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以前的华中禁毒运动

1935年,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布“两年禁毒,六年禁烟”命令以后,在国民政府的所有辖区内立即开展了严厉的禁烟禁毒运动,华中地区人民积极响应,党政和军事机关积极投入,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南京市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由于观瞻所系,禁烟禁毒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1934年12月5日,党政军警当局召开联席会议,参加的机关有南京市政府、司法行政部、警备司令部、首都警察厅、禁烟委员会,组成首都肃清烟毒委员会,推选叶楚伧、朱培德、刘瑞恒为常务委员,以赖琏为秘书长,以孔祥熙为筹款组主任,以谷正伦、陈焯为搜捕组主任,以刘瑞恒为医务主任,以石瑛、王祖祥为管理组主任。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消灭鸦片烟毒。会议之后经过动员,搜查组、宪兵、警察全体行动起来,搜捕各种鸦片烟犯,便衣侦探四出巡查,就是在星期天也照常上班,2个月内搜获的鸦片烟具堆积如山,捕获烟毒罪犯多达2000余人,由于市内看守所有限,犯人拥挤,无法容纳,卫生事务所临时添设戒烟医院,一面强制戒毒,一面视其情节轻重,判处徒刑,收监执行。卫生事务所除了原来附设的戒烟医院外,又添设邓府山、信府河、仁育堂、下关、鼓楼等5处,合计可以容纳2000人同时戒毒。收容的烟毒患者不论年龄老少,一律限制在1个月内戒断毒瘾。至于贩运、销售和使用毒品(即吸食海洛因、吗啡、红丸)者,一经查出,立即解送警备司令部,讯明属实,依法处以极刑。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共枪决毒品人犯26人,其中贩卖毒品犯23人,复吸毒品犯3人。此外,决定每年定期举行“六三纪念日”宣传活动,利用广播、传单和标语大力宣传鸦片烟毒的社会危害。民众教育机关亦全体出动,发表演说,要求人人了解毒品危害,互相勉励,远离毒品。“此次赖各机关合作办理得法,几将南京有悠久历史之烟毒完全肃清,成绩之佳,开近年来禁烟之新记录。”(5)

江苏禁烟划归军事委员会行营办理后,即成立禁烟委员会,专门负责取缔鸦片私运、烟民登记、戒烟事宜。禁种罂粟由民政厅办理,烈性毒品案件划归警备司令部办理。禁种方面采取五项措施:1.印发禁种烟苗白话布告,分发各县,广为张贴。2.印发“奉令严禁栽种鸦片,违者处死刑”之简短条示,遍贴各村落。3.规定切结式样,令县责成区、乡、镇、保、甲长等,挨户告诫,取具“如敢种烟,甘处死刑”切结。4.烟苗下种时,派委员分赴各县,会同县长,邀请各界举行演讲,或组织宣传队分头宣传,并将布告等肩牌示众。烟苗出土时,派委员赴各县抽查。如有发现,立即督饬铲除,并报请将各该负责人员及种户等法办。此项抽查得秘密行之。5.种烟之田亩一律没收,但业主自行举发者,不在此项。这些措施实施后,立见成效,各级禁烟委员查拔烟苗极为认真。在取缔贩运和吸食毒品方面,江苏省制订和颁布了30种条例,(6)使禁烟禁毒的各个环节均有法可依。在禁止私运和私售方面,江苏自各地招收80人,经过严格培训,分别派往各地稽查私售,到1936年4月,查获各种烟毒走私犯19398人,检举20058人。按照《禁烟禁毒实施规程》规定,禁吸的首要任务是清理烟民,登记注册,填发限制戒烟执照,然后按照烟民数量和年龄,分期分批强行戒除毒瘾,到1940年完成禁吸任务。江苏省在1934年6月1日制订并颁布了烟民登记办法,要求在3个月内完成登记任务,到9月1日,登记烟民184980人。年底再次举办补行登记,而后又进行了自新登记,到1936年共登记烟民305432人,领取戒烟执照的有278129人。在此基础上,设立戒烟院所,规定每年至少须有1/4戒绝,按年龄分为四期戒烟:凡年龄在30岁以下者,至迟在第一年(1935年)戒绝;30岁以上40岁以下者,至迟在第二年(1936年)戒绝;40岁以上50岁以下者,至迟在第三年(1937年)戒绝;50岁以上者至迟在第四年(1938年)戒绝。到1936年9月共有127935人戒除了毒瘾。对于鸦片销售,规定由禁烟委员会招商承办,但土膏行店必须逐年递减,不准增加,四年期满,一律停止营业。“土膏行须直接向指定之公栈或分栈购买土膏,发售于土膏店,再由店零售于购吸入。”江苏省的禁政办理得极为认真而富有成效,在全国起了模范作用。(7)

浙江省自1927年以后,历届政府对于鸦片烟毒均采取积极打击态度,流毒危害不太严重。特别是自1932年8月召集全省会议,制订各种禁烟条例,积极查处各种鸦片犯罪案件以后,到1933年已经基本消灭了罂粟种植。从1934年开始重点打击制造、贩运和销售,到1936年共查处各种毒犯10100人,处死30余人。全省戒烟院所200余处,陆续戒断36626人。浙江省到1936年在禁烟禁毒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8)

1934年,江西省在正处于国共两党军队交战时期,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之后,因忙于肃清其残余,也顾不上禁政的实施。1935年,江西省开始严格执行军事委员会的禁烟禁毒法令,先后捕获案犯3600余人。“一时警局法院,几于无处收容,而当局为彻底肃清计,仍继续搜捕。”“凡吸食鸦片者,缉获后移送地方法院,收押处分。如系贩卖及吸食红丸、白面及海洛英烈性毒物者,不论何人,立即解送警局侦讯,依法处刑。”江西1936年登记的烟民人数为137731人,1939年戒断毒瘾的人数为40339人。江西历来种烟不多,查禁罂粟相对容易。在宣传方面采取了多种形式,或定期举行禁毒宣传周,或开动广播机器邀集名人演讲,或巡回放映拒毒幻灯,不遗余力。该省对于公务人员的戒毒和查验特别重视,“限期禁绝公务员吸食烈性毒品,如逾期查觉,即执行枪决。其介绍人及保人如知其吸烟不举发者,亦连同作罪”。为禁绝公务人员吸烟起见,专门设立江西全省公务人员吸烟硬戒所。“公务人员经察觉调验确实者,立即褫职,押送戒烟所,依照规定执行硬戒。”禁止与亲属及任何人会晤与通信;每日由所给膳二次,每次白饭一碗,盐水一碗,此外不得给予任何食品或饮料;不得吸用任何戒烟药品。“硬戒人在所死亡者,每名发给葬埋费10元,饬由家属领回殡葬。硬戒人如已戒尽,该所应即报请保安处指派医师验明后,由处转呈省府移送法院依法治罪。”(9)所以,在禁烟禁毒方面,江西省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安徽对于禁烟禁毒一事,也办理得极有成效,在1937年登记的烟民人数为223181人,1939年戒断毒瘾的人数为25937人。对于烈性毒品的传播处罚尤为严厉。“在屯溪车站竖立高大木牌一面,上书‘吸食红丸者枪毙’六(七)大字。故徽属各县吸红丸者现已销声匿迹。”(10)贩运吗啡犯叶虎臣被捕获后,立即被处决,在安徽省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湖北省在6年期间也拟订了许多禁烟法令,规定极为缜密。“全省实行严禁种烟,民众有抗拒者,格杀勿论,区、保、甲长连带负责。”(11)1935年调查结果显示,全省烟苗已经全部铲除。1936年登记的烟民人数为223181人,1938年戒断毒瘾的人数为62964人。禁烟禁毒,确有显著成效。

禁售与禁运也是禁烟禁毒运动的重要环节,控制了销售和运输,就等于控制了毒品的来源和消费。按照《禁烟禁毒实施规程》规定,在限期禁吸的情况下,应当允许一部分人在过渡时期继续吸食,既然允许吸食,就必须有所供应,并相应准许合法运输。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土膏店必须予以取缔,然后按照需要设立一些由政府严格控制的机构,向领有吸食执照的烟民供应鸦片烟膏。在禁运方面,按照规定章程办理,严格控制四川到湖北之间的航路,严格控制陕西、甘肃之间的铁路运输,“特许商人遵章采办边省烟土,经指定路线,采交公运、联运或监运,运至设有公栈地方,交栈保管。由特许设立之土膏行店,照章购售”。(12)

关于防止私运,系由禁烟督察处组织缉私部队负责,布置在交通要道上反复查验。关于防止私售,勒令土膏行栈一律关闭,由各县市政府暂时设立管理所,向禁烟督察处设立的公栈领取烟土,配给烟民。根据禁烟督察处统计资料,1936年8月,由长江上游向中下游地区运输的鸦片数量迅速减少。例如,1935年1—7月,九江为186546两,南昌为870874两,而1936年1—7月九江只有103758两,南昌只有553549两。同一时期,上海由5192395两减少到3704636两,安庆由332469两减少到257378两,大通由162917两减少到95364两。于是发布严格督察令,督促查禁私运,处理渎职人员。

关于华中地区的禁烟禁毒的措施与效果,还是看一看汪伪南京内政部长梅思平在南京看守所的笔供吧!

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最大之决心、最周密之计划严厉执行,方得略见成效。当时实施之办法约略如左:一、 关于毒品如白面、红丸、吗啡等采即时禁绝主义:凡制造、贩运者均处极刑,吸食者一年以后亦处极刑。二、关于鸦片则情形比较复杂,故采五年禁绝计划:吸食者依年龄限期勒戒,未戒绝前领照限购;贩运者亦指定特业商人,由军委会严格管理,统制配给;至于种烟省份则有种种原因,不能一时禁绝,于是限定若干边远区域,令其逐年减少。其余各省则绝对不得种植鸦片。违者,地方官与种农连带负责。此抗战以前禁烟制度之大略情形也。行之二年,成效已著,尤以苏、浙两省办理最有成绩。如无战事发生,则五年禁烟计划十之八九当可完成。(13)

另外,东京审判时上海公共租界警察局警官奎尔的证词也是这样:

萨顿检察官:日军占领前,在上海地区,公然买卖鸦片的情况,有?还是没有?

奎尔证人:根本没有。……在严厉的法律下,上海的人们不愿冒着被处以非常严厉的处罚的危险……如果做这种买卖的话,有的会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

……

萨顿:日本占领以前,上海地区的麻醉品……的贩卖情况如何?

奎尔:1938年以前,在上海没有看到过大量的麻醉品。关于麻醉品,中国人有个习惯,就是吸食红色块状的鸦片(即红丸)。它是由鸦片的渣滓、海洛因、糖精以及染色的药做成的。但是,这种习惯被逐渐清除,到1938年至1939年前后,已经很难看到。但是,就在这年以后,海洛因的数量逐渐多了起来。(14)

总的来说,华中地区各级政权在1935年到1938年为制止鸦片烟毒在该地区的泛滥进行了一定努力,特别是在战火尚未燃烧的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是值得肯定的,国际社会也是承认的。1936年,国际联盟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国民政府在禁止鸦片种植和贩运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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