934年1月十九路军失败，叶清和很快与负责镇压十九路军的总司令蒋鼎文取得联系，以资助数万军饷的代价，弄到了鹭通股份有限公司包销鸦片特货的权利。鹭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34年9月，半年后改名为裕闽公司，叶清和担任董事长，股东仍是陈长福、曾厚坤等人，公司设在厦门升平路惠通巷7号。
鹭通公司包销闽南特货，是向禁烟督察处福建办事处厦门事务所承办的，条件是每月交纳7万元。有了这样的特权之后，“鹭通公司就在闽南各县遍设所谓代理处，把各县的包销权专卖给各该县的军阀、土匪、地富、劣绅。鹭通公司在各县的代理处，有金门的浯通公司、龙溪的龙通公司、海澄的德通公司、永春的百龄公司、泉州的泉通公司、德化的百合公司、仙游的仙通公司、南安的南通公司、惠安的惠通公司、同安的同通公司、安溪的溪通公司、南靖的靖通公司”。(22)鹭通公司最初经销的特货是从上海运来的四川、云南鸦片，贴有禁烟督察处的印花。
鹭通公司运转不久，财源滚滚而来。但叶清和仍不满足，继续在销售特货之外，设法走私毒品，并且为了逃避打击，接受了在上海的教训，加入了日本国籍。1935年以后，全国掀起禁烟运动高潮，军统特务系统利用禁烟督察处将其势力扩大到福建，叶清和认为自己有日本国籍的护身符而有恃无恐。1937年6月，省保安处通知叶清和到福州开会，牢狱之灾又一次逼近。临行之前，叶清和感到似乎要出问题，但又觉得问题不大，即使出了问题，按照他的人生经验是可以用钱摆平一切的。叶清和带领陈长福到达福州后，开了几天会，于会议结束后在外寻花问柳时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本来叶清和靠的是“台湾公会会长”的护身符，但被逮捕时陈长福却在睡大觉。陈长福一觉醒来，没有看见叶清和，立即向日本领事馆汇报。日本领事馆出面交涉，福建省政府只是答应代查下落而已。
叶清和被捕后，先是关在省保安处，而后押送到南京，被判处五年徒刑，罪名是破坏特货信誉，非法牟取暴利。叶清和入狱不久，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攻占上海后，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撤退，下令将判处十年以上的囚犯就地正法，将十年徒刑以下的运往芜湖。运载叶清和的船只在江中遭遇日本飞机轰炸，船头中弹，沉没。叶清和自幼生长在鼓浪屿，会游泳。船沉之后，给他造成了逃跑的绝佳时机。脱网之后，叶清和不敢回国民政府仍然控制的福建，在其狐群狗党的帮助下经过武汉，逃到了香港。(23)
逃到香港以后，叶清和先是住在付扶林道，后来搬迁到盆咸道。他凭借着与日本大特务头山满儿子的关系，又东山再起，开设了福兴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和运输业务。日军占领广州，叶清和在广州和澳门又开设了分公司，主要是从香港运输汽油、粮食到广州，然后从广州走私日本的军票到香港，并接受日本新兴公司的委托，从越南运输大米到厦门，供应军需。伪厦门禁烟局用鸦片销售的利润来套购大米，伪市政府的官员则以大米来交换鸦片，鸦片一时成为市场上的中介品。
叶清和在南方一边替日军搜购军需品，一边想着如何在上海东山再起。1941年，叶清和乘坐香港渣华公司“芝字”号轮船回到上海，试图通过接近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在上海开设一家大赌场，同时兼营鸦片生意。据说，南京方面已经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在上海筹办时，日伪机关不认账。个中原因是，盛文颐等人不想让叶清和染指赌场和毒品，抢走他们的利益。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叶清和接受了头山满儿子头山左比（时在香港领事馆工作）的派遣，到广东的海丰和陆丰替日军搜购军用物资。最初，叶清和使用棉纱与海丰、陆丰奸商在海面交换钨矿，后来改在陆地交换。1944年，叶清和发现派去交换物资的人赚了他的钱，想亲自出马查个究竟，但出门后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擒获。叶清和被捕的消息传到香港，家人立即托人活动，试图花钱营救叶清和出狱，结果一切落空，这个罪恶累累的民族败类病死在狱中，47岁就早早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