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侵略欲望进一步膨胀,企图占领华北,占领全中国。从1931年开始,他们就利用一切机会向华北进行政治和军事渗透。在这个渗透过程中,日本毒品贩子成为侵略军的急先锋,川岛芳子即为重要成员之一。1933年1月,日军大举进攻山海关,迅速侵占察哈尔和冀东地区,华北门户洞开。日军一方面加紧军事侵略准备,配合政治阴谋,暗地策动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河南和山东)自治;另一方面提出中日经济提携的口号,试图从经济上控制华北的交通运输和战略资源。

1935年,在日军压力下,中国被迫做出妥协和让步,将北平到山海关长城沿线以南的河北22个县划分为“非军事化”的特殊区域,面积有12万平方公里。10月24日,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打出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旗号,11月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迅速占领北平、天津、保定等华北大中小城市,将王克敏、汤尔和和王揖唐拉扯在一起,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所谓行政委员会之下设立财政部和实业部,为日军在华北地区的经济掠夺提供服务。他们改变了国民政府的“两年禁毒,六年禁烟”政策,开始策划如何利用鸦片进行战略物资的掠夺。

日军占领南京后,于1938年3月利用“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招牌,把梁鸿志扶到傀儡政权的位置上。汪精卫投降后,根据日本最高机关的策划,1940年3月在南京宣布“国民政府”还都。这个伪政权成立后,立即宣布将华北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

日本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的机构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兴亚院”的华北联络部(又称“北支开发会社”)和“华北开发会社”。“华北开发会社”成立于1938年6月,由日本大仓财阀太谷尊任总裁,下辖13家公司,总资本达到7.5亿日元。1939年9月,“兴亚院”正式设立华北联络部,以喜多诚一为首,凡军事以外的事项,均归其操纵。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大致经历了从占领前的利用鸦片进行军事渗透到占领初期的“阳禁而阴纵”,再从“阳禁而阴纵”到公开强制毒化等三个阶段。日本的“兴亚院”成为华北地区毒品再度泛滥的罪魁祸首。本章着重讨论日本人炮制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禁烟法令和政策的欺骗性,主要揭露日军毒化政策的实质及其产生的严重危害。

本章所说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辖区大致相当于河北省长城以南地区、山东、山西和河南省的大部分被占领地区,当然也包括现在的京津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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