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军阀的贩毒

西南军阀虽然在政治、军事方面与掌握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时有冲突,但在贩烟护烟,抢夺鸦片利益方面与北洋军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早在1915—1916年,滇军入川反对袁世凯称帝时就陆续将近500驮烟土(每驮2箱,每箱1000两,共计约百万两)陆续运进四川。这批烟土批发价每两4元2角,烟商们转手以每两七八元的价格卖出,但还是比川土便宜了一半。滇军将贩烟所得充作军饷,一些随军人员认为有厚利可图,一齐包揽了烟土的运售,从此开了民国滇军贩毒的先河,破坏了民初大好的禁烟形势。[36]

袁世凯死后发生的首起重大烟案亦与滇军有关。新任司法总长张耀曾、参议院议员袁嘉谷、滇督唐继尧部第五梯团团长叶荃等人从云南前往北京时私运烟土40箱(约7000磅),于1916年8月5日途径上海时被英租界工部局在旅馆中查获20箱。案发后舆论大哗。云南督军唐继尧闻讯后来电为叶荃等人辩护,坚称他们“均属品学兼优,洁清自好之士,决不至骫法营利私带烟土”。他的解释是“此次该代表等出省之时,因赶赴约期,除所带仆从外,同行之普通人甚多,并有多数商人在内,挟带烟土必系随从人等与普通商人勾结包庇之所为。至该代表等漫不经心,竟为奸人所期蔽,疏忽之咎,既无可免,而继尧失于觉察,咎亦难辞”。[37]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究竟谁期蔽谁,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

1917年,靖国军兴时唐继尧以滇川黔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派龙云、胡若愚两军赴广西。然两军将领领得饷项后大部分用来购置烟土,随军运走。沿途需要当地币制时即将烟驮打开,按需出售,所得款项用于军队开支,利润部分由带兵长官自由支配。这种做法玷污了靖国军的护法声誉,滇军在广西被人指为卖烟的队伍。[38]

1919年,驻四川省自流井的滇军不再禁止开设鸦片烟馆,“唯须购买云南运来之鸦片,每两价银五六元”。不过由于川土时价每两仅为1—2元,因此云土“销场大形滞塞”。[39]

1920年,云南开放了鸦片禁种,原筹饷局经办的半公开的鸦片运输捐相应改由再度成立的禁烟局办理。禁烟局规定鸦片在省内可以自由运输,但每百两须交纳滇票6元的所谓罚金,领取内运证。后来又规定从邻省运入的鸦片也要交罚金,而且将罚金抬高到滇票10元(不久又增加到20元)。1920年至1922年,全省每年约收罚金三四十万元。1924年以后,每年所收罚金增至100万元以上。

1921年2月,主政云南的唐继尧被顾品珍赶出云南,流落香港。当时就有一些日本浪人向唐鼓吹,说等到再回云南时,可用吗啡质很多价格又便宜的云南烟土加工制造成吗啡、高根、海洛因等烈性毒品运到长江一带售卖,可获厚利,而且烈性毒品体积较小重量较轻,比鸦片更便于携带。唐听后信以为实。1922年3月,唐继尧回云南夺得政权后,于1923年春乘禁烟公所总办兼富滇银行行长李鸿纶赴北京充当代表之便,命其携带日本驻滇领事的介绍信和各路著名烟土的样品到汉口,与日本的制毒机关接洽。双方密商条款如下:(1)由该机关介绍技师两人,与李氏一同回滇制造吗啡、海洛因等物,所需机械也由技师代买;(2)由云南曾在日本学过制药的人担任行政和技术补助事务;(3)烟土由技师化验后指定,收买供给;(4)制造机关密设于昆明,名曰“化学工厂”,不对外做任何事务,技师不与外人来往,所需饮食用度由云南优予待遇;(5)制成品由云南带到汉口,交由日本人代销。根据上述协议,经日本技师化验李氏带去的样品后决定以开化烟为主,以丘北及麻栗坝烟掺和补助。接着云南官方专门设立“泰丰隆”商号,采购开化、丘北及麻栗坝烟两万多两,同时在昆明南门外富滇银行货仓内设厂秘密制造。3年后,加工成精粗吗啡3000余两、海洛因1000余两。但李鸿纶派人将少数样品带去汉口日本制毒机关化验鉴定照约代销时,不料对方认定不合格因而不能定价销售,也闭口不谈补救方法。至此唐继尧只能赶走日本技师,将制毒机器和成品一并封存,直至1935年上述毒品才上交省财政厅,另存南屏货仓,并在1945年抗战将要胜利时以代用品名义分散卖给私人。[40]

1917年,贵州经过中英联合会勘之后鸦片产量锐减,导致了烟土紧缺,供不应求。鸦片烟价上涨到每两售价5两—10两白银。最早在贵州提出鸦片开禁的是督军、省长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在此之前只有刘显世的族人刘若愚主持的隆兴公司敢于仗势在昆明经营鸦片。隆兴公司常借经销土产为名夹运鸦片,出省贩卖。当时王文华手握全省兵权,为了广筹军饷,缓和部下为争夺护送烟商这一美差而产生的矛盾提出鸦片开禁。这一动议经刘显世提交行政会议及省议会通过,终于在省财政厅内设立了负责征收烟税的筹饷局,以财政厅长兼筹饷局长,向烟土外运商征收烟税,名为“饷捐”。规定所有外运商在烟土起运之前,必须按每担征收80元的税率向筹饷局完纳通关税,并在烟箱上加贴封条方可起运。贵州开烟禁后,鸦片商人趋之若鹜、激烈竞争。[41]刘显世还在松坎设立“护商事务所”,护运鸦片,且派亲信刘显潜、易荣黔用武装护送大烟至湘西、川东一带销售。

刘显世主黔时期由于贵州鸦片存货不多,烟税并不兴旺。1920年11月,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后,因大量收获新货,运售数量猛增,税收也随之水涨船高,逐渐充裕起来了。[42]卢焘当时还在广西百色开设兴隆公司贩运烟土到梧州,还派专人到梧与梧州镇守使韦荣昌洽商过开设分公司事宜。[43]1921年,对贵州西路烟土行情了如指掌的安顺人谷正伦任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后,乘机派出军需官到安顺护运烟帮,从中收取护运费及烟税。[44]

1922年3月,袁祖铭登上了贵州省长的宝座后,提出了“以烟盐为纲”的财经计划,把本省外销烟土的通关税,由原来的每担80元提高到120元,又建立了一个官商合办专营烟土的交易所,然后将收获的烟土交许开风旅的2000余徒手兵,每人在背包中暗藏烟土500两,由麻江出发,经过湖南洪江、常德,抵达汉口,所有烟款,全部用作购买械弹之用。[45]这年唐继尧之弟唐继虞长驱入黔,袁祖铭应战不及,退至川东就任北洋政府的川黔边防督办。

1923年,袁祖铭率黔军驻重庆,废弛烟禁,以“寓禁于征”为名,每灯收捐洋1元5角,行之不到一月,烟馆即达千余家。[46]在吴佩孚的包庇下,袁祖铭将搜刮来的大烟运到北京及湘鄂赣等省销售,所得钱款依然用于购买步枪、手枪装备部队。当时袁祖铭的军队完全控制了从重庆到宜昌一带的长江水道,使贵州对外贩运烟土畅通无阻。1923年10月6日,汉口警方检查榆荫里三号黔军驻汉筹饷处时当场查获烟土50箱,[47]经查系袁祖铭所运。事发后,督军萧耀南在袁祖铭的屡次电请下于21日下令警厅将查获的1278斤烟土提出发还,但据黔军驻汉代表刘少南声称“土虽发还,尚失去万余两”云云。[48]1924年春,第一混成旅旅长李晓炎奉袁之命将大批烟土运至北京,专门掌管趸卖烟土生意的是李的部下营长刘德一,刘营长当时住在李晓炎的把兄弟、北京警察总监田政臣的公馆里,田公馆自然也就变成了黔军在京囤放鸦片的货栈。其中,有6000两烟土由刘营长借用田总监的汽车卖给了在京的贵州籍众议员杜铸元。在四川李晓炎旅部译电员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经常翻译黔军系统卖大烟经纪人向部队长官报告卖烟账目的密电。

1924年底,袁祖铭靠鸦片生意扩充起来的队伍已达到6个师两个警卫旅。1925年2月,袁祖铭奉段祺瑞电令节制贵州全省军队并兼管驻川黔军。不久,袁的队伍重新接管了贵州,仍把鸦片运至长江各省销售。[49]袁祖铭驻防重庆期间,设“禁烟稽查处”征收特税,每担烟土收60元,并从中分拨十几元给同驻重庆的刘湘。但刘湘仍感不满意,于是另设“禁运总处”,争夺特税收入。后来刘湘与杨森联合,在1926年将袁祖铭赶出了川东。[50]1926年底,袁祖铭在常德被害。袁死后,他在常德开设的两家烟土公司被湖南军阀唐生智查封,袁所囤积的数十担鸦片被没收。[51]

两广方面的烟土生意是袁祖铭的部下、新任贵州省长彭汉章负责的。彭汉章采纳了其参谋长陈继宗、军需处长夏晴初等人的建议,在对两广运销烟土中断日久的情况下抽调精锐部队,护送鸦片商人通过梧州以上、柳江两岸的土匪活跃地区,收取大笔的护商费。陈、夏等人亦假公济私,自筹资金并挪用公款购入大批烟土一并装船运出,获利不小。[52]

四川各路军阀在防区纷纷征收鸦片印花税、起运税、落地税、过境税、出售税等,并规定农民必须把自己生产的鸦片卖给禁烟查缉局领有专门收买鸦片执照的“认商”,而“认商”则必须向禁烟查缉局按收购进来的数量缴纳运销捐,其中内销每担征300元,外销每担征600元。内销鸦片主要批发给当地的土膏店,再由土膏店把烟膏卖给鸦片烟馆。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曾发出军部通令,在其防区之宜宾、乐山、自贡、泸州等7个城市设立官膏栈,限定日期强迫私商将存烟低价卖给“公家”,然后再由各县府设立的公土推销处以高于市价一倍的价格卖给“公烟馆”。[53]他的兄弟刘文彩在宜宾担任川南禁烟督察总处处长时普设官膏店,公开出售烟土,此外,还设立隶属总处的护商队武装护送烟土。当时宜宾全城烟馆林立,公私烟灯在3000盏以上。[54]1926年春,杨森旧部进驻忠县、万县,杨在万县亦设立禁烟查缉处,并在万县设立分处,强迫川东十余县人民种植鸦片,自己从中搜刮。[55]

四川军阀还通过长江水道大量向外贩运烟土。1924年初,刘湘、杨森等人从四川运出的大批烟土在宜昌被王汝勤部扣留,后经双方代表讨价还价,于3月下旬将烟土从宜昌运至汉阳,暂存川主宫,共计350个木箱,重730担,由杨森手下的一个团长出面,以军饷不足为由包运包卖。由于烟土开价甚低,每两只售1.2元,汉口烟贩纷纷前往接洽。至3月25日,已售出1/3。另外,原先由王汝勤查扣的杨森甲子轮上包运的烟土,经洛阳吴佩孚来电疏解,也以收税45200余元后放行。直系军阀吴佩孚来电称,“彼此俱属一家,毋须因此争执,甲子轮所载之土,有照码号给半税,即予放行”。王汝勤接电后被迫遵照执行,但仍暗中密电吴佩孚,“请饬令川中将领刘杨等不得再有包运偷关情事,以免破坏军饷云”。[56]刘文辉之兄刘文彩在宜宾开办的新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装载宜宾烟土运往长江下游各地。公司“老蜀通”号、“元通”号、“南通”号、“昭通”号四条船在1928—1931年间至少装运了1亿两鸦片烟出省。另外,刘文彩在1920—1931年间在宜宾设厂大量制造吗啡,运销上海,由刘玉山代销。所获本利,由刘玉山就地代购各种军火。[57]

20世纪20年代初,新桂系取代陆荣廷政权后沿袭了旧桂系的缉私系统,而且还力图把与之合作的烟帮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原烟帮头目陆华书后来成了黄绍竑的把兄弟、新桂系军队中的一个营长。[58]

1924年秋,早已在广西梧州开设济通公司做烟土生意的唐继尧又派人赴广西游说李宗仁等人协商经桂赴粤,准备在广东就任大元帅府副元帅,并委任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条件是赠送云南鸦片烟土400万两价值约700万元。一俟烟土运抵南宁,李、黄即通电就职。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召开的高级干部会上对此事表示反对,但俞作柏在会上发言认为,“纵令我们不受唐氏委任,可否先取得他的400万两烟土,然后决裂。因为本军饷糈支出,七八百万元的巨款,对我军会有莫大的裨益”。此言一出,赞同者反对者都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说明主张拿烟土作无本买卖充实军饷的绝不是仅仅俞作柏一个人的意见。后来李宗仁深知骗唐烟土再行决裂的危险性,认为“如再和他敷衍,必然夜长梦多,足以动摇军心而偾大事,不如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刻和他摊牌”。[59]于是在唐继尧代表宣称400万两烟土已在运桂途中时果断将其拘押,给这起烟土案画上了句号。

在这之前广西发生政变,旧桂系的一个营长刘华堂(名日福)自称自治军总司令,开始在百色护送烟帮,抽收行水充作军饷,中饱私囊。[60]具体标准是每百两烟土摊交军费六七元。刘华堂在广西统一后改编为旅长。1926年,他电告黄绍竑宣称缉获私土70万两,呈解省政府。黄绍竑得到这批烟土后马上变卖,得毫洋70万元,用作筹办广西银行的资金,原已准备好的纸币也乘机出台。[61]

南北军阀逼民种烟自己贩烟的罪恶行径遭到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无情揭露和抨击。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曾在《向导》周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旗帜鲜明地表示:“军阀们……强截捐税,种烟贩烟,这些举动我们当然应该反对。”[62]1926年7月,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又发表文章指出:“种烟是军阀所强迫的,军阀因无军费,因要中饱私囊,如孙传芳要想得到一千万元的收入,便允许南通张状元包种鸦片,其余如刘镇华、周荫人及从前赵恒惕等,也因要想得到军费,便不得不勒令农民种烟。”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灾荒和米荒,是同各地军阀实行鸦片祸国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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