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的贩毒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状态。各路军阀拥兵自重,为争夺地盘厮杀不已。为了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军队的开支,几乎所有的军阀都依靠鸦片消费税作为自己经常性的收入。

1916年,王占元督鄂后与孙传芳商定,以地方协助军饷为名,准许武汉福记、福康隆、同康等8家公司领照开设土栈。这8家公推赵典之为代表,与驻军负责人协商议定每担(1000两)烟土纳“协饷税”200元,由烟土商负责在宜昌交货贴花,然后由“武汉”“飞熊”“楚雄”三只兵船包运到武汉,再卸至烟土公栈。军警督察处成立后又将土栈增加到16家。[18]1924年,大毒贩赵典之被官府委任为武(武昌府10县)黄(黄州府8县)禁烟总处处长,将缉私所获的烟土再派销出去。

1918年春,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与镇嵩军首领刘镇华商议后在陕西率先组织禁烟善后清查总局,打出“寓禁于征”的幌子利用毒品掠夺社会财富。陈树藩“在陕省各处设立运贩机关,派队护送,获利额巨”。[19]刘镇华在其直辖的十几个县每年大收鸦片烟税多达1500万元以上,超出了全省田赋一倍有余。[20]至1920年,全国播种罂粟的省份已有陕西、云南、湖北、河南、福建、贵州、四川和甘肃。至1922年,仍继续坚持禁令的省份只剩下山西和吉林了。

军阀们在鸦片的种植、运输和销售等各个环节上都动足了脑筋,巧立名目进行搜刮。种植鸦片要交“烟苗捐”、“烟苗税”;运输要收“印花税”、“起运税”、“过境税”、“出口税”和“护商费”,销售要纳“出售税”、“落地税”、“秤捐”和“佣金”等。在军阀们的肆意纵容下,一度绝迹的烟馆烟店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再度开张。

1918年3月,刘镇华继任陕西省长兼督军后,除了公设烟馆,包庇烟贩外,还与镇嵩军各路统领合资开设惠济公司,专门包送烟土,运至开封、徐州等处销售。[21]在人口不满五万的汉中,有1000多家烟馆,以此为生者不下二三千人。在居民不过200户的南郑县一集镇上,也有30多家烟馆。

1921年,陆洪涛任甘肃督军后也重开烟禁。他在兰州设立“禁烟善后局”,各县遍设分局,征收对烟土贩子的罚款。同时,又在省城设“烟膏税局”,各县同样设分局,各乡镇设分卡,征收所谓“熟膏税”。另外,陆洪涛还设立官方垄断的“联运处”,该处所征的运费为每箱1060两,数倍于商贩自运者。[22]在他的直接倡导下,甘肃省自1921年后又是罂花遍地、烟馆林立了。1924年,全省的鸦片税收入高达2000万元,“数万军队,依之供给”。[23]

1921年,在张北闲居的兵痞张成德拿到张北康保游击队长的名义后,收纳巡防马队旧部,招抚土匪,扩展势力,由于人马远远超出额定的50人编制,薪饷不敷,于是擅自组织部下赴热河贩卖大烟,并抢劫百姓财物。1923年冬,被张北县知事扣压,张成德非但不悔过自新,相反在伺机逃脱后发动兵匪哗变。[24]

1919年12月23日,湖南督军张敬尧串通驻湘第六混成旅旅长张宗昌的部下押送鸦片烟种子45麻袋(每袋200余斤),从奉天运至武昌鲇鱼套车站。麻袋包上标明“奉天发,交湖南第二路总指挥司令部查收”,拟要车皮由长武路运回湖南,因无护照被车站扣留,押运者顿时逃走。案发后知情者揭露:“此物由奉天往京汉路来者已运去一批,计二十袋(约五千斤)。”另一说是,此类鸦片种子“以前已偷运过数次,皆有运粮秣的护照,所以车站检查员难得察觉”。26日,车站检查员游泳请武汉学生联合会代印传单,指出张宗昌此举“原系效法陈树藩,通同张敬尧在湘广种罂粟以获厚利,以作彼五年之军费”。北洋政府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电令湖北督军王占元就地焚烧所扣烟土种子,以顺舆情。12月31日,毛泽东等24人以湖南旅京公民名义就此事上书国务院,指出湘督张敬尧到湘以来“言其流毒最大者,鸦片是也。自张督到湘省烟禁大开……鸦片及鸦片种子,自外埠装运到湘,不知凡几。张督劝民种烟,召各县团总,发子令种。长沙一县发子至四万包之多。湘民多相惊怪”。上书认为,此次张敬尧运毒证据确凿,“事关国家大禁与国际交涉,应恳钧院速即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25]

1920年10月,张作霖力保先前在湖南战线的张宗昌开复原职。张宗昌为表感激之情在湖南买了不少烟土派人带到奉天准备送给张作霖。不料这批烟土在奉天车站前面的一家中国人开的旅馆内被日本警察全部搜去,采运此项烟土来奉的3个军官在搜查时拔出手枪企图抵抗,结果被日本警察制服后送警察署,关进监牢。[26]

1921年,直系王占元的十八旅赵荣华部驻宜昌,经常护送出川过境的烟土。这年浙帮烟土商从四川购进烟土,路过宜昌,已谈妥由赵部派兵护送,不料一在海关供职的英国人因向烟土商敲诈未遂,向吴佩孚告发,结果整船烟土被查获,付之一炬。次年吴佩孚批准设立济宜办事处,由宜昌商会会长韩慎之任济宜办事处经理,于是在晚清被禁绝的土税号又应运而生,公开买卖鸦片,以烟土税济军饷。在济宜办事处的纵容下,宜昌土税号从开始的七八家增加到18家,而且还有大小烟馆100余家。[27]

1923年11月,宜昌军事当局公开允许鸦片公卖,“设鸦片公管局,专司其事”。鸦片商只要交纳200—450元的税便可公开将鸦片运到宜昌、沙市和汉口等地出售。鸦片烟馆亦明码标价,“每灯月收费1元”[28]。

在安徽涡北为姜桂题看守门户的三营毅军受姜之命兼作武装贩运烟土的勾当。这些军人由热河进关,从粤汉路到达开封,再用马轿车把烟土装运回亳县,由姜家瑞成钱庄经理李香南等人负责将烟土推销出去。亳县白布街杂货铺掌柜高某与姜桂题义子姜呈五搭上关系,在毅军中挂个名义,身后跟着成群的卫兵,专门来往于亳县、漯河一带,为瑞成钱庄打开了漯河这个码头的鸦片生意。[29]

由于马联甲主皖时征收烟税,导致安徽烟禁大开,“土贩不南趋上海,即北走济南”,于是鸦片烟土从蚌埠源源不断地进入山东各大埠,仅“济南一埠,每月销行,约在30万元以上”。[30]

1924年,张宗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入据山东,任军务督办。张在主政山东期间指使禁烟局总办姜寰以“寓禁于征”为名,下令各县广种罂粟,并且动用军队公开护运烟土。张宗昌的亲信们则趁机大开烟馆,牟取暴利。1925年,奉军进驻上海后,南市小东门、九亩地一带,在5月间一下子有20多家售土机关同时开张,公开营业,此风很快蔓延到闸北、吴淞等处。在上海各团体的强烈反对下,公开售土稍微有所敛迹,不过驻沪奉军为此却发生了争斗和内讧。[31]

江西自蔡成勋主政后,“设立拒禁毒品局,意在拒绝禁制毒品以遂其垄断专卖之私。名为拒禁,实为专卖”。蔡成勋将全省81个县划分为14个区,每区设立分局,招商包运包卖,并许调用军警护送私货。[32]1924年,江西旅京同乡会专门编写了《蔡成勋与鸦片烟》一书,对蔡的贩烟劣行进行揭露。

北洋时期东南地区最大的军阀是孙传芳。此人自闽入浙,由浙而苏,即挟烟土祸延五省。孙传芳部等人均携步枪、烟枪,遐迩皆知。该部进驻上海后设立的军警特别查缉处与刚开张的五福公司相勾结,贩运烟土,每次进口的烟土多达千箱以上,在高昌庙附近的起卸现场有海军加以护卫。查缉处撤销后,五福公司才闭歇。[33]

1924年至1925年,发生的两次江浙战争,与军阀们争夺上海特别是上海的鸦片烟税有直接的关系。马寅初指出:“所谓齐卢战争及第二次孙传芳与杨宇霆之江浙战争,实均为鸦片战争。”[34]

1924年,江浙战争结束后,北洋军阀第五师师长白宝山在上海与广商鸦片商行推销员郭海山结为把兄弟,合作做运销鸦片的黑生意。郭的联系人是白公馆的内勤副官马小柱等人。他们在上海购入鸦片装箱后,装上第五师的水师营船只,驶回墟沟海边卸下,搬入白家大楼的地下室储存,再成批对外销售。两年之内共经销烟土650箱。白宝山的部下缉私营副营长李凤山勾结南城人胡凤山合资开办怡记商行。该商行从外地或从水路运来的鸦片包装箱可以免检,一直搞到1927年第五师在南京溃散才收场。向以第五师为后台贩毒发财的海记商行也随之垮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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