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前后日军在察哈尔的纵毒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迅速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侵略者贪得无厌,接着又向热河、察哈尔以及山海关发动攻势。1933年2月占领热河,而后进扰察哈尔东部,攻占了多伦、沽源、宝昌、商都、康保和张北等处。5月,冯玉祥、方振武和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组成察绥抗日同盟军。6月,抗日同盟军发动攻势,迅速收复康保、沽源、宝昌和多伦。9月,同盟军在滦东失利。1935年5月30日,4名日军特务潜入察哈尔境内绘制军事地图,6月5日被当地驻军扣留。日本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提出种种蛮横要求,迫使察哈尔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方代表土肥原在北平谈判,最后签订了《秦土协定》,使察东成为非武装地区,宋哲元部二十九路军被迫撤出察东地区,日本侵略势力事实上已深入察哈尔地区。12月,日军再一次进入察哈尔,控制了张北地区。

毒化政策作为日军侵略总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是伴随着军事占领。凡是日本太阳旗飘扬的地方,毒品势力必定被占领军迅速扶植起来。1935年12月,日军占领察哈尔张北县。此时正是当地罂粟播种季节,侵略者随即发布文告,引诱农民种植罂粟。日军不仅为农民提供罂粟种子,而且从伪满洲国选派了技术员来指导罂粟种植与鸦片采集。在侵略者看来,鸦片比龙烟的铁矿和大同的煤矿更有吸引力。有了鸦片,伪军就可以购买军火。(16)在日军的诱导下,张北县城附近的东西关、脑包底、马场房、九卜树、北树湾、龙王庙、杨家营等村庄开始大面积种植罂粟。在张家口,日本人于1936年先后设立了9家海洛因制造厂,即阪田组合(曹家胡同)、日本旅馆(大马路)、泰丰洋行(铁路街)、德隆洋行(马路头条)、林田洋行(东太平街)、福隆洋行(土儿沟)、中原商会(怡安街)、德胜洋行(土儿沟)、石川洋行(曹家胡同),每日生产量185包(每包18两,合计2880两)。其中以阪田组合为最大,其老板阪田诚盛雇佣员工170人,设备有压榨机12个、搅拌机80个、过滤器50个、大型水瓶40个,(17)每日可以生产海洛因80包。与此同时,富于冒险精神的日本浪人迅速拥入察哈尔的东部地区和山西省的大同地区(18)

1936年夏天,一群浪人住进大同市北门外的一家旅店,他们全是兜售毒品的贩子。开始时他们勾结当地的无赖把身上携带的“料面”(即吗啡)白白赠送给中国人,成瘾者立即成为日本毒品的俘虏。日本浪人不但在城内兜售毒品,而且还到城西口泉一带活动。一天,有三个家伙窜到城西的平旺村,用日本钞票买东西,村民不认识日本钞票,不卖。他们又拿出料面换东西,店主人表示拒绝。他们声称自己是浪人,不卖也得卖。店主人吓了一跳,立即跑到街上吆喝起来:“俄铺来浪人了!浪人来了!”村民们对于日本浪人在城中的为非作歹行为早有耳闻,视同恶魔化身,立即拿起铁锹、棍棒前来驱赶。三个浪人一看不妙,撒腿就跑,浪人在前面跑,村民在后面追。一直跑了五六里,这三个家伙回头看看人们不再追赶了,才停下了脚步。但他们不甘心失败,又跑到口泉最热闹的穆桂英坡街摆下赌具和毒品。有一个叫作村中有利的家伙干脆在太宁观街租住了一套庭院,挂上了“村中有利公馆”的牌子,开设赌局引诱赌徒,无偿提供料面。“有利公馆”的名字不胫而走,很快成为赌博与毒品“俱乐部”的代名词,每天进进出出的多是地痞流氓和赌徒。由于日本人的军事势力正在向这一地区渗透,这些日本浪人气焰嚣张,到处公开兜售毒品,闹得实在不像样子,地方警察不得不进行干预,将几名参与贩毒的中国罪犯绳之以法。当地中国驻军也包围了日本浪人聚居的旅馆,要求他们离开大同。这些家伙竟然开枪抵抗,中国士兵立即还击,打伤多人。日本浪人见势头不妙,才夹起尾巴逃回张北据点。

日本在察哈尔的纵毒政策一开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财务官E.M.佳克布松于1936年在《关于察哈尔六县沦陷后当地麻醉品的威胁》报告中指出,李守信统帅的傀儡军队奖励百姓增产鸦片,并按照日本人的意志修改了鸦片政策。1937年4月,另一位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也指出,为鼓励种植罂粟,驻察哈尔的日本官员用当地县长的名义发布公告,以免除地租和兵役以及候补公职人员资格来鼓励扩大罂粟种植。美国代表富勒(Stuart J.Fuller)在1936年日内瓦中央鸦片常设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上指出,日伪蒙军占领察哈尔北部后,罂粟播种面积大幅度增加,吗啡、海洛因工厂也由日本人迅速设立,先设厂于张家口,后来迁移到承德,而在张家口另建一厂。承德的工厂雇佣工人342人,张家口的工厂雇佣170人,日产海洛因50公斤。(19)

据记者1936年4月2日报道,张家口有坂原组合者为日本人所经营,“每日使用工人80余名,大规模制造白面,可出货80件,价值3.2万余元,由50余家分销处,承销于察省各县民间”。(20)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察哈尔南部地区,扶植起傀儡政权——“察南自治政府”。这个伪政权在日本人的授意下,立即抛出了《鸦片业务指导纲要》。该“纲要”宣称,扩大罂粟种植,提高鸦片产量,是为了发展战时医疗事业。规定按要求种植罂粟者,可以免征地租;种植5亩以上者,可以免除兵役;种植20亩以上者,可以免除地租和兵役,还可以得到县政府的荣誉证书;种植50亩罂粟者,不仅可以免除地租和兵役,获得荣誉证书,还可以得到“地方长老”的称号,成为伪公职的候补者。“纲要”还规定鸦片的收购与销售由“鸦片公会”来负责,非公会会员不许收购鸦片。这个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鸦片的税收,而不是为了限制鸦片的生产、流通和消费。(21)为了贯彻这个“纲要”,伪蒙古联盟还陆续抛出了6个具体文件:《蒙古鸦片栽培暂行规定》《鸦片烟膏零卖暂行规定》《鸦片印花税暂行规定》《鸦片公会暂行取缔规则》《鸦片输送暂行规则》《鸦片吸食暂行规则》。

是时,全国各地正在开展严厉的禁毒运动,罂粟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鸦片生产量急剧减少,供求矛盾紧张,导致鸦片价格猛涨。特别是由于西口输入鸦片中断,蒙疆地区的鸦片价格暴涨了一倍多。1937年,每两鸦片的售价一般在2.2~2.3日元。1938年度,由于日本占领华北,全面开放烟禁,华北地区对于鸦片需求急剧增加(表19)。华北鸦片价格一路上涨,到了10月份,每两鸦片价格超过了6日元,在北平甚至突破了7日元。在暴利和日伪政权的诱导下,不仅察哈尔东部的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整个蒙疆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都迅速扩大,总面积达到590000亩,鸦片单产按每亩20两计算,总产量不下11800000两。

表19 1938年度蒙疆地区罂粟种植面积、产量一览表

1938年度蒙疆地区罂粟种植面积、产量一览表

本年度蒙疆一共征收鸦片14334685两,库存4479906两,输出量达到9854779两,价值43821175日元,平均每两售价为4.45日元。其中运往平津的鸦片有8908040两,运往伪满洲国鸦片工厂的有946739两。(22)就蒙疆日伪政权来说,本年度按照行市收购价格为2.2~2.3日元,销售价格平均为4.45日元,正好是收购价格的2倍。本年度一共收购了14334685两,按每两价格平均2.25元计算,收购这批鸦片需要付出32253041元,盈利为11568134日元,按1938年1日元兑换0.27美元计算,折合3123396美元。

还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当年输出的9854779两鸦片之外,蒙疆地区还有大量剩余鸦片。大量的剩余鸦片除了本地消费之外,还有一部分将在1939年输出到外地。根据统计,1939年蒙疆政权实际收购的鸦片只有887018两,而在贸易统计中,输出的鸦片却有3575000两(表20),输出数量远远大于收缴量。不仅如此,在1940年度的配给计划中还列出了1939年的库存鸦片1791924两。可见在1939年度,蒙疆地区日伪政权除了当年收购的887018两之外,还掌握了前一年的大量库存鸦片,其数额为4479906两。

表20 1939年度蒙疆鸦片收缴、配给与剩余鸦片一览表

1938年库存(两) 1939年收缴(两) 1939年输出(两) 1939年库存(两)
4479906 887018 3575000 1791924

注:在1939年库存栏中的1791924两鸦片中,包括了1939年利用特殊手段收缴的一小部分鸦片。

平心而论,绥远省与察哈尔省由于远离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地方军阀为了生存,为了军饷和财政上的需要,对鸦片征收了印花税(每两0.15元)、入境税(每两0.02元)、出境税(每两0.02元)、过境税(每两0.08元)、烟土牌照税(分为三等,每月40~80元)、烟膏牌照税(分为四等,每月60~120元),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当地的鸦片流毒。但是,地方军阀对于鸦片的生产与流通只是采取了放任态度,并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来努力扩大鸦片生产。该地区的毒品严重泛滥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占领军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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