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前日本浪人对厦门的毒品进攻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对于海峡对面的福建省一直垂涎欲滴,试图将其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攫为己有,但是,福建毕竟是英国的禁脔之地,日本不便公开下手,只好采取偷窃的办法悄悄向厦门渗透。清末民初,当中国的禁烟运动逐渐走向高潮以后,英国的鸦片势力开始逐渐从中国撤退,日本侵略者看准时机,立即派遣大批毒品贩子向福建沿海地区发动毒品进攻。在厦门和福州,无论是日本浪人还是台湾无赖,无论是沿街串巷还是坐地开店,这些到处兜售毒品的贩子手里拿着吗啡、可卡因和海洛因,怀里揣着日本领事馆的护照。

1926年驻厦门的日本领事井上庚二郎报告说,厦门的“台湾籍民”6831人,依靠贩卖鸦片为生的人竟然有2051人。在厦门,“台湾籍民”开设的大小鸦片烟馆不下200家,福州的“台湾籍民”开设的鸦片烟馆1930年也超过了200家,(1)营业总额每日在10万日元以上。这些毒品贩子在日本人的怂恿下,藐视中国禁烟法令,胆大妄为,屡次查获,旋释旋犯,既有白天破获而夜间复业者,也有屡经破获而仍然开设者。

1930年8月15日,中国警察查获福州高节里5号开设的鸦片烟馆,证据确凿,依法取缔,贴上封条。日本领事馆闻讯前往,声称该商店是经营海产,将封条揭去。1931年,福州另一家烟馆被查封取缔,日本领事又派人将封条揭去,加上日本领事馆封条,公开庇护毒品犯罪。上海《大陆报》指出:“日人在福州势力之大与行动之不法,已达极点,开鸦片馆及非法之当铺,恣行种种,完全漠视中国主权。”1933年,“福州和厦门有些地带,依然烟馆林立,每个烟馆门口都飘着一面太阳旗,挂着洋行的牌子,中国的军警,是不敢也不能随便进入检查的”。(2)难怪中国老百姓把日本的太阳旗看成是日本人贩卖鸦片的商标。(3)

1932年,厦门的“台湾籍民”人数达到9000余人,1937年进一步激增到10000余人。在这批“台湾籍民”中,绝大多数是经营正当生意的商人,也有从事抗日活动的爱国青年,但是不可否认也有见利忘义的无赖之徒,甘心情愿充当侵略者的帮凶。他们在日本领事馆的庇护下,猖狂从事贩毒活动,在资金上得到台湾银行的支持。此外,还有一批当地人加入了日本国籍,成为日本籍浪人。这些家伙一边替日本人搜集军事情报,一边推销毒品。例如,谢龙阔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接受了间谍训练,担任《全闽新日报》的社长,成为政界活跃人物,下属党羽王昌盛专门从事贩毒生意,为其提供活动资金。晋江人曾厚坤加入日本国籍后,成为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以及浅野洋行的代理人,雇佣日本保镖数人,一边经营毒品,一边经营赌场。(4)在基隆、厦门、汕头与香港海域有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的两艘载重30吨的船只定期穿行其间,一艘叫作“广东丸”,一艘名为“香港丸”。这两艘船只装载着棉布、生丝、鱼干、煤油、烟酒和食糖,同时也装载着鸦片、吗啡和海洛因。厦门、福州的毒品主要是靠这两艘日本船只运来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并立即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驻扎在台湾的日本军队也想如法炮制,吞并福建。但是,这一计划需要大量军费支持,日本政府刚刚吞并了中国东北,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因此迟迟没有批准驻台军队的行动计划。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发动反抗南京政府的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日本驻福州领事试图加以操纵,但因此一事件很快平息,未能得手。十九路军失败后,日本又派人与军阀杜其云联系,为其提供了价值10万元的鸦片。杜其云原为北洋军阀的一位旅长,驻扎闽西,与当地的土匪头子关系比较密切。1934年,杜投靠了中央军。是时,蒋介石正在对付十九路军,任命杜为暂编旅长。不料,杜其云一到福建就接受了日本人的贿赂,很快与泽喜信取得联系,阴谋成立“华南国”。这一阴谋被南京政府发现,杜其云被擒,随行的日本特务也被处死。(5)

对于鸦片消费国而言,鸦片不仅是极为有害健康、破坏社会、导致犯罪的重大问题,而且能动摇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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