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对于海峡对面的福建省一直垂涎欲滴，试图将其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攫为己有，但是，福建毕竟是英国的禁脔之地，日本不便公开下手，只好采取偷窃的办法悄悄向厦门渗透。清末民初，当中国的禁烟运动逐渐走向高潮以后，英国的鸦片势力开始逐渐从中国撤退，日本侵略者看准时机，立即派遣大批毒品贩子向福建沿海地区发动毒品进攻。在厦门和福州，无论是日本浪人还是台湾无赖，无论是沿街串巷还是坐地开店，这些到处兜售毒品的贩子手里拿着吗啡、可卡因和海洛因，怀里揣着日本领事馆的护照。
1926年驻厦门的日本领事井上庚二郎报告说，厦门的“台湾籍民”6831人，依靠贩卖鸦片为生的人竟然有2051人。在厦门，“台湾籍民”开设的大小鸦片烟馆不下200家，福州的“台湾籍民”开设的鸦片烟馆1930年也超过了200家，(1)营业总额每日在10万日元以上。这些毒品贩子在日本人的怂恿下，藐视中国禁烟法令，胆大妄为，屡次查获，旋释旋犯，既有白天破获而夜间复业者，也有屡经破获而仍然开设者。
1930年8月15日，中国警察查获福州高节里5号开设的鸦片烟馆，证据确凿，依法取缔，贴上封条。日本领事馆闻讯前往，声称该商店是经营海产，将封条揭去。1931年，福州另一家烟馆被查封取缔，日本领事又派人将封条揭去，加上日本领事馆封条，公开庇护毒品犯罪。上海《大陆报》指出：“日人在福州势力之大与行动之不法，已达极点，开鸦片馆及非法之当铺，恣行种种，完全漠视中国主权。”1933年，“福州和厦门有些地带，依然烟馆林立，每个烟馆门口都飘着一面太阳旗，挂着洋行的牌子，中国的军警，是不敢也不能随便进入检查的”。(2)难怪中国老百姓把日本的太阳旗看成是日本人贩卖鸦片的商标。(3)
1932年，厦门的“台湾籍民”人数达到9000余人，1937年进一步激增到10000余人。在这批“台湾籍民”中，绝大多数是经营正当生意的商人，也有从事抗日活动的爱国青年，但是不可否认也有见利忘义的无赖之徒，甘心情愿充当侵略者的帮凶。他们在日本领事馆的庇护下，猖狂从事贩毒活动，在资金上得到台湾银行的支持。此外，还有一批当地人加入了日本国籍，成为日本籍浪人。这些家伙一边替日本人搜集军事情报，一边推销毒品。例如，谢龙阔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接受了间谍训练，担任《全闽新日报》的社长，成为政界活跃人物，下属党羽王昌盛专门从事贩毒生意，为其提供活动资金。晋江人曾厚坤加入日本国籍后，成为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以及浅野洋行的代理人，雇佣日本保镖数人，一边经营毒品，一边经营赌场。(4)在基隆、厦门、汕头与香港海域有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的两艘载重30吨的船只定期穿行其间，一艘叫作“广东丸”，一艘名为“香港丸”。这两艘船只装载着棉布、生丝、鱼干、煤油、烟酒和食糖，同时也装载着鸦片、吗啡和海洛因。厦门、福州的毒品主要是靠这两艘日本船只运来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并立即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驻扎在台湾的日本军队也想如法炮制，吞并福建。但是，这一计划需要大量军费支持，日本政府刚刚吞并了中国东北，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因此迟迟没有批准驻台军队的行动计划。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发动反抗南京政府的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日本驻福州领事试图加以操纵，但因此一事件很快平息，未能得手。十九路军失败后，日本又派人与军阀杜其云联系，为其提供了价值10万元的鸦片。杜其云原为北洋军阀的一位旅长，驻扎闽西，与当地的土匪头子关系比较密切。1934年，杜投靠了中央军。是时，蒋介石正在对付十九路军，任命杜为暂编旅长。不料，杜其云一到福建就接受了日本人的贿赂，很快与泽喜信取得联系，阴谋成立“华南国”。这一阴谋被南京政府发现，杜其云被擒，随行的日本特务也被处死。(5)
对于鸦片消费国而言，鸦片不仅是极为有害健康、破坏社会、导致犯罪的重大问题，而且能动摇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