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也是北洋军阀时期日本人向中国输入毒品的重点口岸。由于当时上海还不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因此日本人贩毒多采取走私的方式。
1919年夏，不到20天内连续有3起日本人在上海贩毒案被曝光。第一起是西田、高江吗啡案。日本人西田等7人先在大阪买进吗啡68磅、海洛因3500盎司来华贩卖。西田等人以货箱两箱满藏毒品，另以两货箱盛洋磁货，各用一相近的英文字母作号，编列号码，由日本邮船运到上海，贮入汇山仓库之中。高江则另托上海工部局之日本翻译中井，串通汇山码头买办王某，将毒品箱上的记号铲去一部分，令与洋磁货箱号码相同，然后将此毒品货箱冒充已办理过普通报关手续的洋磁起出，分次发卖。截至案发时为止，高江已得赃款25万元。第二起为泷喜代治吗啡、海洛因案。泷喜代治于1919年初在上海与日本茂木洋行之山口合谋，在大阪茂木洋行主任白地之帮助下分四次买进价值10万元的吗啡和价值5万元的海洛因，他们将毒品藏在鲜鱼腹中，直接由日本运到上海，骗过海关入口，全部卖给洋泾浜之兴隆号。所有毒资，均由兴隆预付，经三井汇交大阪茂木洋行。可见，泷喜代治做的是空麻袋背米的无本生意。第三起是森鼻五朗案。森鼻毕业于专门学校，有药剂师职称，却私藏鸦片烟丸四磅于衣箱箱底前来上海，当场被上海海关查出，送交日本领事署惩办。[120]
另据报载，日本人铃木范三勾结由上海回神户疗病的村上学之助、山本正三等人组织密贩烟土团伙，从1919年1月起，收买开往上海航线的各船船员专门密运烟土到上海。1921年1月31日，与之合作的八幡丸邮船进入门司港遭人举报，海关接报后立即登船检查，结果在铃木范三的乘客行李中查出了贩卖烟土的账簿和上海神户间的多件密码电报。经查，铃木至上海贩毒已有26次，每次可获1.5万—2万元，各贩毒团伙家中“箱笼之中，俱满盛纸币银元等无数”。[121]
先前在神户至上海航线海王丸工作过后住在神户户幡町的高桥一郎也是个毒贩。1920年11月，高桥与老相识、上海英租界的萧干臣在神户密谋贩土100件，价值150万元。具体由高桥的友人野村出面经办，分别将烟土秘密发往上海、青岛售卖。至1921年2月，被门司海关查获时，“已运去上海者35件，运往青岛者45件”。[122]
另据1917年青岛海关报告，“是年输入青岛之熟土共45担”，有人估计“至其确数，则当50倍之”。[123]
