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广东占领地区极力纵毒，在香港，在澳门，在其他占领区也无不如此。鸦片之所以成为全球性的商品，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要为毒品贸易的发展承担责任。正是它们为了平衡贸易，为了牟利起见，用走私毒品的手段，给中国人造成了无穷的灾难。日本人后来者居上。
1841年，英国侵占香港，鸦片在此地长期成为合法商品。1908年5月，一项议案被通过。该议案建议，在皇家殖民地，尤其是香港和锡兰应采取步骤尽快结束鸦片烟馆的合法营业。但这项法案在香港受到抵制。不过，在1909年至1910年间，香港所有的鸦片烟馆还是被关掉了。在香港开设鸦片烟馆是非法的，但买卖和消费鸦片仍是合法的。1914年，香港结束了鸦片垄断体制，改为由政府控制的鸦片特许制度，香港政府机关负责加工鸦片，然后通过许可证制度进行销售，而价格则由政府控制。实际上，香港总督就是鸦片垄断商。从1932年开始，香港总督府才决心彻底关闭鸦片烟馆。不过，香港在1935年还有2500家非法鸦片馆。又过了5年，香港才把鸦片列为非法毒品。这一时期，吸食鸦片烟的人数开始减少，但是，与此同时年轻人开始吸食海洛因。当时海洛因大半做成粉色的药丸。海洛因消费数量的增加可以从香港警察署的统计数字中看出。1931年，查获了5000粒药丸；1935年，查获了50万粒药丸。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伪香港总督矶谷廉介于1943年1月24日发布命令，任命藤田一郎为鸦片专卖总督，在香港和九龙设立分销处19处，每家须缴纳保证金5000元（军票），规定每人每日吸食1钱，个人不得贮藏鸦片，凡是家有鸦片者，一律按照43.5元（军票）收购。在日本占领时期，香港消费的鸦片主要来自伪满洲国或华北地区。(32)不久，随着战争形势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进口鸦片的运输线被卡断。成千上万的鸦片瘾君子由于突然断绝供应而死亡，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死里逃生，戒断了毒瘾。澳门被日军占领以后，鸦片消费主要依赖日本和越南的鸦片供应。“抗战胜利后，日本所存港、粤及华南各地之烟土，多数为澳府贱价吸收。”(33)
1942年1月，日军从泰国兵分两路向缅甸进攻。应英国方面的要求，中国政府先后派出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进入缅甸参加作战。经过在缅甸北部的浴血奋战，在失利情况下，中国远征军于5月分成两部退出了缅甸北部，一部分进入印度，一部分退回云南。日军尾追中国撤退的军队，占领云南怒江以西的龙陵地区。此后，中日军队以怒江为界形成对峙状态，一直到1944年11月3日中国军队收复龙陵为止。
日寇在占领龙陵地区的两年半时间内同样极力纵毒，并把纵毒行为说成是“他们的公正美德”，“优待吸烟人”。龙陵在失陷以前，已经按照政府禁令拔除了罂粟苗，播种了玉米、大豆等谷物，然而日军在占领龙陵以后，立即命令伪县政府开放禁令，增加鸦片生产。战地报道说：
敌人为大量毒化我一般无知人民计，乃将鸦片售卖，让人民自由公开交易，并勒令订低其价格，若用军票交易，尤为便宜多购。一时腾龙、芒市等地之经营此项交易者，为数甚多……你若是做大烟生意的，就有搭军车的资格，沿途又无任何检查……敌人和伪县府常常向民间抽用役夫，为之工作，但所得之每日薪工部分不发给金钱，均为鸦片……譬如某甲每月需吸用大烟5两，敌人就如数发给某甲大烟5两，以代月薪所得。总之，你能吸用多少，数目那是只有多余，无差少的。敌人说，这是他们的公正美德。又，若某甲是吸用大烟的，那么他在做工时可以得到优待，抬东西，他可以少抬一点。敌人说，这是优待吸烟人。在这种情况下，不知无形中利诱了多少不吸烟的青年，为减除本身所受的痛苦，而学会了吸用大烟。如此一来，敌人的毒化政策，又收到了一大效果。敌人和伪县府，也常常向民间抽用壮丁，不论老少，一概难免，唯有吸用大烟者，可缓役，或甚至不要，即使把吸大烟的调入军队，他们还是仍然可领到每月所必须的大烟数量，而且在军队中，还可得到意外的优待，一般乡民为避免壮丁之抽征，而吸用大烟者，为数甚多。综观敌人在龙陵之毒化政策，他是采取了消极的方法，使你会轻轻地忘了他的恶毒阴谋。可是，铁一般的事实，又怎能掩饰他那血红的面目呢？(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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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在福州开设的大鸦片烟馆和土栈有合源洋行、永华洋行、财记洋行、东光洋行、春大洋行、宝泰洋行、仁源洋行、山海洋行、意发洋行、三信洋行、合春洋行、日兴泰洋行、松山洋行、公平洋行、高德记洋行和源泰洋行。《日人在闽庇烟纵毒》，《民国日报》1930年4月13日。
(2) 上海文史馆编：《旧上海的烟赌娼》，上海：百家出版社，1988年，第38页。
(3) 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中将池田纯久1953年在《陆军葬仪委员长》中写道：九一八事变时，“一群在日本混不下去了的人，流入了中国内地，有不少人从事鸦片私卖。他们以治外法权作盾牌，悬挂太阳国旗，公然贩卖鸦片。因此，有不少中国人看到太阳旗，以为是鸦片商标，还不时地发生凌辱日本国旗的事件，以致发展成外交问题。后经仔细调查，才发现中国人不知道那是日本国旗，以为是鸦片商标。简直是笑话。”江口圭一著，宋志勇译：《日中鸦片战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4) 《厦门日籍浪人记述》，厦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厦门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3年3月，第6页，第39～40页。
(5) 《厦门日籍浪人记述》，厦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厦门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3年3月，第6页，第39～40页。
(6) 上海市禁烟委员会编印：《禁烟专刊》第1期，1935年12月，第30页。
(7) 《各省市禁烟概况》1934年春—1935年春，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7页。
(8) 福建省民政厅编：《福建省禁烟概况》，第75～76页。
(9) ［日］江口圭一著，宋志勇译：《日中鸦片战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10) 许雪姬：《黄海波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1995年第6期，第189～191页。
(11) 许雪姬：《黄海波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1995年第6期，第189～191页。
(12) 魏宏运：《三四十年代日本的鸦片侵华政策》，张海鹏主编：《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3页。
(13) 《厦门日籍浪人记述》，第43页；《厦门沦陷时期的警察机关》，第63～64页。
(14) 《日本毒化罪行资料》，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97页。
(15) 《敌伪在沦陷区施行毒化政策情报》1943年6月，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64页。
(16) ［日］江口圭一著，宋志勇译：《日中鸦片战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17) 《日本毒化罪行资料》，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97页。
(18) 《日本毒化罪行资料》，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97页。
(19) 《国民政府内政部关于日本在厦门毒化情形致外交部电》1942年11月25日，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97页。
(20) 《中共宣传、政治两部就厉行烟禁以摧毁敌人的毒化政策告国人书》，《新华日报》1938年6月3日。
(21) 厦门市档案馆编：《厦门抗日战争档案资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9～432页。
(22) 上海文史馆编：《旧上海的烟赌娼》，上海：百家出版社，1988年，第40页。
(23) 另一种说法是，叶清和被捕后，日本领事出面交涉，要求立即释放，福建省府最初表示拒绝，后来在日本的压力之下将其释放。山田豪一编：《ォルド上海鸦片事情》，东京：亚纪书房，1995年，第129～133页。
(24) 陈大猷：《1926年至1934年间的广东禁烟》，《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1963年，第130～132页。
(25) 《广东禁烟纲要五则》，《越华报》广州，1936年11月9日。
(26) 内政部编印：《禁烟禁毒工作报告书》，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7) 陈思齐是台湾人，曾经在广州广雅中学读书，毕业回了台湾，投靠了日本人，成为日本南方派遣军特务机关长矢畸的亲信。
(28) ［日］江口圭一编著：《日中战争期间阿片政策》，东京：岩波书店，1985年，第111页。
(29) ［日］江口圭一编著：《日中战争期间阿片政策》，东京：岩波书店，1985年，第112页。
(30) 《国民政府内政部关于日本在广东花县、潮安等毒化情形致外交部电》1943年2月10日，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58页。
(31) 《1942年12月31日广东省政府报告及1943年11月4日中央调查统计报告》，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79页。
(32) 《国民政府内政部关于日本在湖北及港九实施鸦片专卖公函》1943年1月15日，《1942年12月31日广东省政府报告及1943年11月4日中央调查统计报告》，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79页。
(33) 《广东省政府关于澳门华侨烟毒情况致内政部公函》1946年3月8日，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98页。
(34) 许颖贤：《敌人在龙陵之毒化》1946年5月，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