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毒品贩子对华中地区的早期渗透

清末民初,随着中国禁烟运动的深入开展,英国鸦片势力逐渐从中国毒品市场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毒品贩子。一般说来,英国的鸦片贩子主要在通商口岸经营大宗鸦片批发业务,很少深入内地进行零售毒品活动。日本的毒品贩子在中国毒品非法市场上不仅经营批发业务,同时也做零售生意;不仅在日军控制的区域肆无忌惮地进行贩毒活动,而且敢于孤身闯入非占领区挑战中国政府的禁毒机关,进行非法活动。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抢夺了俄国在中国的部分地盘,控制了辽东半岛,设置了关东州,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中国大陆实施毒化政策。殖民当局先是实施鸦片特许制度,允许特许商经营鸦片生意,鸦片税同时成为殖民当局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不久,中国自上而下开展了全国性的禁毒运动。殖民当局看到了中国毒品市场的巨大利益,试图通过政府垄断制度,最大限度地攫取鸦片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利益。尤其是加来佐贺的《关于中国鸦片制度的意见》,对于日本对华毒化政策起了关键作用。该文件认为,中国有42000万人,按5%吸食鸦片的比率计算,2000万吸食者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如果采用专卖制度,每年可以获取554000000日元。正是这个意见书,确定了日本在中国各个占领区采取鸦片专卖制度的基本方针,同时也确定了日本毒品贩子积极向非占领区进行毒品渗透的风向标。

从1915年开始,日本关东都督府宣布直接经营鸦片,将特许权授给大连“宏济善堂”。从此,大连成了日本毒品走私的中心城市。日本的毒品贩子不仅在天津、青岛、济南、沈阳等中国东北、华北大城市进行猖狂的贩毒活动,而且频繁南下,向划入英国势力范围的华中地区强行进行渗透。由于日本毒品贩子向华中地区走私毒品起初属于零星走私性质,试图弄清其确切时间既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

从海关查获的记录和媒体的连续报道来看,日本人向上海走私毒品从1915年开始变得十分频繁起来,旅居上海的2万日本人,与毒品走私有关者不在少数。1920年11月,日本毒品贩子高桥一郎将一批价值150万元(100件)的鸦片运入上海,被海关查获,曾经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1921年1月,在日本邮船八幡丸号上查获毒品走私。发现铃木氏以神户为根据地,连续向上海等地走私毒品,每次获利16000~20000元之间。

1923年,在上海查获的各类毒品走私案件中,90%是由日本的船中查出的。

1926年,江海关在一年共查获鸦片100500公斤,多是日本商人所为。

1928年,日本驻中国使馆官员岩村成允在《中国取缔鸦片情况》中承认,吗啡在中国流毒越来越严重,北方以大连为集散地,南方以上海为中心。自欧美进口的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大多在日本神户港卸货,改装后分别运到大连和上海。从事这种生意的多是日本人,他们往往在船上与中国毒品贩子谈好价格,然后把毒品交到中国人手中。有的人是把毒品隐藏在百货之中运入目的地的。

1929年,在汉口发现日本人的海洛因加工厂,机器设备全是从德国进口的。10月到12月,在上海连续查获四起日本商人大宗走私的毒品案,其中一次查获的鸦片高达“四五百箱”之多,另一次查获的鸦片有27麻袋,总数在30000两左右。

1930年11月20日,在浦东招商局附近的码头上查获德国货船克洛梭号装载有大量鸦片,数额为100箱,重量有19400磅,价值100万元。经查实,这宗毒品的主人是日本人。(2)

1931年6月5日,在上海查获日本邮船贩毒案,在邮船社多本丸号上一次查获的海洛因就有179磅。与此同时,实际属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铃木商店、高田商会等所有的几艘“社外船”经常航行在西亚到东亚的航线上,主要运载土耳其、伊朗的鸦片。高田商会的主持人承认,有一次曾将36000两的海洛因运到上海。(3)

从上述的简要叙述中可以看出,日本毒品贩子自1915年开始加紧向华中地区进行毒品渗透,贩运数量越来越大,气焰愈来愈嚣张。滕原1934年在《鸦片制度调查报告》中指出:“上海是南方违禁品输入的关口。吗啡及其他麻醉品也多在此地集中。从日本输入的数量想必更多,但无法弄到确切的统计……旅居上海的日本人约有2万人,与违禁品交易有关者当不在少数。但不像天津那样明显……但日本人在上海走私运入违禁品是事实,其策源地是大阪及神户。”(4)

正是这种毒品走私渗透,严重加剧了长江下游城市的犯罪,黑社会利用它牟取资金,政客利用它互相敲诈勒索,不法分子利用它挑起政治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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