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导券”与鸦片烟毒在冀东地区的严重泛滥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省后,又向滦东地区发动攻击,军刀直接威胁平津。5月31日,国民政府派遣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进行谈判,达成协定。《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成线的以南以西地区。上述连线的以东以北地区,即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域。这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随着日本军事和政治渗透力量的增加,在1935年冬季,殷汝耕在日本操纵下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冀东地区在日军控制下立即成为毒品的制造与走私基地。日本宪兵队为走私者直接提供保护,发给的通行证就是“安导券”。许多事实证明,关东军与驻屯军都直接参与了贩毒活动。(17)还是看一看毒品制造者山内三郎的直接感受吧!

他说:“冀东政权的首府在通州,但就在通州的郊外,在日军特务机关的默许下,也公然制造麻醉品。以海洛因为中心的各种麻醉品像奔流一样从冀东地区流向华北五省。整个满洲、关东州因冀东而骚然。尚未接受征兵检查的日本青少年,只要染指过海洛因的制造或贩卖,就会获得与身份不相称的收入……对于日本的海洛因制造、贩卖者来讲,从日军特别是宪兵队那里得到的‘安导券’,可以说是难以替代的宝物。如果没有那种保护,中国、满洲的官宪再懦弱,也做不了那样安全的生意。他们考虑采取什么形式将在海洛因生意中获得的利润返还给军队。结果没有直接赠送现金,而是积极地买飞机,将之捐献给军队。军人中也有见缝就钻的家伙,他们以慰问部队官兵的名义,直接闯到海洛因店来索要捐献。这样,与狐狸相互携手,把魔爪伸向了中国大陆。”(18)由此可见,所谓“安导券”就是日本贩毒分子的安全通行证。日军对制毒、贩毒提供了安全保护,制毒、贩毒分子为其军队提供军费支持。

1935年,日本人、朝鲜人在冀东的贩毒活动已经相当猖獗,小小一个昌黎县贩卖毒品的商家竟然有213家,其中日本人经营的有166家,朝鲜人47家。唐山的洋行有467家,几乎全部经营毒品。在滦东、临榆、秦皇岛、迁安等地,都聚集着数以百计的日本人和朝鲜人,他们清一色几乎全是毒品贩子。即使个别商贩经营其他商品,但也毫无疑问兼营鸦片、吗啡和海洛因。整个冀东变成了毒品制造、运输、贩卖和消费的自由乐园。当年,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参赞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就指出,冀东已经真正变成了鸦片烟毒的世界。(19)

日军控制了冀东之后,原来设在伪满洲国的毒品加工厂纷纷迁入天津。1936年,美国著名作家麦文氏发表文章谈及在天津的观感。他说:“多数制毒工厂已由热河、满洲及关东租借地,移至天津及唐山一带,再以天津为中心,私运至远东各地,并遍及全世界。故今日之天津日租界,几全为制毒工厂。”(20)国联秘书厅禁烟组主任罗素爵士也指出:“天津日租界,现为世界制造海洛因之中心。区区四方哩之市区,有售吸所一千家以上,制造厂二百家以上,新厂仍如雨后春笋,逐日增加。此种海洛因制造厂,工作完全公开,故天津一隅毒化之害,不仅及于中国人而已,即世界各国亦受莫大影响。”(21)

日租界桥立街一带,号称白面窟。这里洋行林立,完全是日本浪人贩毒的天下。此外新旅舍后新寿街、闸口街各处销售日用品的商铺,几乎全是白面馆。在来往于津榆和平津的火车上,也到处是兜售鸦片和海洛因的浪人。(22)作为华北贩毒中心的天津,有人估计1937年全市有1/10的人口吸食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瘾君子约有12万人,专门销售鸦片、吗啡、海洛因的场所有173家。在日本商家中,松本盛大堂、广济堂、丸二兄弟、楠德义等是公开销售毒品的药店,金山、乾卯等洋行虽然主要经营百货生意,但销售吗啡、海洛因也是重要业务(23)

制造毒品的有日本租界的官员,也有参与机密活动的特务。侨立街的一家生产毒品的工厂是“民流民团”主事田太助太郎以其妻弟的名义开设的,旺石街的一家吗啡厂的老板就是被誉为“帝国谍报之花”的川岛芳子(金璧辉)。她一边走私毒品,一边为日军搜集情报。(24)

1937年1月13日的一项报告指出,日本人在北平和通州设立的贩毒机构叫作“东亚同乐公社”。北平的“东亚同乐公社”地址就在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内,通州的“东亚同乐公社”事务所设在北平的马家胡同。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日本人和朝鲜人,会费除每人每月交纳5元之外,另外需要交纳贩毒利润的5%。日军自通州进入北平,毒品随军带入,以避免中国警察检查。1937年初,在北平城内或近郊居住的日本人和朝鲜人有3700余人,多数住在日本使馆附近,其中大多数朝鲜人从事贩毒职业,其销售方式类似现在的牛奶公司,每日按时分送。一些惟利是图的中国不法分子也加入其中,当时在东单三条牛毛胡同和内半壁街都聚集着成群的毒品贩子。

日军毒品贩子沿平汉铁路把毒品运到沿线城镇,甚至在郑州转乘陇海铁路列车,将毒品运往豫西。据《大公报》1936年7月4日报道:“日人佐竹喜代次、铃木修次携带大小皮箱三个,于昨日由平乘一次快车来郑,铃木等下车后,向陇海花园方面走去,被在车站检查之宪兵发觉,以其行迹可疑,遂令其停止前进,以便检查。该日人等初犹不服检查,嗣由宪兵引至平汉郑州车站站长室施行检查,在其箱内查获红丸四十袋,约一千余两,即将人贩、赃物一并带至营部,由该营营长亲加讯问。据该二日人供认,红丸系由北平带来,拟带往陕州售卖不讳。当即将人犯、赃物合摄照片一张,并将所携之毒品按章扣留。”(25)

8月17日,警察在郑州火车站查获贩毒案一起,系名叫乌嗣茂的日本人携带皮箱两个,从大皮箱中搜出红丸十二袋,自小皮箱中搜出红丸八袋,“约共连皮重四十一磅七五”。(26)

在贩运毒品的队伍中,除以日本浪人为主力之外,日本关东军的军政人员也积极参与其中。1936年7月20日,在顺德车站查获关东军司令部翻译官河口桂太郎贩毒案。该犯于7月20日挟带烈性毒品二十三公斤,搭乘平汉一次快车到达顺德车站,被执勤巡官查获,“将该日人及所带之红紫色皮箱一个,藤提篮一个,一并带至罗站长办公室,眼同罗站长及该日人将皮箱启开,内有饼干盒一个,老人牌桂格麦片罐十二个,干菜竹笋罐五个,皮箱夹底下起出白布包裹一个,以上各物统系内装烈性毒品海洛英,共计毛重二十三公斤……该日人始供出真姓名河口桂太郎,并将古北口警备司令部发给之身份证明书交出,且亲笔书毒品单一纸”。(27)

日本浪人或者沿津浦铁路输送到长江流域,或者沿石太路和同蒲路运输到山西大同、太原、临汾等大中城市。这一时期,日本、朝鲜的毒品贩子向华北贩运毒品的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例如,1936年9月27日下午7时,一名警察在太原车站查获毒品犯罪嫌疑人3名,(28)旋即带到省会公安局处理。28日约请日本驻太原领事馆武官到场,当面将其携带的两个箱子打开,发现内藏19斤4两海洛因。(29)

同年10月28日,铁路警察在邯郸车站从朝鲜人金光腹部和腿部搜获海洛因5斤和一张绘有邯郸、涉县、武安的地图。原来这是一桩以涉县为定点的兄弟间谍贩毒案,一方面贩毒,一方面搜集军事情报。这一案件说明,毒品的渗透已经转向中小城镇,甚至乡村。日本人的贩毒网络越织越细密。

同年12月12日,警察在天津开往上海的301次列车上发现一个朝鲜人携带蒲包两件,形迹可疑。火车到站后,经开箱查验,内藏海洛因23斤。(30)此类事件连续发生,一次贩毒数量如此巨大,令人震惊。

日本、朝鲜的毒品贩子就个人来讲,自然以贩毒作为发财致富的捷径,而对于心存阴谋诡计的日本政客来说,以武力支持贩毒活动,将毒化作为侵略和控制中国的主要政策,是极其阴险的。鸦片等毒品不仅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软武器,同时也是吮吸占领区经济血脉的巨大吸血鬼。夹带走私毒品的日本人只是毒品贸易的前台人物,站在他们身后的是日军和富有效率的政府组织系统,在东亚各个城镇几乎都有根据地。它们承袭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手段,因为它们同样建立了在各地都有联系的贸易机构,而且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政治庇护、领事裁判权和财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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