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使馆与“对华北地区鸦片与毒品方针”的提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迅速侵占华北大部分地区。12月14日,日军在北平用刺刀把王克敏扶上伪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位置。翌年2月24日,伪临时政府发布第33号令,宣布废止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法令,然后一步步采取措施纵毒。6月1日,准许吸食鸦片,在北平设立官办吸食所150处,允许在旅馆和妓院开灯吸食;允许持有戒烟局特许证者贩卖鸦片;不领取特许证而贩卖鸦片,一经发现,按登记额的2~10倍罚款;每个鸦片烟馆每月交纳捐费10元;鸦片吸食者须领取所谓的“限期戒烟执照”,每月交纳捐费1元。这是日伪政权在华北地区对于毒品采取放纵政策的开端。

1938年10月,日本驻北平使馆正式提出“对华北地区鸦片与毒品的方针”。该“方针”认为,依照既往华北地区毒品的运输、销售和吸食情况,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采取断然禁绝的措施是不合适的,也是做不到的,应当采取“渐禁”的方针,逐渐消除毒品的危害。在禁毒问题上,无论是采取“断禁”政策,还是实施“渐禁”的方针,只要是真心诚意地禁毒,都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问题不在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上,而在于是真心禁毒,还是借禁毒之名行纵毒之实。从日本使馆提出的具体建议来看,他们的真实用意在于推行鸦片专卖制度,“有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1939年4月28日,伪临时政府与“兴亚院”华北联络处就华北的鸦片问题进行了会谈,王克敏代表傀儡政权接受了日本人的鸦片建议。

日本的具体建议是:设立禁烟局,负责鸦片的“取缔”事宜;鸦片的买卖应由政府特许的鸦片批发商或组合来经营;鸦片的零售应由政府指定的商人来销售;罂粟的种植与鸦片的生产、加工应得到政府的许可;毒品的吸食者在禁烟局登记之后方可吸食;特许商或鸦片组合以及零售商人应向政府按期交纳一定比例的捐税。

在这种专卖制度下,搜刮社会财富成为傀儡政权的最大利益追求,鸦片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只要向当局交纳了捐税,法律就必须认可其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当局的一切禁毒措施都必定是虚假的欺骗。参与密谋的日本官员对于“把鸦片的收入作为戒烟的费用”以掩盖真相的做法,曾经毫不隐瞒地说,这种做法不过是给第三国看的罢了,“以免引起第三国见笑”而已。(31)

总的说来,在所有日本占领区中,由于战争的影响,华北地区在推行鸦片专卖制度方面的行动是比较迟缓的。“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的文件这样写道:“政府的鸦片行政管理的最终理想早已规定为建立鸦片专卖体系,但由于机构未整顿,使得从‘卢沟桥事变’至今整个地区都未能安定下来,禁烟制度也就无法立即实施,不得已才把鸦片的批发交给特殊机关代理,为此设立了华北土药业公会。”

新的鸦片制度虽然未能立即开始实施,而鸦片的交易和吸食已经公开进行。1939年7月,北平已经有鸦片烟膏店338家,其中土店为107家,膏店231家。与此同时,鸦片生产在日军的怂恿下也迅速复活。例如,1939年春天,日本驻军北治镇的宣抚班到处张贴布告说:“为布告事。查现在秋令,正值烟苗播种时期,为此布告各村民众,及时播种,将来烟苗成熟,照章纳税,准予按时价随意售卖,决无限制。仰即播种,勿失时机为要。切切此布。”(32)据估计,华北地区的鸦片产量1939年达到4792800两(见表46)。

表46 1939年度华北罂粟播种面积与鸦片产量表

1939年度华北罂粟播种面积与鸦片产量表

资料来源:[日]江口圭一:《日中アへン戰争》,东京:岩波书店,1988年,第86页。

华北的鸦片消费量也在迅速增加。根据统计,1938年输入北平的鸦片有1088万两,从北平输出的有411万两,本地消费了473万两,剩余204万两;天津市输入了252万两,从天津输出了3万两,本市一年内消费249万两,没有剩余。1939年,输入北平的鸦片大约也有1088万两。(33)

1940年3月,汪精卫傀儡政权在南京成立,伪华北临时政府摇身一变而为“华北政务委员会”。这个伪政权的统税公署立即决定对于本地区的毒品采取所谓“统制”政策。为此颁布了两个草案:一个是《蒙疆土药统制经营暂行办法》,另一个是《土药商购领蒙疆土药规则》。“草案”规定,今后所有商家不得从蒙疆地区私自购买和运输鸦片,华北地区的土药统一由统税公署向蒙疆清查署采购,各烟膏店需要的鸦片,应一一填写数量申请,由土药商务办事处汇总,统一交给统税公署来采购。凡是使用未经统税公署采购的鸦片,均按走私对待。那么,这种鸦片“统制”政策是怎样密谋形成的呢?

经过探究之后,我们发现这种鸦片“统制”政策并不是华北方面的人员提出的,而是由蒙疆清查总署烟政科长森春雄提出的。尽管这个结论令人感到奇怪,然而的确是事实。1939年,伪蒙疆政权准备实行清查制度,规定鸦片由蒙疆“土药公司”来征收。由于征收价格很低,为了防止蒙疆鸦片大量走私运入平津地区,建议华北方面给予配合,实行统一的采购制度,禁止商人到蒙疆地区采购鸦片,华北所需鸦片由统税公署向清查总署购买。华北的《蒙疆土药统制经营暂行办法》与《土药商购领蒙疆土药规则》,就是满足这种要求的政府文件。

如前所说,1939年夏秋蒙疆实施的鸦片清查制度效果不佳,不得不改弦更张,撤销了“土药公司”,成立了“土药组合”。由于出现了这种变化,“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村岗书记官认为,既然蒙疆方面已经改弦更张,而且“统制”经营实施效果不佳,华北方面应当考虑新的办法。所以,上述华北鸦片“统制”经营办法没有经过尝试就胎死腹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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