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严重泛滥

“九一八”事变之前,安东地区很少有海洛因患者,日本租界虽然聚居着贩卖吗啡的贩子,但在中国打击贩毒活动的压力下,他们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事变之后,太阳旗所到之处,日本与朝鲜籍的毒品贩子紧随其后,鸦片烟馆和销售吗啡与海洛因的毒品店就像雨后的毒蘑菇一样一齐冒出地面,甚至医院、妓院和当铺都成了供应毒品的场所。财神庙街、前后聚宝街、兴隆街、中富街、县前街,以及其他大街小巷或明或暗,都有鸦片烟馆。1933年,经过申请得到特许证的鸦片零卖所和公开贩卖吗啡、海洛因的药店大约有860家(一说500家),其中346家设于城内。吸食吗啡的约有25000人,吸食鸦片的约有15000人,合计40000人,约占安东总人口160000人的16%。据1935年的一项不完全统计,安东的鸦片烟馆有1800多家,尚不包括日本租界。

经过在华使领馆人员对中国东北地区流毒情况的调查,美国财政机关在1935年的报告中指出:“‘九一八’事变前,鸦片毒害的范围较小,仅威胁了安东一地。在日租界内私卖鸦片之时,中国当局为了对抗这一逐渐蔓延的毒害,曾采取果断的禁止措施,并曾颇有成效。但日本合并满洲、朝鲜之后,情况就完全变了。也即日本人及朝鲜人中的无赖汉等,利用其政治势力,从鸭绿江东岸新义州的制药厂,向当地公开输入鸦片及其他麻醉品。而且在七道沟设立了总经销处,日本人及朝鲜人经营的妓院,成了贩卖代理店。与此同时,当铺也被用于同一目的。那些可怜的沉溺于麻醉品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得不拿自己的衣服及其他物品交换麻醉品。”(30)

关于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在安东传播的情况,一位参与东京国际审判的美国官员指证说:“本地区海洛因的情况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前,海洛因极少,且偷偷使用,其范围也仅限于铁路沿线的城市及村落。但是,事变后海洛因的毒害及影响则波及到铁路沿线以外的农村,使用海洛因的恶风甚至刮到了满洲的士兵中间。”(31)

在奉天,如同安东一样,“九一八”事变后,到处都是日本人、朝鲜人和当地的绅士开设的鸦片零卖所,总数不下600余家,其比例分别是50%、40%、10%。除了这些鸦片零卖所之外,妓院和赌场也随时供应各种各样的毒品。由于许多人服用烈性毒品吗啡和海洛因,过量服用毒品致死的人经常出现在街头。吉林至少有900家供应毒品的场所,齐齐哈尔约有500家以上,营口至少有400~500家,承德城内也随处可见吸食毒品的场所。这种鸦片零售所的设备有的比较豪华,有的比较简陋。豪华的鸦片烟馆有烟榻几十张,营业需要占据一座几层高的楼房,安排数十名善于烧制鸦片烟泡的女招待;简陋的零售所,只是把普通的房子隔成若干小间,每个单间摆设两张卧榻。1932年2月日军占领哈尔滨之后,在Kitasky大街和大成街一带就有500家鸦片烟馆,全城估计不下1300家毒品营业场所。哈尔滨的鸦片主要来自长春,部分来源于朝鲜。

一位亲历者如此说:“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之后,日、鲜人在东北除售鸦片外,并以洋行药房作招牌,公开销售白面、吗啡。余曾见一鲜人开一吗啡贩卖机关,曾参观其内幕,除门市零售外,特设一房间,内中置一长桌,两边置座位,备打针者之用,案上置火柴数盒,备吸白面者之用,每晨起门庭如市,蜂拥而来,有持杖者,有披麻袋者,有持饭盒者,店内设有管针一员,无薪金,每打十针者之顾客,与管针者一针。其工作代顾客与老板作钱袋之交易,老板特关一室置有数窗与管针者交易,该店约有针十数挺,观其势尚有不足用之憾,顾客打针较迟者,吟喔于床上。”(32)

1910年日本合并了朝鲜,与台湾一样,在朝鲜这块殖民地上最初也采取所谓的鸦片“渐禁”政策。民国初年,中国禁毒逐渐走向高潮,亚洲市场上鸦片价格大幅度上涨,朝鲜的罂粟种植在侵略者的怂恿下大面积增加。1919年,日本在朝鲜开始实施鸦片专卖政策,鸦片出口被日本控制,1933年以后,朝鲜鸦片成为日本向中国输送鸦片的重要来源(详见表10)。(33)

表10 1933—1939年朝鲜鸦片生产与输出情况一览表

1933—1939年朝鲜鸦片生产与输出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极东国际军事裁判记录检察侧证据文件》第82卷;摘自:朴橿:《中日战争与鸦片——以内蒙古地区为中心》,台北:国史馆,1994年,第58页。

1933年,朝鲜鸦片产量急剧增加,可能与伊朗鸦片进口急剧减少有关。当时,伊朗鸦片是日本的主要进口对象。1930年代,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伊朗鸦片生产,伊朗鸦片政策有所调整,产量逐年减少。在此情况下,日本打算实现控制区的鸦片自给,因此,开始大力扶持朝鲜鸦片生产。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朝鲜鸦片主要输出到台湾。1937年以后,主要输出到中国东北地区。

据官方统计,1933年由朝鲜输入鸦片1899公斤,到1936年增加到11238公斤。毒品毒害了中国人,也毒害了生活在哈尔滨的日本人和俄国人,关东军的不少士兵也染上了毒瘾。

伪满总务厅的报告书说,在181个城市中,1936年领有执照的鸦片烟馆有3840家,毒品馆所8400家。(34)这是官方掌握的毒品馆所,实际上还存在大量没有执照的鸦片烟馆。实行鸦片毒化政策,主要是从精神上麻醉中国人民,从而达到亡其国而灭其种的罪恶目的,许多中国人成为这种政策的牺牲品。根据伪专卖公署的不完全统计,1933年登记的毒品患者有56804人,1937年达到811005人,烟民人数在短短6年时间内增长了14倍。这还是官方公布的登记数字(表11),实际吸毒者恐怕还要多得多。

表11 1933—1937年伪满洲国烟民登记情况

1938年,登记的鸦片吸食者是999999人,吗啡使用者是44000人,总数远远超过100万人。(35)根据英国外交官的估计,约有1600000人,占总人口的5.3%。(36)这里应当指出,英国外交官的估计不是夸张的。伪财政部1939年的一项估计是9000000人有嗜毒倾向,这个数字可怕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它相当于满洲地区总人口的30%左右。(37)另据记载,1941年单单热河省就有烟民600000人。(38)

以上数据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具体到重灾区村镇,情况更加严重。据《凌源县志》记载:四官营子街里村有80户人家,在日军占领以前是一个吃穿有余的富裕村子。日本侵占以后,罂粟种植面积逐渐扩大,最多时达到175亩,平均每户种植2.2亩。由于大量生产鸦片,吸食毒品极为便利,有74户吸食毒品。在359口人中吸毒成瘾的有136人,约占全村人口的40%。因吸食毒品破产,将妻子卖掉的有3户。因吸毒致死的有20人,其中男子14人,女子6人。逃荒的有54户80口人。此外,还有很多男子因染上毒瘾,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废人。有的妇女因中毒太深而不能生育,有的婴儿在胎中染上毒瘾。由于粮食面积大量减少,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各家生活极为困难。河坎子乡小河西村有11户200亩地。其中一户人家有70亩地,全家4口人住在一个大套院内,生活相当富裕。自从夫妇染上毒瘾之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很快把家产卖光,到了出外逃荒时,连祖坟上的5棵碗口粗细的小树也卖了出去,最后全家流浪死在他乡。

关于吸毒的场面,埃德加·斯诺于1934年2月24日在英国伦敦《星期六晚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有一篇长篇报道:“日本侵占二三个月之后,全满洲各大都市的毒害即到处蔓延。奉天、哈尔滨、吉林及其他各城市所设立的烟馆、麻药贩卖所无街无之,都是很多日本人、朝鲜人有组织地开设起来的。吗啡、可卡因、海洛因的嗜食者多为贫困之人,不准进入毒店内,只能在店窗敲门,由店方开一个小孔,送入20文钱,即可由店方付予一服毒剂过瘾。数千农民已不种大豆,而改种罂粟,因日本人的鼓励劝告之故。在满洲坐火车旅行,田野中多不见农作物,映入眼帘的,常是数千顷之广的罂粟田也……向中国运出的鸦片,即以日军军需品的名义寄至天津、北京、汉口及其他地方的日军司令部,如无司令部,鸦片即寄至领事馆。”(39)

美国驻沈阳领事郎顿(William R.Langdonz)在一项报告中指出:“靠近捡破烂的市场附近有着约50个单位的小房舍,住着一些最低级的妓女,公开在吸海洛因。附近的垃圾堆上,却有赤裸的七具尸体,显然系为其吸毒同伴剥光了衣服所致。据说这是那里经常的一幕情况。这些尸体也经常为红十字会人员所捡拾而处理掉。不用多说,这些死者就是嗜吸海洛因毒品者的最后结局。”(40)

一位在华北和东北调查的英国女士指出:“在昌黎、在唐山、在东北,日寇势力范围以内的地方,有很多荒郊都变成了吸食白面者的露骨场所,有些死尸赤裸裸地抛在野外,有些尸体用芦席包着,有些尸体已给野狗咬穿肚子,也有尚未断气而被抛在死尸堆里的。”(41)

婉容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也是鸦片瘾君子。她19岁时第一次吸鸦片,最初的毒品由天津的日本人供给。她的毒瘾被日本当作宣传材料,她的侍卫长就是日本间谍,所以日本人知道婉容的所有情况。从1938年7月10日到那年年底,她一共吸食了740盎司的鸦片膏,平均每天2盎司(相当于56.7克),这是一个很大的剂量,对于那些没有毒瘾的人来说,是可以致命的。她可能是唯一没有自己的象牙和玉质鸦片烟枪的中国皇后,使用自己在市场上购买的廉价鸦片烟具。婉容1946年死于监狱,是鸦片脱瘾导致的。由于在吉林的监狱里没有了鸦片供应,她的鸦片烟瘾发作后,便大吵大闹,向监狱的看守人员乞求鸦片,其他的犯人也替她求情。当她得到鸦片后,便会立即安定下来,其他犯人也能因此得到一阵安静。当她的烟瘾满足后,她仿佛又找到了皇后的尊严,召唤人替她洗澡更衣。而一旦烟瘾再次发作,她的意志便失去控制,呕吐、便溺,整个牢房污秽满地。

目睹这种悲惨的状况,对于任何有尊严有同情心的心灵来说,都不能不为之震撼。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如此严重的罪恶扩大到如此广大的区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1937年5月20日在第二十次“中央鸦片常设委员会”会议上,美国代表富勒(Stuart J.Fuller)不无嘲讽地说:“什么东西与日本在远东的影响力齐头并进?答案应该是毒品贸易吧!”(42)埃及代表罗舒(Sir Thomas W.Russell)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在伪满的毒品政策和毒害情况愤怒指出:“其罪恶是如此普遍,扩及到这样广大的区域,对生活在舒适状况中的我们来说,很难集中起我们的意念想象到这类事物所代表的意义。”(43)瑞士代表质问道:“为何一个国家在自己本国内禁毒如此有效,却在本国控制的另一国家内有着如此可悲的情况。”(44)因此,“中央鸦片常设委员会”通过决议,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在中国占领区内所推行的毒化政策,敦促其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尽快采取措施制止毒品泛滥。

实行毒化政策的另一目的是极力搜刮社会财富,以毒品来养军养战。鸦片价格虽贵,而种植罂粟的农民却得不到收获的效益。专卖署所定价格本来与市场价格已有很大差价,而征收者又利用其特权玩弄压低价钱和抑制等级等手段来强行征购。农民不仅没有议价之权,没有出卖之权,也没有收藏剩余产品的权利,只好忍气吞声把收获的鸦片全部廉价交给收购者。每逢鸦片征收季节,鸦片缉私队便横行乡村,任意入户搜查,拷问强索,屡见不鲜。

鸦片专卖制度实行了几年后,在热河到处可以看到盛开的罂粟花,在各个城镇随时可以走进鸦片“零卖所”。这种纵毒政策与国民政府控制区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禁毒运动形成了鲜明对比。关于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禁烟运动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中将予以简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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