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再到“官办”

1943年,日本“大东亚省”(由“兴亚院”改名)北京事务所与日本驻华使馆决定改组华北土药公会,加紧推行1942年11月提出的“华北地区禁烟禁毒制度实施要领”。12月30日,伪华北禁烟总局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提出“治本”与“治标”两个办法,认为华北不能完成鸦片统制的根本原因在于“禁烟”机关缺乏缉私力量与商人运销鸦片,现在应当改弦更张。治标方案有三:一是为确保税收,应恢复报贴制,促使鸦片商人收买民间鸦片,交纳销毁证;二是重新改组土药业公会,由原来的所谓“官督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资本仍是1000万,官商负担各一半;三是按照合同订购蒙疆鸦片,保证供应。

治本方案是,取缔土药业公会和鸦片烟膏店,即一切商人运销活动,将鸦片的运输、销售全部置于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设立鸦片专卖所经营;组织禁烟警察队伍,加强稽查力度;促使烟民登记,已登记的保证鸦片供应,没有登记的从严查处;指定区域集中种植罂粟,以便加强管理;华北地区鸦片需求按700万两计算,种植罂粟面积不少于30万亩(平均每亩按25两计算);严格管理戒烟药品,扩大戒烟医院规模;改组禁烟总局为禁烟公署,扩大其职权,禁烟公署总裁由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设副总裁一人,处理日常事务。(75)很明显,这一禁烟改革方案是“华北地区禁烟及禁毒制度实施要领”的翻版。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批准了禁烟总局的报告,1944年7月1日,土药业公会正式改组为华北土药业总公会,资本总额仍为1000万元,官商各一半,这样,鸦片的贩运与销售便具有了“官商合办”的性质。按照规定,新成立的土药业总公会的董事长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命,副董事长以及董事、监事由禁烟总局任命。该总公会负责鸦片的收购、制造和配销等业务。各地鸦片商人联合组成土药公会,负责批发鸦片,每两可以获得利益3元,鸦片烟膏店等零售商可以获取10元(当时鸦片烟膏售价为每两110~160元)。通过这些条例规定,禁烟总局试图将鸦片商人的贩运、销售活动完全置于其监视和控制之下。但是,政府机构毕竟不能操纵企业经营,制度的设计与现实问题的复杂性是有很大差距的,政府越是想垄断,越是弊端百出,越是效率低下,鸦片公会、批发商、零售商相互之间为着各自的利益而争执吵闹不休,鸦片市场一片混乱。

处心积虑的日本人再次提出新的方案。1944年9月,伪华北禁烟总局日方联络员要求撤销鸦片公会、土店等中间人,建议将鸦片的收购、运输直接控制在政府手中,通过烟膏店把鸦片直接销售给吸食者。10月,伪禁烟总局根据日本人的旨意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正式提出报告,建议对鸦片加强统制,撤销所有商股,撤销各地土店及地方公会,鸦片运输与销售完全改为官办。(76)这一报告立即得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批准,华北土药总公会因此成为禁烟总局管辖下的鸦片配销机关,鸦片利益全部收归官方。“所征收的调整费、禁政促进费、国库加价完全统归于政府,配给土药的手续费每两15元也已成为经常费,即维持公会日常工作的费用。”(77)此时,各地的鸦片供应一般由禁烟分局控制,直接批发给土店,然后由土店加工成熟鸦片烟膏,再批发给烟膏店,直接销售给吸食者。例如,1944年青岛市有5家土店:广华土店(经理孙乐华)、裕华土店(经理王兴周)、金城土店(经理王金龙)、兴华土店(经理王雪亭)、泰兴土店(经理赵百川);鸦片烟膏店共有73家,按1131盏鸦片烟灯征收灯税。

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7月,由于缺少鸦片储存,禁烟总局、土药总公会根本无法实施鸦片配销。1944年8月,新的鸦片开始收割、征收后,伪华北禁烟总局开始再度实施配销制,每月配给1500余包(每包为100两,约有150000两)。1945年春天每两鸦片配给价格为1400元,而土膏商人的市场销售价格为3000元左右。看到这个差价后,正在千方百计筹措战争经费的日本人立即决定夺取这笔利润,他们又搞了一个新花样。1945年5月4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阴泰密令禁烟总局征收所谓的“食粮平衡税”,每两鸦片加征1500元。根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估计,1945年4月尚有库存鸦片4000~5000包,加上马上运入的4000余包,(78)合计9000余包,每月配给1500包,可以配给6个月的时间。日本人不仅想到了伪禁烟总局掌握的鸦片,还想到了土膏商人的库存鸦片,打算最后狠狠地敲诈一笔。“假定依照配给与市售价格之差额计算,每两附征食粮平衡资金1500元,每月可收24000万元。如再将土药土膏各店现存之膏土,一律密令封存,饬其补缴差额,预计所存当在四五千万两左右,亦可收达六七亿元,总计本年5至12月所收,将在20亿元以上,以之充作调整食粮资金,当无困难。”(79)

这一密令下达后,伪禁烟总局立即执行,于5月8日转达密令,饬令各地禁烟分局封存土膏店库存鸦片,每两鸦片加征1500元的“食粮平衡资金”,同时“饬令领土人克速照数补交差额”。侵略者的算计虽然是精细的,但最终仍然落了个空,军事覆灭的命运注定了“食粮平衡税”的失败结局。1945年8月,国民政府代表在北平接收的鸦片共有957200两,合30余吨,估计价值法币30亿元。这批鸦片于1946年1月26日在东单练兵场全部公开点燃烧毁。(80)

这里必须予以说明的是,表53关于1944年鸦片收入的统计是偏低的,这是因为从1944年9月开始征收的两项鸦片税收没有计算在内:一是“禁政促进费”,二是“官土价格调整费”。从9月到12月,前一项收入为12879492.96元,后一项收入为18826228元,两项合计为31705720.96元。这两项鸦片税收加上各禁烟分局的各种执照费20262199.25元,共有51967920.21元。(81)可见,鸦片配销制严格实施之后,日伪政权的鸦片税收开始大幅度增加。就鸦片税收来说,毫无疑问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实施的毒品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表53 1942—1944年伪华北禁烟总局收入比较表

(单位:元)

机构名称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禁烟总局 2196769.98 27776333.68 14187202.45
北京分局 4502619.84 2334962.5 3538211.18
天津分局 552071.1 948159.8 664157.7
济南分局 473290.6 533104.85 522757.76
唐山分局 475523.4 852811.85 407618.2
青岛分局 404165.65 646564.3 396008.96
太原分局 4848932.17 261020.58 19067.4
石门分局 93521 103697.4 79896.5
烟台分局 228902 433797.8 322344.4
开封分局 567812.9 236441.7 125934
总计 14343608.64 34126894.46 20262199.25

资料来源:档案原件中的数据是按月编排的,本表系由各分局报表综合相加而得。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华北禁烟总局1942—1944年禁烟税收月报表》《1941年、1943年度各项税收实额调查表》,档号2050/319、2050/320。

还应指出的是,统计表中的数据是不完整的,许多数额巨大的项目在统计表格中都是连续空白。例如,1943年的鸦片税收明显缺少“保证金”的数据。按照规定,甲等土店每家的保证金为900元,乙等土店的保证金为600元,烟膏店的保证金为300元,售吸所则按照鸦片烟灯数量计算,每一盏灯为30元。统计显示,1943年的土店保证金为181500元,烟膏店的保证金为378000元,鸦片烟灯的保证金为204330元(登记在案的烟灯6811盏),三项合计为763830元,(82)加上本年度各项执照税34126894.46元,总额为34890724.46元。

1945年的前7个月虽然缺乏系统的统计资料,但根据伪华北财务委员会的报告,数量非常巨大。1945年5月2日,伪财务委员会准备把每两鸦片配价从1400元提高到3000元,陈述的理由是:“兹查禁烟总局每月配给之土药,约为1500余包,每包为100两,共约十五六万两,每两配给价格为1400元,而各土膏店领到之后,并不遵照定价配卖,其售价均在3000元左右,似应将此不法利润明令收归公有。以现存土药计有四五千包,足供3个月配给之用,尚有一批未到,如运到时,足供6个月配给之用。现在5月份者,业已开始配给,正在饬令缴价候领,一俟价款收齐,即行开始配土。假定依照配给与市售价格之差额计算,每两附征食粮平衡资金1500元(较现在售价并不增高),每月可收2亿4千万元。如再将土药土膏各店现存之膏土一律密令封存,饬其补缴差额,预计可收四五千万两左右,以可收达六七亿元,总计本年5至12月所收,将在20亿元以上。”依照这一可靠资料推算,1—4月合计销售6000包(每月销售1500余包,每包100两),每两鸦片配价1400元,总价值840000000元。5—7月合计销售4500包,每两配价3000元,总价值应有1350000000元。1—7月合计21亿9千万元,(83)这还不包括“现存之膏土”的加价收入。按照伪禁烟总局局长程希贤的说法,数量也是这样。他在1945年夏天说:“总计本总局每月经征费款四亿数千万元,会计责任之重大,已非昔比。”(84)每月征收“四亿数千万元”,尽管是在通货膨胀时期,这个数字也是够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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